摘自:《中國大歷史》 作者:黃仁宇出版:三聯書店

五四運動:1917-1921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當日午後1時30分，3000個學生代表北京13所大學和學院集結於天安門前示威抗議凡爾賽和會將德國在山東所享特權劃歸日本。這種特權出目“勢力範圍”，也是不平等條約中令人最不能忍受的部分。中國因1917年對德宣戰與以後派遣勞工服役於戰場，已站在戰勝國一邊，井且因為宣戰而早已卸除了對德的條約關係。可是在凡爾賽，中國不僅無法分得任何勝利後果，反要將本身領土之完整作為特權轉讓去滿足另一戰勝國，這是前所未有的例子，也更令人髮指。可是會議中將各項秘密條約公開時，中國的地位已動搖。

過去勸說日本參戰之各強國已事前各別保證作如是之轉讓。更使中國地位受損害的是，日本代表團當場公佈以前東京與北京間所交換的文件，證實中國軍閥主持的政府曾作同樣的認可。 5月4日，示威者發散傳單申明中國人決不承認賣國賊將國家主權轉讓與人。他們遊行到東交民巷，將通知送交各國使館。當日下午，他們決定和3個內閣部長級的官僚對頭，因為他們對上述文件負有責任。其中之一被學生毆打，另一人之房屋被放火焚燒。巡警出面彈壓，學生32人被拘。

不久這消息即傳遍中國。新聞界表示對學生同情，一時遊行示威罷工罷市如野火之燎原。北京政府只好認錯，被押學生開釋，受指控之官員撤職，內閣也引咎解職。中國出席凡爾賽和會代表團則拒絕在和約上簽字。這山東問題終在1921至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解決。美國總統哈定與國務卿休士召開這次會議，日本代表團取消戰時的秘密協定。 1922年簽定九國公約，中國才算收回了山東主權。

今日學生示威已是家常便飯，電視熒幕上重見疊出，confrontation（對抗）也成了常用語，我們已難回味1919年現代通訊尚在嬰兒時代期間五四事件之非常性格。讀者可以想像中國是一隻潛水艇夾肉麵包。雖說皇帝這一職位已由1912年取消，科舉考試也於1905年停止，社會之改造卻仍未開始。迄1919年，新式工廠內之勞工估計只在100萬至250萬人之間。雖說兩種估計間之差別大，總而言之，較諸中國龐大之人口，其數仍不過水桶中之一滴。這國家未曾多元化的經濟可能提供的工作至為有限，尤其缺乏現代社會之不同部門。專業工作猶集中於通商口岸，通常由外人主持之市政府掌握。

知識分子發現自己並非社會上之“不適分子”，很少人能心安理得為自己與任何現存社會經濟集團視為一體。因為缺乏出路，知識分子常有歸返以前社會習慣之趨勢。縱為新學制的大學生，不少仍持著日文士官僚型態。既為受有教育之精英，他們自認為昔日官僚集團之繼承人，應當有資格獲得同樣的安全與特權。這樣一來，五四事件超過了一場示威與抗議，它要各個人參與。如果這群年輕人覺得潛水艇夾肉麵包內的萵苣葉和蛋黃醬缺乏構造的嚴密性，因之無從發揮應變能力，他們無可推接，也無旁人可以責備，只能自己應聲而出解決問題。這信息開始傳布時，這上面的一塊麵包開始變化，打破2000年來的慣例，因此成為以後50年長期革命之工具。

（注:中國就像一個龐大的“潛水艇夾心麵包”。上面一塊長麵包稱為官僚階級，下面一塊長麵包稱為農民。兩者都混同一致，缺乏個別色彩。當中的事物，其為文化精華或者施政方針或者科舉制度的要點，無非都是一種人身上的道德標準，以符合農村里以億萬計之的小自耕農的簡單一致。以這道德標準輔助刑法，中國缺乏結構上的實力足以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她缺乏必要的應變能力。）

這種行動成為可能，因有後面之激擾與醞釀。把這背景更向後推，我們更要提及幾十年來教士的工作和開通商口岸以來中外的接觸，以及自強運動之遣派留學生。又有偉大的翻譯工作人員，如嚴復與林紓，他們使孟德斯鴻、亞當斯密、大小仲馬、巴爾扎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國讀者見面。只因為“五四事件”不過是學生運動，中國的作家和歷史從業員認為另有“五四運動”，是為知識界準備工作，以激盪其行動。這運動由大學教授組織，在各學府構成，尤以北京大學為最。在歷史上它可以看成以1917年為始點。經過五四事件之後，這運動傳得更遠大。只是行動上更增加動力的時候，五四運動之為一種知識界運動，只持續了約2年。大概到1921年夏天，它可說用盡了它的燃料。

知識氣氛:重新審理中國文化

在構成這知識氣氛的工作中，貢獻最多者為蔡元培。他自1917年以來是北京大學校長。以翰林編修的背景往德法兩國留學，蔡元培在中國知識界有其獨特地位。他也曾在民國政府裡任教育部長。他在北大所聘的文學院長為陳獨秀，陳也是前清獲得舉人地位以後才留學日本及法國。從事革命多年之後，陳在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誌（封面有標題．La.Jeunesse）。雖任北大教職，陳繼續著他的編輯工作。 《新青年》行銷達16000份，在當日可算傑出。蔣介石是這刊物的經常讀者；毛澤東自稱受這期刊影響，而且曾在《新青年》發表文稿一篇。

在此雜誌最為人稱道的1919年一月號，陳獨秀宣稱他的指南針無上“賽先生”及“德先生”，亦即科學與民主。這篇論文在中國的反響遠逾於執筆者想像。陳獨秀所稱科學，著重於社會科學，而非自然科學。他的科學方法堅持有組織而經恆的“不相信”，與培根及笛卡兒的態度相近。中國的傳統，認為道德標準持久不變，真理與威權同時由上流傳至下，陳的論說因之有革命性格。即是民主這一觀念，尚未用以發揚去支待代議政治，陳獨秀先利用為打破偶像的工具，攻擊的對象為傳統習慣和儒家教條。陳使用“民主”這名詞幾乎與“個人主義”，“自我主義”可以互相交換。讀者應注意，迄至當時（甚至今日）個人主義在中國社會裡帶一種被否定的含義，個人主義即係缺乏公眾精神。

在這雜誌裡有好幾個作家盡力抨擊時人認為“國粹”之傳統道德。當中諷刺最力者為周樹人，筆名魯迅。周樹人早歲在日本學醫．此時在教育部任僉事（科員）。當陳獨秀以論文辯說時，魯迅以短篇小說及短篇評論發揮他筆下專長。他的一段短篇小說，題為“弟兄”，數年之前發表於其他刊物，最能表現他觀察之尖銳及他對傳統道德所持之刻薄態度。據評論家研究，事實上此文有若干自傳成分。其中提及一個公務人員平日以篤於手足情誼見重於人，有朝發現他弟弟病重。在夜晚等候著醫生上門診治的時候，他心頭感到如軸轆似的上下不定。他以為症像是猩紅熱，也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無力資送三個孩子再搭著兩個侄兒上學。醫生診斷發現井非猩紅熱，不過是疹症，他也鬆了一口氣。不過，夜間的緊張仍不能使他夢寐之間忘卻。那晚上他夢見弟弟死去，他讓自己的孩子上學而不及於侄兒。一個侄子吵著要去的時候他伸手給一個耳光。他看著侄兒滿面流血而從夢中驚醒，仍不免汗流浹背，喘息未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維他骨肉情深。

李大釗也是《新青年》編輯委員，與陳獨秀工作時接近。在北大他是圖書館長。李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從日本作家的筆下得與馬克思思想接近。在《新青年》裡，他發表了苦於關於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的文章。他的立場表現出當日中國知識分子所遇難關:雖有無數理論上的選擇，卻缺乏一個實際上的方針以解決面前的問題。李大釗於是集合中外思想予以裁剪選擇，構成他自己的一種系統。不過其結果並非一種無光彩的妥協。不像陳獨秀，他沒有放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他也預料到中國的革命會扯上一種強烈的農民運動。他不規避暴力，而認為引用暴力去推翻一個以暴力起家而且用暴力作行政根據的政權並無不合理之處。他提到民主與自由，卻又用道德的名義強迫執行使之兌現，有如盧梭。在這些方面，他留給毛澤東的影響至為深重。在北大圖書館，他也僱用毛澤東為臨時工作人員。

在這群思想家之間，代表美國的影響者為胡適。他畢業於康乃爾大學，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此時在北大為哲學教授。胡對五四運動主要的貢獻為提倡白話文，以代替傳統的文盲。他的性格和思想上的立場與以上的同事相反，他主張實用，而不主張以“主義”作標榜，因此他沒有被當時青年熱烈擁戴。後者多為革命之浪漫主義者，企望找到一種意識形態的公式得到立即解放。胡的實驗主義（也是主義？），一部分來自其美國老師杜威（John Dewey），可以用“一點一滴”的觀念概括，因之他不両國民黨所統轄的城市都在拘捕槍斃共產黨員，蔣總司令和國民政府以自衛為解釋。他們提及共產黨人陰謀從內奪取政權。共產國際甚至鼓勵中共對蔣作人身傷害。中共和一部分外國人士則指摘蔣介石背信，他有了上海金融界支持，已不需蘇聯援助。

美國新聞記者艾薩克（Harold Isaacs）稱這段分裂為“中國革命之悲劇”。這“悲劇”也可以由五四運動領導人物之出處一眼看出。李大釗為中共發起人之一，被張作霖於1927年拘捕後絞死。陳獨秀也是中共發起人，並且被選為第一任秘書長。因為1927年所受的挫折，他首先被黨中人士罷免秘書長，次又開除黨籍，以後他更被國民黨政府拘獲而判徒刑，1942年因癌症死於獄中。蔡元培利用他為國民黨元老的身份保障人權，防制以學生運動遂行政治目的。直到1940年去世，他一直不受南京政府〔後遷重慶）歡迎。魯迅替上海一家報紙寫專欄，也在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里活動，卻終身不離開上海公共租界，最後死於1936年，享年55歲。胡適在國民黨統治下任北京大學校長，日後他的著作極受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無情批判。 1958年後他在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死在任上。此外尚有五四時代的學生領袖，如羅家倫和博斯年，都在台灣以教育家的地位著稱。但是20世紀中國一大哲學史家馮友蘭留在大陸，受當局批判無數次。

從這剖面著來，即見問題之大非國民黨或中共能全部掌握。 1920年間，這大問題構成相當的壓力，逼迫著中國受過教育的精英與傳統分離。倘非如此，這批人士也仍會依老例以文人而任職為官僚。可是縱然如是，這種運動也方才伊始。如果要使中國能以數目字管理，所有的改造還要達至下層，影響到所有農民。即是李大釗和毛澤東有了若干從何處動手的籠統觀念，此刻也無人能寫成計劃按步實施，也決無人能在此時夢想整個衍變竟是要將一種“商業系統”加之於下面這巨大而且混同一致的麵包上去。

1927年，李大釗已被絞死，周恩來剛在上海逃脫，毛澤東決定上井岡山組織武裝部隊。這時候，當權的人和在野反叛的人同樣不能了解他們自己的行動已是以前歷史之所無。熱烈的馬競思主義者也只能想到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再進而為社會主義，然後完成共產主義。他們將“主義”翻來覆去，也不過希望模仿蘇聯或可將革命縮短，在以上程序裡減省一兩步。只是要從組織農民著手，這提議就已使陳獨秀不能容忍。他想不開何以世界上最前進的計劃可能在人類最冥頑落後的分子手中完成。

這時候，即是瘋狂的人也不敢預言，僅是要在中國全面行使以貨幣管制的方式，即先要經過蔣介石五次對紅軍的圍剿，中共的突圍長征，西安事變，八年抗戰，接著又有四年內戰，更還有稱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亂局；即使是我們也不能想像這一切為必然。假使不把過去三個大帝國演變的程序擺在腦中的話。將一種新的組織之原則加在一個泱泱大國頭上，確有愚公移山一樣的困難，何況在改造過程之中這國家的人口又從當初的5億左右增加了一倍。

黃仁宇簡介

英文名Ray Huang，（1918年—2000年1月8日），湖南長沙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中國內戰期間的國民黨軍官，後以歷史學家、中國明史專家，“大歷史觀”的倡導者之名而為世人所知。

早年

黃仁宇於1919年生於湖南長沙，其父黃震白曾為同盟會基本成員，其後淡出。黃仁宇早年在湖南家鄉生活，1936年曾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係就讀。時抗日戰爭爆發，黃仁宇僅就讀大學一年級就決定輟學。

國民黨時期

輟學後黃仁宇，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期間認識田漢、範長江等人。後來《抗日戰報》停刊，黃仁宇進入了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成為第14期步兵科的一名學生，同學中有作家田漢之子田海男和政治家居正之子居浩然。畢業後獲分發至陸軍步兵第14師，成為少尉排長、中尉代理連長，後任新編第一軍上尉參謀，跟隨鄭洞國將軍。抗戰勝利後隨鄭將軍赴東北，參加國共內戰。不久考取留學資格，赴美國雷文沃思堡指揮參謀學院學習，學成回國後任國防部第五廳科員，而後成為中華民國政府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將軍的副官。 1950年朱世明被國民政府懷疑計劃率領代表團投奔共產黨，而遭到解職，黃仁宇隨之退出軍政界，遠赴美國。

學術生涯，美國時期

憑在美國陸軍參謀大學所修的學分獲密西根大學的取錄，攻讀新聞系，1954年獲學士，1957年獲碩士。由於言語上的局限，黃仁宇其後轉攻歷史系，並於1964年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成為學者余英時於密歇根所指導的唯一博士生。曾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即現費正清研究所）（1970年）。他曾參與《明代名人傳》、《劍橋中國史》時英國劍橋大學凱思學院院長李約瑟博士主持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的集體研究工作。

1979年他離開教學崗位，專心寫作，先後出版了《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以「大歷史觀」享譽華人學界。因之他後來經常到台灣的大學演講作學術交流，並曾在《亞洲週刊》撰寫專欄。

2000年1月8日因心臟病發，在一場音樂會開場掌聲中，沉睡在夫人懷裡，一睡不起，逝世於紐約。

他的著作近年來在海峽兩岸頗受歡迎，但也有許多學者質疑與批判其觀點。

婚姻家庭

黃仁宇娶美國女子格爾為妻，並育有一子(傑夫)。

學術建樹,大歷史觀

黃仁宇主張「歷史上長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數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等概念，是技術至上的論調，透過實證主義，以技術角度談論歷史，避免讓歷史淪於意識形態爭執。這種觀念即為大歷史觀（macro-history）。大歷史觀對於英美微觀剖析歷史方法的一種反動。強調不通過對歷史人物短暫生涯的探究和歷史事件的孤立的分析來研究歷史，而是要通過對當時歷史社會的整體面貌分析和把握進行歷史研究，掌握歷史性社會的結構性特點。例如在《萬曆十五年》中，不探究歷史人物的善惡忠奸（黃仁宇主張歷史從不應該是批判善惡的歷史），他與李約瑟稱這主張為技術辯證，而是把他們放到整個明代的社會框架中進行研究，強調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之後的邏輯關係和政治文化構架。

「大歷史」（macrohistory）的理論表明，時代走向這種現狀，是由無數社會、物質上各條件所堆積起來的，歷史舞台上那個「關鍵角色」往往只是個角色，讓任何人來扮演都可以，我們熟知的人物只是正好在那個時間踏上了舞台，坐上了歷史早準備好的空缺。這在其作《中國大歷史》一書中表現無遺，謂中國版圖架構的形成，「當中無可避免有其地理歷史因素在，有二千哩容易被人侵犯的地方，中國不得不構成一體...」

萬曆十五年的敘事探討

歷史學家江政寬認為《萬曆十五年》中，黃仁宇對人物的刻畫往往帶有一點心理史學的影子，在以往，人物的心思一向是文學家馳騁的領域，黃仁宇雖然去揣測人物的想法、動機等，但不能意味這非歷史研究，因為黃仁宇的推論或想像皆有廣博的史料支撐，故應將之可視為「以文學手法撰成的歷史著作」。也因如此，冰冷的歷史在黃仁宇的筆下生動的展現在讀者的眼前。不過黃仁宇的敘事體仍有其缺點：第一點、黃仁宇勾勒人物心思的筆法是經由「結果論」而產生的，因為歷史已經發生過，所以黃仁宇才有能其推斷，這與心理學家所使用的方式不同，因此黃仁宇的推斷是否妥貼，還有待商榷。第二點、在歷史想像的部分黃仁宇用的是「肯定」的語句表達，因此人物在無形中就被附加上了黃仁宇想像的性格，顯然太過武斷而不夠謹慎，可謂歷史想像發揮過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