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先民在東亞特殊地理環境的作用下，形成同質的大板塊，由此建立起來的古代超級帝國的規模效應，形成了抗衡、適應外部環境挑戰的強大生命力。另一方面，帝國的科舉制度雖然強化了文化同質性，有助於文化生命的傳承，但也造成文化變異能力較弱，這是二十世紀中國近代化挫折的重要原因。

中國現在正處於非常重要的歷史轉變時期。幾年前我曾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做學術訪問，記得他們的研究部主任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是從中國來的，現在你們中國的國運很好。”這使我想到了一個民族和個人一樣，都是有它的命運的。鴉片戰爭和洋務運動以後的這一百四十年，我們民族充滿著災難、矛盾與深重的困境。大家都說，最近的三十年是自洋務運動以來一百四十年中最好的時期。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由於國難深重，人們自然要追究傳統文化的責任，知識分子中占主流的是激進的反傳統主義態度，五四思想先驅者喊出的“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扔到茅坑里去”的口號曾經引領了好幾代人。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力的強大，我們民族的自信心逐漸增強。這些年來，中國人對自己傳統文化的態度開始出現重大拐點。政府每年都祭祀黃帝陵，炎黃帝被視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先祖，從官方到民間，均出現了回歸傳統文化的可喜變化。儒家文明越來越成為公眾關注的學術問題。今天我想談的是，從傳統、歷史來看，儒家文明的生命力究竟何在。從歷史上看，它有什麼優勢與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