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同樣是在長沙，陳寅恪與幾位兄弟留下了一張合影。他們身後的背景板是手繪的湖山，悠遠寧靜。照片上的幾個人，神色多少有些冷峻。這一年的長沙各種思潮湧動，山水之間並不平靜。對這個家族和這個國家來說，是波詭雲譎的一年。

這一年的戊戌變法運動，全國十八行省的督撫，最有力推行的是湖南巡撫陳寶箴。他推行新政之舉，其子陳三立曾概括為六項：董吏治、闢利源、變士習、開民智、敕軍政、公官權。希圖有一番作為的光緒帝對陳寶箴倍加賞識，於“百日維新”中的8月5日、10日連下兩道諭旨嘉獎他。

早在1897年，湖南學政江標改革校經書院，陳寶箴就大力扶持：“為士子群聚講習，以開拓心胸，講求實學，造成遠大之器，用意甚美。”校經書院創辦的《湘學報》，為湖南首創的新報，為湖南維新搖旗吶喊，以大量篇幅介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新知。

陳寶箴十分推崇《湘學報》，讚譽其“指事類情，洵足開拓心胸，為學者明理達用之助”，“為湘中承學有德之言，於本省人士啟發尤為親切”。他通令全省各州縣訂閱，“分送書院肄業及城鄉向學士子一併批閱；勸告紳商自行購買”。此外他還撥款購買梁啟超等人創辦的以“變法圖存”為宗旨的《時務報》，分發各府廳、州縣書院。

在他倡導下，湖南成立了南學會——以行民權、立議會、促地方自治為宗旨的政治團體。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初一，南學會創辦時，會長皮錫瑞首先講“立學會講學宗旨”；黃遵憲講“政體公私人必自任其事”；喬樹楠講“公利私利之見”，譚嗣同講“中國情形危急”；陳寶箴講“為學必先立志”。

隨著湖南新政進入深水區，尤其是梁啟超等人的到來，新政發生改變，從單一的洋務實業朝關涉民族、民權等方向轉化。時務學堂培養了一批新學子，蔡鍔便是其中代表。外人則將湖南稱為中國最富朝氣的省份，甚至比作日本維新時期的薩摩和長州。

湖南新政迅猛展開之時，京城裡帝后兩黨的爭鬥也已水火不容。光緒帝命各省督撫網羅“通達時務、勤政愛民之員”隨時推薦進京。陳寶箴舉薦了17名維新人才，其中譚嗣同、楊銳、劉光第三人被光緒帝委以重任。

陳寶箴父子施行的是一條不傷國體、穩健漸變的改革之路。 “其實，陳寶箴父子在當時的改革中是很孤立的，守舊派認為他們亂來，激進派認為他們步子太小，各方矛盾聚集在他們身上。湖南開始辦礦務總局，譚嗣同跟陳氏父子的觀點就不一樣，到底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還是商辦？民族工業的滋生、蔓延和發展，問題非常複雜。陳家父子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理想化，而是非常務實，有時還要顧及人情世故。他們感受到的痛苦和難堪很真實。”張求會說。

1898年八月初六，光緒被囚，慈禧垂簾聽政，除了京師大學堂，所有新政俱被廢止。戊戌變法失敗，“六君子”被殺，陳寶箴父子因“濫保匪人”，被“革職永不敘用”。
九月十七日，陳寶箴將巡撫印信移交給了新任巡撫俞廉三。陳氏父子的政治抱負就此終結。

“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陳三立光緒二十一年春所作的兩句詩，不幸成讖。

1899年，9歲的陳寅恪再次面對鏡頭已無驚惶之色，這幾年他已習慣了照相。這是陳寶箴與孫子及重孫的合影。陳方恪、陳寅恪、陳覃恪、陳封可、陳衡恪、陳隆恪都在鏡頭里，坐在最中間的陳寶箴神色平靜而落寞。拍攝地點已移至江西南昌。

一年後，陳寶箴突然去世。他的死至今成謎，一說是病死，一說是慈禧賜死。他去世時，至親子孫都不在身邊，兒子陳三立日夜兼程，從南京趕到南昌奔喪。

陳三立是陳寶箴任湖南巡撫時最為得力的助手。 “三立”之名典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的古訓。他是名副其實的實踐者。

咸豐三年(1853)九月二十一日，陳三立出生於江西修水竹塅。年少時，他與弟弟陳三畏就讀於陳寶箴創辦的四覺草堂，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打下良好的詩文基礎。

陳三立的書法，深受鄉賢黃庭堅影響，質樸古拙。然而，彼時殿試流行館閣體，他的書法風格並不合潮流。他回鄉苦練了三年書法之後，才於光緒十五年(1889)成為進士。

中進士後，陳三立被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其時他父親陳寶箴正在武昌任湖北布政使，襄助湖廣總督張之洞推行洋務實業。張之洞提出了中國工業化的構想。受此吸引，陳三立離開吏部衙門，來到湖北任事。

陳寶箴任湖南巡撫時，新政急需人才，求賢若渴。為此陳三立多方結交有識之士，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皮錫瑞、熊希齡等一時齊聚湖南。陳府名士薈萃嘉賓雲集，陳三立則成為名士中的名士。賓主時常聚集在他的書房中，“相與剖析世界形勢，抨擊腐朽吏治，貢獻新猷，切磋詩文，樂則嘯歌，憤則痛哭，聲聞里巷，時人稱之為：義寧陳氏開名士行”。

陳家父子的改革思路有一脈相承之處。

“所謂的革命、守舊、維新是很複雜的，除了觀念和思想，路徑的取向，具體的實踐差異，還有一個中國特色：人際關係。陳寶箴父子交往的對像是不分新舊的，他們一直強調沒有黨派、新舊之爭，思想根源還是在於務實，在於家國情懷，骨子裡還是有士的觀念、風範、價值取向。晚清以來，士有清流、濁流之分，陳家兼具清流和濁流的優點，一方面崇尚氣節，另一方面又懂得務實。借用陳寅恪的話說，這個家族始終有一種'預流'的意識，要積極參與，又不是為了跟別人盲目競爭，他們是把民族國家的憂患跟自身的路徑選擇結合在一起。”張求會告訴本刊記者。

陳三立對陳寶箴幫助極大。時務學堂開學時，陳寶箴原打算聘用康有為任中文總教習。陳三立卻向父親推薦了康的學生梁啟超。他認為梁已經超過其老師。

梁啟超曾說：“陳伯嚴(陳三立)吏部，義寧撫軍之公子也，與譚瀏陽(譚嗣同)齊名，有兩公子之目。義寧湘中治跡，多其所贊畫。”

退出政壇後，47歲的陳三立依父親長眠的散原山(西山古名散原山)，以地名為號，自稱“散原”。

清末民初的詩壇，曾出現繁盛局面，各方流派皆標新立異，對詩歌的發展進行了探索與實踐。陳三立被公認為這一時期同光體詩派的領袖。錢鍾書曾說，唐以下的大詩人可以用一個地理詞語來概括：“陵谷山原”。 “陵”是杜少陵，“谷”是黃山谷，“山”是李義山，“原”即陳散原也。

陳三立與續配夫人俞明詩多數時候住在南京。俞明詩是浙江紹興人，其父俞文葆曾任湖南知府。之後俞氏家族在紹興興旺起來。俞文葆的孫子俞大維是後輩中的佼佼者。
俞大維在德國留學時曾與一德國女子相愛，並生下一子，取名俞揚和。回國之後，他與表妹陳新午結婚。陳新午是俞大維姑姑俞明詩的女兒。義寧陳氏與紹興俞氏兩個家族，成為兩代姻親。這兩個家族的交往還可上溯到陳寶箴。陳寶箴曾入曾國藩幕府，而俞大維的母親又是曾國藩的孫女。俞揚和長大成人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為妻。這樣，陳、俞、曾、蔣這四個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著名家族就有了姻親關係，形成一張極具中國特色的人情關係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