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書法如何創新

書法必須變化，必鬚髮展，必須創新。這是人們對書寫的共同認識，也是書法藝術具有生命力的關鍵所在。

首先，漢字演變的歷史，也可以說是不斷創新的歷史。

傳說中皇帝史官蒼頡造字留下的遺跡，是古時“六藝”即禮、樂、射、禦、書、數中“書”的楷模和祖先，後來的籀、篆和隸、草，都是從“書”的祖先中發展變化而來的。

晉代衛恆形像地把這種變化稱之為古文字的子孫，他說：“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意思是，籀是兒子，小篆是孫子，隸書乃曾孫，草書即玄孫。唐楷又是什麼孫呢？反正中國書法體的演變，是個一脈相承、生生不息的過程。如果沒有發展、變化和創新，在書法領域哪有今天這樣豐富多彩、斑駁陸離、異采紛呈的眾多書體、流派呢？

關於書法的創新，在晉代人們已經很明確提出來了。據《晉書·王獻之傳》記載，獻之在小時候就有很強的創新意識，他不僅認為法度不是固定不變的，且古法往往有局限性，所以後人應加以變通，而不應拘於常規（“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他還勸他父親改變書體。鑑於王羲之在改變章草為今草方面作過重要貢獻，但仍未完全擺脫章草的筆法體勢，所以他勸王羲之說：“大人宜改體。”應創造一種與章草不同，而介於草和行之間的書體。可見王獻之有多麼強烈的求新求變意識。

唐虞世南更從軍事上用兵布陣的多變來比喻寫字應該多變。他在《筆髓論》中說：“故兵無常陣，字無常體矣；謂如水火，勢多不定，故云字無常定也。”意思是軍事用兵布陣，根據情況變化而變化；水火也變化莫測。書法的體勢也不能固定不變。他甚至認為，“達性通變，其常不主”。書法既反映作者的性情和自然的變化，那麼字的變化就是絕對的，不變則是相對的。

第二、書法的創新必須建立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之上。

清代何紹基說得好：“書家須自立門戶，其旨在熔鑄古人，自成一家。”書者應當自立門戶、自成一家，但關鍵是博採眾長，師古而化，才能走出自己的路。董其昌也認為：“學書不從臨古入，必墮惡道。”學習書法，必須從臨習古人碑帖入手，否則，必將走向邪路。

趙孟？曾嚴厲批評一些人“朝學執筆，暮已自夸其能，薄俗可鄙！”早晨剛學會拿筆，晚上就吹乎自己掌握了書法，甚至已經成“家”了，真是庸俗淺薄。到什麼程度才敢言求變，談創新呢？應當是達到“通”的程度，才敢言變。唐釋亞棲在《論書》中提出：“凡書通即變。”必須“精通”，才可言變。他還舉例說，“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都是先得書中法，後自變其體，以傳後世，名垂書史。載敘倫對在繼承傳統基礎上創新說得更深刻：“古法盡能新有餘。”古人法度盡已掌握，才可銳意創新。 “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於草”，二人才使自己的楷、草達到極至。

第三、求新求變必須遵法，走正道，而不能無法。

王羲之《筆勢論十二章并序》中很明確地說：“夫學書作字之體，須遵正法。”強調習書練字，要遵守正確的法則。他進一步舉例說，比如，不要把字寫得上寬下窄；點畫不要過密，密了就像癆病纏身；也不要過疏，疏了像浸在水里的禽鳥；字體不應過長，長了像條死蛇掛在樹上；又不要過短，短了像只被踏死的蛤蟆。這都是書法的大忌。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出王羲之說的“正法”的含義。宋代董？說得更嚴重：“不合於法者亦終不可與語書也。”寫字不合法度的人，沒法和他討論書法。

很多人認為懷素的草書簡直達到“顛狂”的地步，他難道還遵什麼法嗎？趙孟？回答得好：“懷素所以妙者，雖率意顛逸，千變萬化，終不離魏、晉法度也。”懷素的草書已達到神妙境界，看似隨意書寫，顛狂奔放，千變萬化，但始終不離魏、晉人的法度。

清·宋曹在《書法約言》中告誡所有想“自成一家”、“以立我法”的人，“必以古人為法，而後能悟生於古法之外也。悟生於古法之外而後能自我作古，以立我法也。”在掌握古人成法基礎上，悟得古法以外的新意，才說得上創新。有此領悟，然後能自我成法，自立面目。清人馮班認為，不論唐人的謹嚴、晉人的瀟灑，“然未有無法者”；宋人多取意，“意”也就是法。他特別反對那些根本不知古人是怎麼回事，就奢談變古、越古的人，是根本不能有什麼成就的。他說：“變古法須有勝古人處，都不知古人，卻言不取古法，直是不成書耳。”必須在繼承優秀傳統基礎上去創新，去追求個人的獨特風格。

第四、怎樣做，才能既求變創新而又不“墮惡道”、走邪路呢？

應當堅持四條：

１、奇而不怪。

書法追求新奇、追求變化是應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創新、不變化，書法就呆滯，失去生命力。但追求新奇、用筆奇特，不能怪異；可以縱橫瀟灑，但應收縱有度，不失真態，奇不失正。清人王澍在《論書剩語》中談到：“以正為奇，故無奇不法”，而“正須筆筆從規矩中出，深謹之至，奇盪自生，故知'奇''正'兩端，實惟一局。”沒有正無所謂奇。如果能把端正嚴謹視為奇盪，那麼，每每作字，必先務端謹，奇盪會自然而生，用不著去苦心追求。

歷來名家都認為書法的狂與怪是書之下品，不足為鑑。北宋黃伯思在《東觀餘論》中說：“予謂草之狂怪乃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他認為，草書過於放縱，以至流入狂怪，這樣的作品只能列為下等。既粗陋又淺薄的草書，只能蒙蔽那些不識書法者笨拙的眼睛，蒙不了真正內行的人。

明代項穆特別指出，作書有三個不同的階段，須有三方面避忌，稱為“三戒”，即“初學分佈，戒不均與欹；繼知規矩，戒不活與滯；終能純熟，戒狂怪與俗”。一般在懂得規矩法度而又技法純熟之後，要防止書寫顛狂、怪異和粗俗。他形容“狂怪與俗”猶“如醉酒巫風，丐兒村漢，胡行亂語，顛撲醜陋矣”。真可謂把“怪”、“俗”挖苦得深入骨髓了。

２、變而不撰。

可以變，提倡變，但“變”應不失規矩。對於變，宋米芾提出兩條原則：“變態貴形不貴苦”，“貴形不貴作”。明倪後瞻承襲米芾的說法，把它表述為：“變態貴和不貴苦，貴異不貴撰。”意思都在說明，字的結構變化貴在適當改變字的形態，而不是故意弄出一幅粗惡的樣子；可以適當改變形態，但不要矯揉造作；變形應自然和諧，不可故作醜怪；可以創新，但不能任意拼湊。

求變，應該學習和掌握真本事。 “元常每點多異，羲之萬字不同”。 （唐·李嗣真《書後品》）說的是，鍾繇每作一點都多有變化，王羲之每一個字都各有不同的姿態。這種妙境怎麼才能達到呢？孫過庭說：“心不厭精，手不忘熟。”用心要精益求精，手法要純熟。如此，才能“瀟灑流落，翰逸神飛”。如果沒有深厚的功底、純熟的技巧、高超的筆法，只在“怪”、“撰”上動心思，怎麼可能寫出超凡脫俗的作品呢？

３、險而復正。

孫過庭在《書譜》中說過：“初學分佈，但求平正。”初學字的結構安排，要掌握法度嚴謹，力求均勻平正。而“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掌握了平正之後，就要致力於追求字的險峻、峭拔。 “既能險絕，復歸平正”。達到險峻、峭拔之後，重又回到平正上來。一些人不是這樣，片面追求字的險絕的情勢，忘了平正，結果卻適得其反，想以峻、拔取勝，因一味險絕，難免落入俗套。其實，宋歐陽修早就對這種人作過評價：“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既不繼承傳統，又不足以為後人效法，即使天下人都喜歡，也不能那麼寫；何況天下人都提出非議，何必偏偏要獨行其是呢？

４、今不同弊。

這個意思也來自於孫過庭的《書譜》。他認為，書法的學習和創作，最可寶貴的是，既能繼承古人的優良傳統，又不背離時代的潮流；既追求當今的風尚，而不與時人弊病同流。他的原話是：“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從中可以看出，孫過庭在繼承與發展問題上鮮明的觀點。書法應該繼承傳統，但不能拘泥於古人；書法應該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具有時代特色，但不能沾染、更不能去迎合時人的一些不良習氣。孫氏的這一名言，對今天所有的書法愛好者都有警示性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