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春啟群品，寄暢在所因”，永和九年暮春，文人雅士興會蘭亭妙地，吟詩作賦，曲水流觴，詩成之後，王羲之戛戛獨造，以一篇《 蘭亭集序》驚座四方，由此創造了東晉書法史上的奇蹟，而且構築了““天下第一行書 ”的千年佳話。絲毫不誇張地說，東晉以降的書法現象總能直接或間接地折射出“蘭亭”的光芒。

然而如果一味地稱頌《蘭亭序》的偉大，而冷落了唐太宗的“睿賞”，似乎並不合情理，正如闡釋學大師伽達默爾所言，藝術作品本身“是存在於所有變遷著的存在體之中的，這所有存在體是作品本身的組成部分，它們與作品本身是同時並存的”[2]。因而從這一意義上探討唐太宗對於《蘭亭序》的接受問題，對於我們書法史的學術建構就不是可有可無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