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在中國與海外華人世界中，也許已經獲得了迄今為止歷史學著作中最為廣大的讀者群。我在互聯網搜索引擎上所見到的涉及這本書的網頁居然高達1350萬篇。這足以見證這本二十萬字的小冊子的社會影響力。

多年以來，我們是在枯燥的刻板的教科書的熏染下，來認識與理解既住的歷史的，沉重的考試壓力與功課負擔，使我們很少有機會，去發掘歷史中的趣味與魅力。久而久之，我們先人的歷史，在我們頭腦中只留下一些枯燥刻板而又簡單的印象。幾年以前，曾聽一位老學長說過一句頗為令人心酸又發人深省的話，他說，“你想對歷史不感興趣嗎？那好辦，就去讀讀咱們的歷史教科書吧。它們一定會幫助你實現這一願望。”

多年以來，我們，以及比我們更早讀書的哥姐與比我們更年幼的弟妹，都多少有過這樣的體驗。長此以往，完全有理由擔心，在原來的歷史教學書體系影響下的我們這一代人，以及比我們更年長或更年幼的中國人，也許就會與自己的歷史中斷了精神上的聯繫。我們將只生活於這樣一個既沒有“過去”，因而也沒有“未來”的現實世界中，生活於一個與自己的歷史文明中斷了對話與交流的世界中。而日益迅猛的全球化潮流，只能進一步加強這一趨勢，而決不會改變這一趨勢。我的姨夫是中學里當歷史老師的，他常常問我，為什麼只對數理化有興趣，而不願意學歷史或其他文科，我只說了一句，歷史太簡單了，其實這是氣話，歷史當然不簡單，但教科書的卻簡單得只剩下四大發明，趙州橋，陳勝吳廣，再加上個張騫通西域，如此而己。

一直到了第一次在朋友的介紹下讀到了《萬曆十五年》，才使我與許多同輩讀者一樣，大吃一驚，原來歷史是這樣的，原來歷史是可以這樣寫的！古人世界的刻板印象居然從此一掃而光。黃仁宇的生動文筆，淡淡的幽默中透露出來的人生智慧，講述明帝國宮城中的生活場景，似乎是那麼信手拈來而不經意，卻包含了來自於作者化三年之力研讀過的厚達1000多冊的《明實錄》中信息。例如退朝後的百官們對司禮官唱調的嘲笑，例如大漢將軍320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齊聲重複九歲皇帝的“拿去”，獻俘儀式上的這一場面實在令人浮想許久。

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史學上的功力以及文筆的生動流暢，並非如一般通俗史著那樣，僅僅是單純地講幾個故事，提高點讀者的興趣而己。這本書裡貫穿著作者對中國傳統文明的命運的理解。他把一個一個與我們一樣有血有肉的活人介紹給了我們，讓我們也去了解他們在人生體驗與命運糾纏。 《萬曆十五年》引導我們去思考一些過去從來沒有想過的更深刻的東西。揭示了中國傳統文明的沉重的一面。

如果有人問我，你能不能用簡單幾句話，說出讀《萬曆十五年》給我的感悟，那麼，我要說的這句話就是，中國傳統文明，已經越來越像一張碩大無朋的、無形而又無所不在的網，它把所有的人定格在這個網絡的每一個格子裡，讓他只能以他必須遵從的方式去說話，去行動，去追求，去哭，去笑。如果不是這樣，他將無法在這一個社會裡生存下去，然而，一旦他這樣做了，他可以生活下去，但他的命運與從此早已經註定了。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例如，張居正是少有的能干人，他深受皇帝信任，位極人臣，並能利用這種信任去做一番大事業，可惜他注定要成為死後的製度犧牲品，明代取消宰相一職，張居正只能是皇帝的顧問，而並無正式的決策權與任免權（見本書73頁），這一特殊地位與角色，使他不得不“名不正則言不順”地去引用私人，以造成一個推進他的事業的文官派系，並玩弄一些不那麼中規中矩的手段。其結果就是，凌駕於官僚群體之上的他，必然結怨甚多，在道理上自然會惹人口實，死後被他的政敵清算一空。

取代張大學士的首輔申時行，頗懂得在朝中的放低身姿的為官之道，是個“和稀泥”的好手，也許在當時情形之下這算是既明哲保身，又能調節人事關係的最合適的做法，然而，在處處受到體制與人事關係的約束的條件下，他的妥協又被政敵攻擊為“只顧目前適應，放棄原則”（84頁）。

在作者的解讀下，明朝皇帝也並不是天生的壞人，萬曆皇帝，以及正德皇帝，這兩個皇帝，同樣是有七情六欲的大活人，帝國的網卻使他們的人性與制度發生持續的衝突，並變得越來越不近人情。在與強大的文官制度的較量中，正德皇帝狡詰而叛逆，放蕩而浪漫，如果活在現代，他可能會是一個好的棒球運動員，然而不幸他生於那個環境，精力充沛的他為了擺脫宮中無趣的生活而居然御駕親征，竟封自己為威武大將軍。而萬曆皇帝，由聰慧好學、有遠大抱負而逐漸變得心灰意懶，成為中國歷史上數十年不上朝的最不負責的天子，並種下了明帝國敗亡的最初的種子。

同樣，模範官員海瑞、不知疲倦的大將軍戚繼光、哲學家李贄等人，則在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飽受煎熬，這些人最終都沒有做到功德圓滿，有的甚至身敗名裂。為什麼明帝國上至天子，下至百官中的這樣一些傑出人物都會遭受這樣的命運？這是因為，由我前面所說的“天網”已經日益牢固地束縛著人們。這個天網就是由儒家的道德說教，複雜而繁瑣的禮儀、百官必須遵守的各種官場規矩與潛規則，以及用作者所說的祖宗傳下來因而不可更改的“原始而簡單的製度”（ 179頁）。

在作者看來，“皇帝的職位是一種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機構，而每一個皇帝又都是一個個人”，作者所的這句話，使人們把批判的視角，從一個一個的具體歷史人物，轉移到更深刻的社會背景上去。作者還進而指出，“當日的製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這句話遠比對封建主義專制體制的抽象批判更有說明力。

這個貫穿於明帝國的政治上的天網又是如何形成的？其實，它又是那個時代的人們自己編織起來的，為了王朝的安全，為了避免種種可能帶來的風險，皇帝和力求保位升遷的官吏群體，寧願因循守舊；寧願承受祖宗之法帶來的諸多不便，寧願讓事態越來越嚴重，也不願冒天下之大不韙。即使偶一有了深遠見解的勇敢的挑戰者，稍稍迎合了這種變革的趨勢，也會立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道德義憤之中。人們所注重的只是體制的安定，只要能維持大局就行。軍事上也是如此，落後陳舊的衛所和軍戶制度早就應放棄，代以更為合理的募兵制；零碎的補給制度，也早應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國沒有能力也不允許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尋找出一種妥協的辦法來部分的修補。

在過去對歷史的簡單理解中，我們只知道封建主義專制之封閉保守，卻並沒能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萬曆十五年》給我們展示了這些人物在“天網”中的命運，讓我們看到了更深刻的東西。

明帝國的走向滅亡是此後幾十年的事，但萬曆十五年卻把這一過程的更早階段的走向，通過這一天網式的無所不在的製度，提前告訴了我們。腐朽的製度束縛了經濟，大帝國漸漸衰弱老去，氣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體制使社會發展已至山窮水盡地步，沒有全面改革和全社會參與，任何個人行為都屬無濟於事。明帝國的這些皇帝們、首輔們、勇猛老練的將軍們，以及孤獨的思想家們也力求用他們自己的努力，來與腐朽的製度抗爭，然而這種衝突中，他們個人的力量實在太微弱了，而他們自己又在為自己的政治生存勾心鬥角。凡此種種現象，使任何嘗試改變現實的人們無異於是以卵擊石。他們或者身敗名裂，或者鬱鬱而終，甚至成為犧牲品遭殃受害。

制度比人更重要，這是人們所熟知的至理箴言。制度之網可以給一個民族以繁榮與幸福，也可以給一個民族帶來悲劇與災難。當我們合下《萬曆十五年》的書頁，掩捲而思時，當我們在為改革開放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中國的未來作前瞻時，古老文明的衰落的命運，將不得不使我們舉一反三。正如有人所說的，“大歷史是不會萎縮的”。任何時代的人們為了自我認識，都需要反省自己民族的歷史，歷史學的生命力與魅力，正體現在作為一個民族的自我反思的時間之流中。

本文作者：蕭功秦 簡介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1946年9月生於陝西省西安市，祖籍湖南省衡陽市，漢族。 1965年高中畢業。通過自學於1978年考取南京大學歷史系元史專業研究生。 1981年畢業，獲碩士學位。 1982年起在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1987年晉升為副教授。現兼任上海市歷史學會常務理事。曾參加了1986年在南京召開的國際元史學術討論會。目前側重於元代文化思想史的研究。

主要論著

《論大蒙古國的汗位繼承危機》，《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輯，1981年《英宗新政與南坡之變》，《元史論叢》第2輯，中華書局，1983年4月《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輯，1983年《忽必烈時期儒臣的反功利思潮及其政治影響》，《上海歷史學會論文集》第一集，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元代理學散論》，《中國哲學》第13輯，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