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和美

我國書法，歷來強調中和。何謂“中和”？

“中者，不偏不倚之謂也。”這是《中庸》上說的。

“剛柔相濟謂之和。”這是《禮記》上說的。

具體到書法上，所謂“中和”最重要的就是平正安穩。王羲之在《書論》中說：“夫書，字貴平正安穩。”要求字的骨架結體、分間佈白、上下遠近，均衡和諧、安詳平穩、各得其所。明代項穆的《書法雅言》對此有過專門論述，他說：“中也者，無過不及是也。和也者，無乖無戾是也。”就書寫而言，“圓而且方，方而復圓，正能含奇，奇不失正，會於中和，斯為美善。”

看來要做到“中和”美，從書者的角度說，就是努力處理好線條的肥與瘦、墨色的濃與淡、用筆的方和圓、結體的奇與正、佈局的疏與密這樣幾方面關係。

一是墨色的濃與淡的關係。

這是自古以來在書法的審美觀方面人們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有的認為濃則妍，濃則豐，濃則活，濃則生彩，濃則酣暢淋漓，是為美。有的認為，淡或枯或澀，顯出靈動華美。對於濃淡的問題，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書者，有不同的主張與喜好。北宋濃墨實用，南宋濃墨活用，元人墨薄於宋，在濃淡間。不過有一點似乎是公認的，那就是對哪方面都不可強調過分。否則，都可能形成弊病。唐歐陽詢說：“墨淡則傷神采，絕濃必滯鋒毫。”墨過淡，易傷神韻、風采；墨太濃，易滯澀筆鋒，難以揮灑自如。

說來說去，還是濃淡適中為好，像孫過庭提出的：“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潤燥相雜，濃淡得當，做到濃不凝滯，淡不浮薄，最好。

在用墨過程中，什麼情況下該濃，什麼情況下該淡呢？並沒有一定之規，完全以書寫時的態勢變化為轉移，就是歐陽詢在《用筆論》中說的，“其墨或灑或淡，或浸或燥，遂其形勢，隨其變巧”。墨色的灑脫或淡雅，濕潤或枯燥，隨著運筆的變化而變化，切不可片面、生硬地去追求墨的濃重或枯澀。

其實，只要用墨功夫深厚，這個問題自然迎刃而解。清代姚孟起學書的心得體會是：“功夫深，雖枯亦潤；精神足，雖瘦亦肥。”他的意思是：有了深厚的用筆用墨功力，墨枯也看不出來，而且有著枯的映托，更顯出潤的妙用；只要神氣完足，有著潤的陪襯，枯反而更見其奧妙。

二是線條的肥和瘦的關係。

這個問題同用墨有密切相關，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墨色說的是輕重、濃淡；線條講的是粗細肥瘦。書寫時的肥和瘦，也是對立統一的關係，也不能過與不及，適中為好。東晉衛夫人《筆陳圖》中說：“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用筆不宜太肥，太肥則形濁，不清爽；也不可太瘦，瘦則形枯，軟弱無力。明代項穆也是這種主張，他認為：“瘦而露骨，肥而露肉，不以為佳；瘦不露骨，肥不露肉，乃為尚也。”（《書法雅言》）

當然，肥瘦適中是最理想的。如果二者不可兼時該怎麼辦呢？宋代姜夔在《續書譜》中說，“與其太肥，不若瘦硬也”。其實，這樣的觀點唐代大詩人杜甫早就提出來了，他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一詩中有這樣一句：“書貴瘦硬方通神”。宋代蘇軾則十分鮮明地提出，不贊成這一觀點。他也在一首詩中針鋒相對、直截了當地說：“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他認為杜甫老先生這個觀點不公允，不能以此作為評論他人書法作品的標準。為什麼呢？因為高矮胖瘦，各有各的神態，楊玉環體態豐腴，趙飛燕苗條輕盈，但都豐姿綽約，誰敢說哪個長得不漂亮？他的意思是，在書法肥和瘦的風格上，還是應該多樣化，不應強求一律。總之，骨肉相稱，“中和”為盡善。

三是用筆的方與圓的關係。

所謂方圓，有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書法的形體本像與效果，像宋姜夔說的：“方圓者，真草之體用。”他認為，方圓是真書和草書的形體本像和書寫效果的統一。二是指運筆而言。康有為說：“書法之妙，全在運筆。該舉其要，盡於方圓。”書法藝術的奧妙，全在於用筆，而用筆最主要的是方筆和圓筆。三是方筆和圓筆最主要的筆劃特徵是，方筆大體在點畫起止轉折處，筆鋒切藏而入，收筆疾頓，筆鋒速斂，轉折處突然轉向，棱角分明，如刀切斧削一般；而圓筆則多圓轉回環。

由此看來，什麼情況下用方筆，什麼情況下用圓筆，自然也就清楚了。那就是：“真貴方，草貴圓”（宋  姜夔）；“篆貴圓，隸貴方”（元  劉有定）。作榜書也要用方筆。但方筆寫榜書最難。原因在於榜書要求不光運用方筆，且要寫得端莊典雅，嚴正厚重，美觀大方，很不容易。

怎樣才能把方筆圓筆用出最佳效果？結論是：“操縱極熟，自有巧妙。”妙在那裡？還是康有為說得透徹：“妙處在方圓並用，不方不圓，亦方亦圓，或體方而用圓，或用方而體圓，或筆方而章法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廣藝舟雙楫》）關鍵是熟，熟而能巧，巧而出神，神而產生美的效果。

四是結體的正與奇的關係。

正與奇的關係，是書法美的重要內容。書法的所謂正，即各種點畫的書寫和字的結體，都嚴格接受法度的節制；所謂奇，即形隨勢出，錯落有致，千姿百態，巧妙多變。書法只正不奇，只奇而無正，都達不到美的效果。

正和奇既是統一而不可分的，又是不可以片面強調而失之偏頗的。明代項穆在《書法雅言》中論說了書法正與奇的辯證關係。他說：“奇即連於正之內，正即列於奇之中。正而無奇，雖莊重沉實，恆厚朴而少文。奇而弗正，雖雄爽飛妍，多譎厲而乏雅。”可見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如果正而無奇，雖用筆嚴謹而沉實，往往是純厚而缺神采；如果只奇而無正，即使用筆雄放飄逸，也常常會險怪而不雅，落入俗套。

書法怎麼才能達到正、奇和諧統一的境界呢？這種境界是著意追求不到的，項穆批評說：“世之厭常以喜新者，每舍正而慕奇，豈知奇不必求，久之自至者哉。”單純求奇是求不來的，奇乃從正而出，功夫還是下在“正”上，久之自然可以出奇。他又說：“假使雅好之士，留神翰墨，窮搜博究，月習歲勤。分佈條理，諳練於胸襟；運用抑揚，精熟於心手。自然意先筆後，妙逸忘情，墨灑神凝，從容中道，此乃天然之巧，自得之能。猶夫西子、毛嬙，天姿國色，不施粉黛，輝光動人矣。”項穆的意思在於反復強調，作者如能深深紮根於傳統，又精勤恆久，心手雙暢，作品定能正奇得宜，自然天成，像古代美人西施、毛嬙一樣，不加任何修飾，也輝光動人。

晉代王獻之開啟尚奇先河。唐張懷說：“神能獨超，天姿特秀，流便簡易，志在驚奇，峻險高深，起自此子。”康有為誇他：“大令沉酣矯變，當為第一。 ”但豈不知，王獻之的尚奇，是建立在深厚的書學基礎之上的。項穆說他：“子敬始和父韻，後宗伯英，風神散逸，爽朗多姿。”可見王獻之的“奇”決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