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羅振玉及其《集殷虛文宇楹帖》

羅振玉，1866年出生於江蘇淮安府山陽縣，字叔蘊，一字叔言，號雪堂，晚號貞松老人。祖籍浙江上虞縣永豐鄉，又稱上虞人、永豐鄉人。 1940年病逝於旅順。羅氏知識淵博，而又涉獵廣泛，在漢晉簡牘、敦煌寫本與敦煌學、內閣大庫檔案、金石學與古器物學、經學與古文字學諸方面，均造詣精深。特別是在甲骨文研究方面，以其大量著作為甲骨學研究奠定了基礎，推動了甲骨學研究的長足發展。

甲骨文被發現之後的第三年，即1902年，著名甲骨收藏家劉鶚(1857—1909)開始選拓墨本。羅氏在劉鶚家中見其甲骨文拓本，嘆為“漢以來若張、杜、楊、許諸儒所不得見”之文字。 1903年甲骨學史上第一部甲骨著錄——《鐵雲藏龜》，即是由羅氏親手墨拓並熱心鼓動劉鶚出版的。之後，羅氏又傾全力四方搜求，甚至於派親屬去安陽小屯村坐地收購，先後收得甲骨三萬餘片，成為國內學者中最大的收藏家。為使這批珍貴的甲骨材料得以流布，羅氏不辭辛苦，親自墨拓整理，先後編印出《殷虛書契》(1911年)、《殷虛書契菁華》(1914年)、《鐵雲藏龜之餘》(1916年)、《殷虛書契後編》(1916年)、《殷虛書契續編》(1933年)等，在甲骨文的傳播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其在甲骨文字考釋和殷商史研究方面也成就卓然，先後出版《殷商貞卜文字考》(1910年)、《殷虛書契考釋》(1914年)、《增訂殷虛書契考釋》(1927年)等，既“使甲骨文字之學蔚然成一巨觀”，又開啟了以甲骨文資料研究殷商史之先河。

如前所述，羅氏所處的時代對於“甲骨文”的命名尚未形成一致的認識。劉鶚曾在《鐵雲藏龜》序中第一個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筆文字”。這種提法表明了當時學者已經開始注意到表現工具與甲骨文字之間的關係。從書法史學的角度來看，對於甲骨文“以刀代筆”之特殊性的認識，理所當然地成為甲骨文書法藝術轉換的知識準備。令人婉惜的是，不久劉鶚即被袁世凱等迫害致死，未能付諸書法實踐，因而無緣成為甲骨文書法藝術轉換之開端的倡導者。而從上述羅氏有關甲骨文著錄的篇名中，我們可以看出，羅氏大都是以“書契”來命名甲骨文的。 “書契”語出《易>繫辭上》：“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我們以為，羅氏在體驗甲骨文書法之“書”與“契”關係的基礎上，屢屢借“書契”命名殷墟文字，無疑又將人們對於甲骨文字感性特徵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步。這對於後來的甲骨文引入現代書法以及董作賓、郭沫若諸先生對甲骨文“字形”與“書體”的關注與研究無疑也是一個極有益的提示。

羅氏在大量蒐集、著錄、考釋和研究的同時，亦親自墨拓、手摹甲骨文字，其數量亦無可勝計。長期面對那些新鮮的、生動的甲骨文實物和大量墨拓片，擅長篆書的羅氏自然會傾心於甲骨文書法豐富的藝術特性，並從中獲得藝術靈感，於是模仿性與創造性相結合的活動如臨摹、集字創作便會產生。據其長孫羅繼祖先生回憶：“先祖雪堂公早年習大小篆，中年見到殷虛甲骨文字，於是師法一變。記得我小時在日本京都初識方塊字時，公研究契文興趣正濃，也把契文寫成方塊字，叫我同時去認，當時情景宛然在目。”可見步入中年之後的羅氏，於甲骨文已是十分的專注，研習甲骨文書法亦已成為其生活中的常事。 1921年春，羅氏由日本回國，不久寓天津，閒暇之餘，流連甲骨，神飛翰逸，遂以甲骨文字集成百聯。 1921年2月，由羅振玉親自手書的《集殷虛文字楹帖》墨跡本由貽安堂石印出版。從此，古老的甲骨文書法在新的歷史語境下重又“復活”，揭開了新的篇章。而將羅氏此舉置於20世紀初期前後中國書法變遷的歷史過程中來考察，我們還會發現，伴隨著殷墟甲骨文及三代秦漢金文、西北漢簡和晉唐寫經等逐漸進入現代書法領域，長期以來碑學帖學此起彼伏、相互消長的格局逐漸被打破，中國書法藝術呈多元化發展趨勢。因此羅氏《集殷虛文字楹帖》的問世，不僅是甲骨文書法史上一件石破天驚的大事，也是現代中國書法史上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