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的演進理路大約可以分為三種。魏晉至宋代漸次構建起來的“文人傳統”,強調書法的精英文化品格,深含著對民族文化復興的熱烈企盼;清代構建的“碑學傳統”,文革後又擴展為“民間書風傳統”,讚美無名書蹟的勃勃生機,體現出對權威秩序的挑戰,充溢著肯定個體生命價值的強烈意願;借鑒改革開放後從歐美進入的前衛藝術而發展起來的現代書法,其表現是放棄漢字的“制約”,以筆墨的抽象構成(乃至行為、觀念)為表現方式,使書法成為“世界藝術”而非僅僅是“民族藝術”。這三種演進理路相互交融,形成當今書壇紛繁複雜的局面。

 每種演進理路都有很強的現實性,也都有其合理性。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指出,因“身份未明”而導致的書法在文教體系內的長期“缺席”,影響書法的學術研究和藝術實踐,相比於其他藝術門類,書法的學科基礎和理論建設相對薄弱。

文人傳統理當重建重點在於如何挖掘與繼承

傳承上千年的文人書法傳統由宋代人最終構建而成,理論和實踐遺產最為雄厚,社會接受基礎也最好。明末清初“布衣文人”、“布衣藝術家”大量湧現,把原屬精英的書法藝術拉向世俗生活。

近代以來特別是文革的損毀,使當代一部分書家人文素養和知識構成與宋元以來文人有了巨大的差異。如果失去了人文素養和知識體系的支撐,僅從技術層面上而言,“文人傳統”虛有其表。那麼如何對“文人傳統”進行挖掘和繼承,是當代書家需深思的問題。我們應持開放的態度,這種開放態度,包含三個方面:首先承認它的非唯一性,尊重多元探索;其次不是簡單地堅守,而是放開胸懷,吸納有益元素,著眼繼承後的創新;再者從文化復興的系統工程入手,而非局部倡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碑學傳統面臨追問經典是否可以無限度地擴展

清代後期至民國,何紹基、趙之謙乃至“碑學”理論的主將康有為等在實踐方面吸納傳統文人書風,走碑帖兼綜的道路。劉熙載、楊守敬等人提出,碑帖二者,各有其骨、各有其韻,合則兩美、離則兩傷。 “碑學傳統”（“民間書風傳統”）在精神內容的構建乃至技巧的發展上,均難離開文人傳統的扶持。

“碑學傳統”（“民間書風”）也面臨追問。旅美學者白謙慎曾尖銳提出:“經典是否可以無限度地擴展?”如果北朝的“窮鄉兒女造像”（甚至古代的所有字跡）可以無限度地被追認為經典,那麼現代人隨手書寫的字跡若干年後是否也應當享有這樣的資格?因為它們同樣也具有隨意、不拘、變化無方等等“形式特徵”和“意味”。如此推理,那麼書法的邊界將消失,任何隨意塗寫的字跡,都可能被“闡釋”為具有審美價值的書法藝術品。

“碑學傳統”事實上是一種雙向擴充,一方面是對書法的“文人傳統”的擴充,另一方面也需要擴充自身與經典主流文化內涵的關聯。前一個擴充完成得很好,書法因之而豐富;但後一個擴充則有待深化。

現代書法漸行漸遠邊界是否可以無限度地延伸

邊界問題同樣存在於“現代書法”,只不過有的現代書法走得更遠,不僅要脫離“文人傳統”、“碑學傳統”的畛域,有的甚至主張取消漢字。有學者指出現代書法利用古漢字的象形性以及書畫同源等理論作為創作依據,實踐證明這是有疑問的。部分現代書家引入西方抽象構成的系列方法及裝置、觀念、行為等前衛藝術形式，許多從事這種探索的藝術家自己就沒有把作品歸入書法中,而視作現代藝術,所以邱振中很巧妙地為之擬定了一個名稱——“源於書法”。取消漢字、抽象構成,消解書法與西方現代藝術的邊界,書法作為藝術之一門類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成了問題。

在中國古典文化基礎上生成的書法藝術,不可能始終保持古典形態,必然也要向現代轉化。事實上中國書法藝術是具有包容性的,並不排斥從世界藝術中獲取有益的東西來補充自身,它已經並且還在不斷吸收西方現代藝術中有價值的觀念和方法,在當代書法的許多展覽中都能看到其跡象,有的展覽甚至不惜突破邊界,吸收“非漢字書作”。但是如果敞開的結果是取消,那無異於自我毀滅。因此,對書法領域內的“現代性”探索,最重要的是掌握“度”,在堅持書法最具本體性的特點的前提下尋求其現代轉向。

書法是我們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如何把握書法藝術的民族文化特性,保持其藝術特質,同時又敞開胸襟吸納世界藝術和當代生活的諸多養分,使之更好地適應現代社會,持續煥發其絢麗的光輝,這是所有熱愛中國文化、中國藝術的人們共同的責任。

（作者為首都師範大學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