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的書法批評是他書法實踐的一個側面寫照,兩者相互發明、作用。米芾在《海岳名言》中從古人到近人、從用筆到章法、從小字到大字等多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其中褒貶不一,或褒獎非常,或極力貶低。對於一個人米芾也因批判對象的不同而給出相應客觀的評鑑。 《海岳名言》處處體現了米芾清廣灑脫的性格和直率真誠的批評風格。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跡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這是米芾對自己小字行書所作的評論。

米芾認為自己的小字行書很有造詣,他用“皆得自然備其古雅”來評論他的小字行書佳作,所以他倍加珍愛的字—“小字行書”作品都很少出示於人。所以,他這種評論在一定程度上應該是對自己的得意之作的自我欣賞之語。然而從米芾本人既定的“不為溢辭”的品評標準來說,“皆得自然,備其古雅”的評論已至上乘。由此可以看出,米芾之所以用“自然”和“古雅”來形容自己的作品,多是由於他對自己書法水平的肯定,也表現了米芾對“自然”和“古雅”的喜愛和追求。米芾為何對“自然”如此偏好呢?這與米芾生長的宋代大環境有直接的關係。

宋承接唐而延續書法的發展,而書體發展至唐,各體已基本完備,且楷書的發展已到極致,因此宋人就另闢蹊徑以尋求書法的新道路。尋找新道路的同時,起源於唐代並已成為宋代一些士大夫的宗教的禪宗,相應變為他們內心世界另一方面的解渴之甘露。禪宗給士大夫們壓抑而復雜的心靈以釋重和慰藉,使他們的思想和處世態度均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於是禪宗便從思想上幫助那些異軍突起者另尋柳暗花明,進而衝破唐代的樊籬。 “幻法有如是,不以禪悅,何以為遣”的米芾也正是由於禪宗的影響而對書法的評判更為深廣透析。有了禪宗思想撐腰,有大量觀閱歷代法書真蹟的慧眼和本身天才的禀賦,他更是膽大地去嘗試書法實踐創新和別緻坦率的書法理論批評。於是,他便可以呵宗罵祖,無所畏懼。這不僅僅是他的書法情愫的宣洩,而更大程度上是一種以人為大的膽魄和超凡的氣勢。於是“呵宗罵祖”後米芾最終把自己的路並到了魏晉的平淡風韻之中—“久之,覺段全繹展《蘭亭》,遂並看法帖,入晉魏平淡,棄鐘方而師師宜官,《劉寬碑》是也”。米芾一則則短小精悍的書札評論,時時閃爍他理性和感性完美結合的光芒,處處體現了他以“自然”和“古雅”為批評準則的機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