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之書

 宋人之書，當以蘇軾為第一。軾字子瞻，眉山人。少學〈蘭亭〉，中學顏魯公，晚兼眾法。其書姿美似徐浩，圓韻似李邕，而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又似柳公權。傳世簡札甚多，俱收入叢帖中，而以〈西樓蘇帖〉及墨跡〈天際烏雲〉〈寒食詩〉等為見精彩。其論智永，則曰：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平淡。論歐陽詢，則曰：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論禇，則曰：清遠蕭散，微雜隸體。論張旭，則曰：頹然天放，略有點劃，而意態自足。論顏，則曰：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又謂：“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密結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聞莊語而輒放言。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者也。”  

 次為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書學〈瘞鶴銘〉，昂藏鬱拔，神閒意穠，其用勁處也有自篆來者。論書，頗重“韻”字，以為俗氣未盡者皆不足以言韻：“人生今世，可以百為，惟不可俗，俗不可醫。凡書，要拙多於巧。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其工處；今人學書，偏得其醜惡處。”皆金石之言。傳世甚多，而〈浯溪題記〉〈題中興頌後〉〈崖下詩〉為尤勝。   

 蘇、黃二家而外，若以善於模仿論，莫過於米芾。芾字元章，襄陽人。書仿羲之，如快劍斬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札。書家筆勢，也窮極於芾。家藏晉以來名跡甚富，偶爾臨寫，與真者無別，以此聲名籍甚。方芾書時，寸紙尺幅，人爭售之，以為珍玩。請書碑榜者，戶外之屨常滿。有陳昱者，好學芾書。一日，芾過之，告謂：“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昱曰：“提筆也可作小楷乎？”芾為書蠅頭小楷，而位置規模一如大字。可見其功力之深。世傳以〈方圓庵記〉為最著。自芾而後，元有趙孟頫，明有董其昌，皆以行書見稱。孟頫嘗跋〈蘭亭〉曰：“書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也須工。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觀其所書，每避難就易，變古為今。時嫌嫵媚，人或以少骨氣譏之。

然其晚年學李北海，如所書〈仇公墓碑〉〈福神觀碑〉，則已稍脫靡弱了。董其昌初學〈多寶塔〉，後乃變化。世所傳墨跡，其不含顏骨者皆偽也。以下略論隸、篆：〈說文?序〉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又曰：“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時有六書，四曰“佐書”，即秦隸書，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據此，則隸書起於秦始皇時。蓋因社會情形複雜，文書需要增加，為適應環境，不得不對於古文加以改良，而成此一種簡筆字。

料想秦時初寫，當如今秦權量上所刻之半隸半篆之一種，不用挑法，與今世所傳之西漢刻石應相去不遠。吾丘衍〈學古編〉曰：“秦隸者，程邈減小篆為便用之法。不為體勢，便於佐隸，故曰隸書。八分者，漢隸之末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也；此隸最為後出，皆為挑法，與秦隸同名，而實異寫法。”則又分隸為三類。就其進步與演變上言，當大致不誤也。   

 欲言隸書，舍石刻外，無完備之材料。近代西陲出土之簡牘，雖屬漢晉間物，惜乎僅為草隸，只能作為考證材料及書法上之參驗材料，而不足以論定隸書在美術上之種種。至於石刊，西漢之存於今者，以〈魯孝王刻石〉〈群臣上酬刻石〉為較早。尤袤謂：“新莽惡稱漢德，凡有石刻，皆令僕而磨之，仍嚴其禁。”或即西漢刻石寥寥之原因。   茲分別之如下：    

（一）峻潔一派以〈禮器碑〉為代表。

碑立於漢桓帝永壽二年（156），有陰，有兩側，在今曲阜孔廟，系魯相韓敕修造孔廟禮器所立；高七尺一寸，廣三尺二寸；碑文十六行，行三十六字；碑陰三列，各十七行，左側三列各四行，右側四列各四行。明拓本，首行“追維太古”之“古”字，下口未與石損處相並；第四行“亡於沙邱”之“於”字，左旁少損；第五行“修飾宅廟”之“廟”，末筆鉤處雖少損，筆道可辨。有摹刻本，泐處每妄補以他字。評者自孫退谷以下，或稱之“方整峻潔”，或稱其“謹直”。習之無流弊。 〈韓仁碑〉〈楊叔恭殘碑〉均與之相近。     

（二）雍容一派以〈西嶽華山廟碑〉為代表。

碑立於桓帝延熹七年（164），高七尺七寸，廣三尺六寸；碑文二十二行，行三十八字；舊在華陰縣西嶽廟中，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毀。拓本傳世不多，世所知者有“華陰本”“長垣本”“四明本”；光緒末年，三本俱歸端方。翁方剛氏以為“長垣本”最佳。翻板頗多（姜任修、孔繼涑、阮元等）。     此派筆法雖無特殊面目，然平正和適，實即兼有各種面目，凡漢碑中之正宗一路，皆其流也。如：《乙瑛碑》（桓帝永興二年，即公元154年）、《史晨前後碑》（靈帝建寧二年，即169年）、《孔彪碑》（靈帝建寧四年，即171年）等等。 《石經》為蔡邕所書，亦斯派之大成也。     

（三） 勁直派以《開通褒斜道石刻》為代表。

石刻於漢明帝永平六年（63），系山壁摩崖，字徑大三四寸，共十六行，行五字至十一字不等，在褒城北石門。自褒城西南三百餘里，懸崖絕壁，漢、唐題字連綿不絕。蓋宋以前，路通興元，棧道俱在山半，故漢、唐遺跡最多，今棧道移而漸下，遂不易摩拓矣。題記共一百三十九字，舊拓本“鉅鹿”二字未損；後“鉅鹿”二字與第七行椽下之“治”字皆損；近則凡泐處皆被人剜，不如“道光”拓本“鉅鹿”二字漫漶者尚隱存其真也。 《裴岑紀功碑》也屬此派，在新疆巴里坤，永和二年（137）刻。摹刻有“劉氏本”“顧氏本”“申氏本”。翁方剛謂：真本凡遇“口”字，方中帶圓；若“口”字竟作圓圈，贗品也。     

（四）遒逸一派以《石門頌》為代表。

石刻於桓帝建和二年（148），摩崖在陝西褒城縣石門，高九尺九寸，廣七尺七寸，二十二行，行三十或三十一字不等。額題“故司隸校尉楊君頌”七字，系漢中太守王昇所撰；其主鐫石之役者，為{曰下一橫一口一電}漢疆、王戒，“頌”後低格書之，開碑後系撰書者姓名之式。書體勁挺有姿致，與《開通褒斜道》摩崖之疏密不齊者，各具深趣，為東漢人傑作。以均在褒斜谷中，椎拓頗險，故拓本不易得。碑中“命”字、“升”字、“誦”字，末筆一垂極長，與《李孟初碑》“年”字相似。 《楊淮表記》《李壽墓誌》，均屬此派。     

（五）間暢一派以《孔宙碑》為代表。

宙，孔融父也。碑立於桓帝延熹七年（164），原在墓前，清乾隆間移置孔宙。高七尺三寸，廣四尺，十五行，行二十八字；碑陰三列，各二十一行，而陰上有額篆書五字，此例於漢碑中為少見，惟此及《陳德碑》《鄭季宣碑》有之。舊拓本首行少“習家訓”之“訓”字，下石損處，與“川”旁中筆未連，今則“川”旁連而“言”旁且泐下半矣。至十四行“{此處不知如何表示也，反正是歹旁加另一半}”字，“{此處即為歹旁的另一半}”尚可見者尤舊。若第九行“凡百邛高”之“高”字，下半未缺，已為明初拓本；若“高”字“口”與下泐處不相並，則宋拓矣。     

（六）豐媚一派以《夏晨碑》為代表。

碑建於靈帝建寧三年（170）。宋元佑間出土時完好如新；後剝落四十五字，後又剜刻下截一百十字；後又將其中“勤約”二字剜偽為“勤紹”。此原石前後不同之處也。石在廣平府平曜；碑所自來，莫可考竟。明嘉靖二十二年築城，碑為工匠所毀。二十四年，郡守唐曜取原碑已經剜刻偽為“勤紹”之本，重行摹刻。原石十四行，行二十七字；摹本十三行，行三十字。今所見者，摹刻之石也。今所傳者，以華氏真賞齋所藏而後歸李宗瀚之原本為佳；所缺三十字，翁方剛書以補足之。翁氏复據之校出重刻本誤字二十，並謂：“姿態橫溢，見宋拓始知其筆筆變化、左右向背、陽開陰閉之妙。”程瑤田也謂：“中郎有九勢八字訣，惟此碑無訣不具，無勢不備，不得以奇怪卑視之，而隸法之中實尚存有篆意者也。”    

（七）韶秀一派以《曹全碑》為代表。

碑立於靈帝中平二年（185），在今郃陽縣，高七尺六寸，廣三尺七寸；碑文二十行，行四十五字。明萬曆初出土時止缺一“因”字，再次損“乾”字，又次損“學”字，又次損“週”字。近拓有“週”字、“曰”字、“悉”字損，而“乾”旁未穿，或“悉”損，而“曰”字未損，作“白”，皆碑賈於拓時以蠟填平，或拓後描補以欺人也。又，“乾”字未穿時，“乾”首點勢，穿後作直勢，即此一筆短長顯異。至於書法之秀而挺拔，又漢碑中所少見的。     

（八）凝重一派以〈張遷碑〉為代表。

碑立於靈帝中平三年（186），原在東平州學，高九尺五寸，廣三尺二寸，碑文十五行，行四十二字，有陰。明初出土，全碑僅損一“狼”字；凡第八行“東里潤色”完好者，皆明拓也。清初拓本，只“色”字完好，下“君”字左未損，第九行“隨送如雲”之“如”字，“口”右角上也未損。乾隆拓本，則首行“諱”字，“韋”旁下垂二筆尚可辨；“東里潤色”，“東”字泐半，然上左角未與“恩”字並連，“裡”字泐，“潤”字泐半，其“{三點水}”尚存中點，“色”與下面“君”字泐大半。至光緒八年，碑毀於火，常熟翁氏摹刻之，神氣全失。同於此派者，有〈武榮碑〉〈衡方碑〉〈李孟初碑〉〈張壽碑〉，並俱樸茂。     

在此一百二十年中，隸之發展，各體俱備，此後更不能出其範圍。如〈受禪碑〉〈上尊號奏〉〈孔羨碑〉，用力俱重，〈曹真殘碑〉〈王基斷碑〉〈孫夫人碑〉〈西鄉侯斷碑〉〈荀岳墓誌〉〈張朗墓誌〉，筆鋒俱露；至前秦之〈廣武將軍碑〉，則已由隸而漸入於楷矣。四體中之篆書，由今而言，自甲骨、鐘鼎以至石鼓、秦刻石、權量，所包至廣。即以大篆、小篆論，也不能統該諸體，故此處我之所謂篆書，實際上即“古文字”一名詞之代用。就美術觀點言，不論何種，俱有其特別可以欣賞之點，初不以其刀槧、型鑄而異也。惟古文字之形狀，圓渾質樸，無挑捺回赴等姿態，故習之者首在留意其結構上左右相讓、相爭之道；然後究其筆直者要圓而有力，轉角勁不傷廉；再進而謀全幅之佈局，須要一氣呵成。蓋鐘鼎、甲骨、石鼓，面積不大，故古人於此，實費甚大之經營，求其佈置之妥帖，即如〈琅邪刻石〉〈泰山刻石〉，無不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