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崇尚文化的社會風氣

華夏文化為什麼能夠造極於兩宋之世呢？宋代文化繁榮的原因很多，中唐以來的社會變革，特別是庶族地主取代門閥地主而登上政治舞台，工商業的發展，特別是唐代文化的繁榮，都是宋代文化繁榮的原因。而宋代社會崇尚文化的風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宋代開國之君趙匡胤，曾經歷了一個從輕視儒生到重視儒生的過程。他擴展汴京外城，親自規劃，到朱雀門察看，指著“朱雀之門”的匾額問宰相趙普：“何不只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趙普回答道：“語助。”太祖笑道：“之乎者也，助得什麼!”後來南唐詞臣徐鉉因修職貢入朝，需差伴臣，趙匡胤卻差一個文盲去作伴臣。徐鉉詞鋒如雲，伴臣唯唯諾不能答。徐鉉高談數日，如對牛彈琴，後來也只好默默無語。這既是太祖的機智，也是他對文士的輕蔑。

但有一件事刺激他重視文士。幹德改元，他曾告喻宰臣，年號需擇前代所未有的。後平蜀，蜀宮人入宮，其鏡竟有“幹德四年鑄”字樣。太祖出示宰臣，皆不能對，而學士竇儀說：“蜀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得。”太祖感慨道：“作宰相須是讀書人。”從此大重儒臣，並勸臣子讀書。

在宋代，匯聚圖書也成為上層社會的喜好。宋太祖雖在軍中，也會不惜千金購買版本少見的圖書。他隨周世宗平淮南，有人讒毀他，說他攻下壽州，所載數車皆貴重之物。世宗遣使檢驗，只有書數千卷。宋太宗也致力於聚書，他在位期間曾多次下詔求書，大建藏書之館，棟宇之製，親作規劃，輪奐壯麗，甲於內庭，賜名崇文院，藏書八萬卷。

購買收集圖書，自然也使讀書的風氣盛行。宋太宗曾多次說：“朕萬機之暇，不廢觀書”、“朕每日退朝，不廢觀書”、“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興廢，以為鑑戒。”因為讀書多，宋太宗很有一些讀書的經驗。比如人們見到大部頭的書常常畏懼，認為無法讀完。 《太平御覽》一千卷，宋太宗日讀三卷，“因事有闕，則暇日追補”，並由此得出讀萬卷書也不難的結論。這對我們很有啟發。

收書、讀書的風氣還促進了還促進了圖書的整理和出版。宋代士人喜著述，喜收藏整理古籍。時至今日，在學術研究上，宋版書的地位和價值是無法替代的。景德二年五月，宋真宗到國子監閱書庫，問祭酒邢昺有多少書板。昺回答說：“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臣少時業儒，觀學徒能具經疏者百無一二，蓋傳寫不給。今板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時之幸也。”從宋初建國到景德二年僅四十餘年，書板增加了二十幾倍，從“具經疏者百無一二” ，變成“士庶家皆有之”，發展之速實在驚人。以後宋神宗繼續訪求遺書，得書近萬卷。徽宗也多次下求書之詔。靖康之變，藏書散失。宋高宗南渡後，詔定獻書賞格。自紹興至嘉定，散佚之書搜得十之八九，加之著書立言之士更多，藏書反多於北宋。淳熙中編《中興館閣書目》，比北宋編的《崇文總目》多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

現在人們常常將唐詩和宋詞並稱，可見宋詞水平之高。在宋代，寫詩填詞也是士人的重要生活內容。即使在今天，我們也依然能見到王安石、陸游、朱熹等人的書跡，發現他們是在多麼愉悅地書寫自己的詩詞作品。在宋代，就國家文化建設成就而言，以太宗為最；就個人文學藝術成就而言，則當以徽宗為最。宋人傳說徽宗是南唐後主李煜後身，這自然是迷信，但他們確有很多共同之處：文學藝術上都是天才，政治上卻是庸主，是亡國之君，都從君主變成了階下囚，最後都身死異鄉。宋徽宗在被金人俘擄後，有《眼兒媚》詞，上闋憶玉京繁，下闋嘆胡沙蕭索，很有李後主風味：“玉京曾憶昔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繞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管，吹徹梅花。”

此外，在宋代，詩詞唱和也成了主流社會的一種風尚。蘇軾的許多重要作品，如《赤壁賦》，都曾在他的書信中抄寫示人。中宋太宗時，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制詩賜之，其後累朝遵為故事。而宋真宗每觀畢一書，即有篇詠。

由於宋代社會風氣崇尚文化，即使是皇帝也願意親自寫一些文學作品，以表示自己的文化素養。宋代諸帝都編有所謂《御製集》，動輒數十卷，甚至數百卷。據記載，宋高宗曾作過一篇《春賦》，命徐本中校訂。有人想讒害徐本中，就對高宗說，《春賦》是您作的，可是徐本中卻對別人說是經過他修改潤色的。高宗聽了頗不高興。堂堂君主與臣下相爭，未免有些心胸狹隘，但也說明宋代皇帝不願假手於人，並十分看重自己的著述。

對世界文明作出重要貢獻的活字印刷術，也發明於宋代。

此文為曾棗莊先生於2008年所做出的演講稿，來源於光明日報。

文中圖片大部分源於《話說中國•文采與悲愴的交響》（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