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奇特的陳雲君

陳三立有五子，陳衡恪長於詩書畫，陳隆恪擅詩文，陳寅恪是歷史學家，陳方恪是才子，陳登恪是外國文學家。其中，衡恪的繪畫和寅恪的史學最著名。

陳衡恪，字師曾，是民國初年天才橫溢的畫家，擅山水花鳥人物，工篆刻章印，出奇造意，矯柔為剛。

1876年3月2日，陳衡恪出生在祖父陳寶箴的湖南辰沅永靖道官署中(今湘西鳳凰縣)。幼年時代，他跟祖父識字、訓詁，耳濡目染，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功底。 6歲時，他隨祖父乘轎遊西湖，見湖面荷花盛開，觸景生情，即在轎板上用手指畫荷花。回家後，祖父授以紙筆，他從此開始習畫。少年時代，陳衡恪作畫全憑寫生，並無師承。有時，他在畫上寫些短章斷句，祖父常在賓客面前誇示這位長孫。

10歲時，陳衡恪在長沙從尹和白學畫花卉。 15歲時，又與胡沁園、王闓運相識，常以書畫請教。在他弱冠之年，父親陳三立開始聘請名師對兒子進行嚴格的專業基礎訓練。陳衡恪從周大烈學文學，從范鎮霖學漢隸、魏碑，從範當世學行書。這三位皆是當時頗有建樹的名流。

範當世曾為李鴻章幕僚，又與陳三立同為同光體詩派的重要人物，見陳衡恪聰穎好學，他便主動提親，將女兒範孝娥許配給了陳衡恪。

與魯迅、李叔同、齊白石結緣

戊戌變法失敗後，陳寶箴和陳三立同被革職，回到家鄉南昌，築室西山下，“往往深夜孤燈，相對唏噓，不能自已”。這一年陳衡恪遵長輩之命，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學習。其時魯迅也在該校，陳衡恪遂與之結識。

兩年後他們一道東渡日本，歸國後又曾一同在教育部任職，成為親密的朋友。魯迅和陳衡恪經常一起逛琉璃廠，互贈淘到的古玩拓片。在《魯迅日記》裡，有數十處提到陳衡恪，而周氏兄弟合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冊，是請陳衡恪用篆體題籤的。

1909年陳衡恪從日本學成歸國，被聘為江西省教育司長。任職不到一年，便應實業家張謇之邀，到江蘇南通師範學院教書。

他住在南通城東一棟村墅中，因為仰慕吳昌碩的書法篆刻，常到上海看望吳昌碩。陳衡恪在南通時期的不少篆書、石鼓文以及篆刻作品，都有受吳氏影響的印記。吳昌碩也曾說過，陳衡恪“以極雄麗之筆，鬱為古拙塊壘之趣，詩與書畫下筆純如”，可謂知人之言。

在日留學期間，陳衡恪與肄業於美術學校的李叔同(弘一法師)相交甚密，二人對詩詞、中外繪畫、書法、金石篆刻皆極喜愛，終成莫逆之交。

1912年春，李叔同至上海，任《太平洋畫報》副刊編輯，陸續刊載了陳衡恪的《春江水暖鴨先知》《偶坐侶是商山翁》《落日放船好》《獨樹老夫家》等畫作。 5月，陳衡恪抵達上海，《太平洋畫報》做了專門報導，還刊出陳衡恪大幅半身照片。藉此，美術界開始注意到這位畫壇的天之驕子。

1916年9月，李叔同為陳衡恪題其荷花小幅：“一花一葉，孤芳致潔；昏波不染，成就慧業。”兩年後，李叔同看破紅塵，出家為僧。他將自己的玩具、泥偶贈與陳衡恪。陳衡恪則將李叔同的全部贈物畫為一條幅，掛於自己的畫室中。

“文革”時，陳衡恪的畫幅和李叔同的舊物都毀失了。 1978年，畫家黃苗子在其所著《貨郎集》中寫到了陳李的這段往事。這是他在京訪問陳衡恪之子陳封雄時聽聞的。

陳衡恪在藝術創作上主張中西融會，認為“宜以本國畫為主體，舍我之短，採人之長”。他是敢於創新的實踐者，齊白石正是在他力勸和幫助下“衰年變法”。

1917年，55歲的齊白石避鄉亂居於北京，以賣畫和篆刻為生。當時，他畫一個扇面的價格是銀幣兩元，比一般畫家便宜一半，依然無人問津。一天，陳衡恪逛琉璃廠，見到齊白石所刻的印章，激賞不已，專程到他所住的法源寺相訪。齊白石取出《借山圖》請陳衡恪觀看，陳衡恪欣然賦詩一首，勸他不必求媚世俗。從此齊白石就把“畫吾自畫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作為終生的座右銘。

多年後齊白石仍然心存感激地說：“那時我學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為北京人所喜愛，除了陳師曾以外，懂得我畫的人，簡直是絕無僅有。 ”

陳衡恪又勸齊白石自出新意，變通畫法，齊此後創出了“紅花墨葉”一派。

1922年，陳衡恪應日本畫家荒木十畝和渡邊晨畝之邀，赴日參加“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他帶去了數幅齊白石的花卉、山水作品，很快以高價銷售一空。法國人又在東京選了陳衡恪和齊白石的作品帶去參加巴黎藝術展覽會，陳、齊二人一時名動海外。

此後，齊白石的聲譽蒸蒸日上，終成一代大師。

陳衡恪和齊白石在詩、書、畫、印上的往還甚多。他曾以薑夔“屋角紅梅樹，花前白石生”的詩意為齊白石作《梅下老人圖》扇面，他為友人所刻諸印中，也有不少有齊白石的邊跋。

齊白石在紀念陳衡恪的詩中寫道：“君無我不進，我無君則退。”正是二人藝術關係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