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十幾個朝代當中，最不喜歡的就是明朝。因為個人覺得除了明以外，歷朝歷代總有點令人驕傲的事情發生：秦皇漢武自不提，此下魏晉有風骨，隋唐霸萬世，五代大融合，兩宋盛商貿，元朝出了個成吉思汗，這一路的中國經濟與社會都走在一個正常的螺旋式上升發展的軌道；而大清雖是帝國的終結，康乾百年盛世也尚有幾分香艷風流。可明就讓人覺得是個乏善可陳的朝代——極度低效的政府，刻板可笑的製度，空虛無物的精神，縱樂荒誕的社會，那本是可以改變世界的鄭和下西洋事件也因為此後中國歷史發展軌蹟的南轅北轍而變得愈加悲壯。

有明一朝，封建制度最醜陋最腐朽最搖搖欲墜的一面都表露無疑，整個中華帝國就如同披了錦衣的朽木，真個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正是因為如此，明是許多研究中國史的學者最喜歡關注的朝代。 黃仁宇先生便是其中一位。黃先生本身也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本是國民黨軍官，二戰後以不惑之年始治學，竟成為在東西方都享有盛譽的史學大師。黃先生倡導著名的大歷史觀，即把幾千年中國史看成一個渾然一體的血脈線（當然本身也是，只是能做到這樣必須對整個中國歷史有宏觀性的駕馭能力），而每一個斷面的觀察都與這個血脈緊密相連，斷面的特質由前期的狀況引致，而其狀況又決定後期的特質。在這一觀點下，黃先生的著作常高瞻遠矚縱躍千年，卻唯一地為明朝單獨立書作傳，且不止一本，包括他最著名的《萬曆十五年》。

《萬曆十五年》成書於20世紀70年代，最初是英文稿，題目是《1587 - A Year of insignificance》【原評書名有誤，正確應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竊以為這一英文標題更加切中要害，因為就在這看起來毫無特別的一年，中國社會平靜表面下的暗潮湧動決定了這個偉大帝國數百年後的慘烈沒落，站遠了回頭看，這Insignificance就有了濃重的嘲諷和惋惜的意味。法語版的譯名則更加直白：《1587 - Le Declin de La Dynastie des Ming》，大家應該可以看出是什麼意思吧。

書的中文版很早就看過，在英國時買到了英文版，讀了小半部分，終因晦澀艱難還是回頭把中文版重讀了一遍。書當然是經典之作，黃先生也以致力於給普通國民樹立民族歷史性格而聞名，但我覺得這本書還是要那些對中國歷史已經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注意不是“掌握”或“研究”）的朋友們才能看得比較透徹。因為這到底是本史學專著，其中涉及了大量歷史背景知識，同時以黃先生的大歷史觀，若不能常常把書中描述放到中國歷史的整體構架中去看，此書的精華就失了十之六七了。若是仰慕黃先生之名來看的朋友們，建議從《中國大歷史》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地北天南敘古今》三本開始，會比較輕鬆愉悅，也能對大師的大歷史觀有一個更加直觀的理解。

題目看起來和年份有關，書的內容卻是關於七個人的。萬曆皇帝自然是少不了的。朱家16位皇帝里面除了朱元璋和朱棣這對狠心父子之外，其他14個人的治國水平加起來估計還抵不過一個14歲開始親政的康熙。這16個人每個人在野史上都有一段相當有賣點的記錄，我們的萬曆同學那就更值得大書特書了，早期重用張居正還“中興”了一把，但“宰相之傑”張元輔老師掛了之後，這位仁兄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不下，竟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 1587年，正是這位仁兄“閉關”前夕，皇帝和文官集團之間的矛盾已經非常明顯。這可以看作是封建君主集權和“民主”議政之間的博弈，事實上這個時點的西方也處在類似狀態（距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已經不遠）。眾所周知，兩場博弈的結果是截然相反的，民主的火種很快在歐洲大陸上全面鋪開，而大明帝國則繼續在昏暗的封建道路上走它的不歸路。

書中繼續羅列一些瑣碎的細節，看起來漫不經心，卻讓人讀起來心生涼意，因這點點碎語正似大風起於青萍之末，徵兆著一個帝國的崩潰。元輔張居正已經死了五年了。改革家在封建中國從沒有好下場，商鞅被車裂，王安石被罷免鬱鬱而終，張居正呢，生時有多風光死後就有多慘烈，真是出來混遲早都是要還的啊。小農經濟的強大根基像一塊巨大的石頭，誰妄想搬動它只能砸了自己的腳。那個世間第一清官和第一榆木腦袋海瑞也在這一年故去了，一個僵硬體制裡最清亮的那顆螺絲釘沒入了塵土，剩下的只有腐朽和更僵硬。明朝政府制度的荒誕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農民皇帝朱元璋認為“小國寡民”就是最理想的社會形態，於是大家都不可以富，所有人都要平等地貧窮著。政府官員的俸祿少到難以糊口，而區區幾兩白銀的貪污就可以問死罪。海瑞同志的偉大並不在於清廉，而在於堅持。他對這樣看起來根本沒有任何邏輯的政策主張竟要100%地照辦，而沒有意識到其實自己也是犧牲品。黃先生另有一書《十六世紀明代之財政與稅收》，裡面描述的明朝政府財政體制之混亂簡直讓人難以相信，這樣一個脆弱的金錢鏈條竟可以讓一個如此龐大的帝國繼續運作下去的，除了明朝大約沒人能辦到。主流輿論對工商業的限制和打壓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政府因為太窮於是妄想控制所有可以產生利潤的經濟活動，“官與民爭利”和200年後一個叫Adam Smith的英國人提出的”The Invisible Hand”形成了鮮明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