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索引
文化盛世的啟示—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之世的原因
一、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的種種表現
二、對傳統文化的承傳與開拓
三、發展教育是宋代文化發達的重要原因
四、鼓勵文人關心國是
五、重視學習鄰國文化
六、儒釋道三教並重
七、崇尚文化的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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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傳統文化的承傳與開拓

 

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這與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承傳與開拓是分不開的。太宗組織文臣校訂經史群書，如《五經疏義》、《史記》、《漢書》、《後漢書》等，並編纂新書，北宋編有四部大書，這就是《太平御覽》 、《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 《太平廣記》收稗官野史、小說筆記多達四百七十五種，很多書早已失傳、殘缺，賴此書得以保存，至今仍是我們研究小說史的重要資料。 《文苑英華》上續《文選》，廣收南朝梁末至唐代的詩文，張說、李商隱等的很多詩文均賴此書保存，是清人編《全唐詩》、《全唐文》的重要資料來源。 《太平御覽》引書更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種，保存了大量古籍佚文。

今天我們讀到的宋以前的總集、別集多含有宋人的收集整理、校勘箋注之功。宋人最推崇的前代總集一為《詩經》、二為《楚辭》、三為《文選》。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被尊為六經之一。歐陽修、蘇轍、範處義、王質、朱熹、呂祖謙、楊簡、魏了翁等都有論《詩》注《詩》專著。宋以前奉毛傳、鄭箋、孔疏為神明，宋代興起疑古思潮，認為《詩序》“不足信”，朱熹《詩集傳》不錄《詩序》，自行探究《詩經》各篇之義，成為《詩經》學集大成之作。漢儒解《詩》多附會道德化意義，宋儒多以人情說解《詩》。歐陽修說：“古今人情一也，求《詩》之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矣。然學者常至於迂遠，遽失本義。”以人情說解釋《六經》更是三蘇父子的共同特點。

宋人特別推崇《楚辭》，特別是屈原的《離騷》。在漢代王逸的《楚辭章句》之後，唐代沒有出現過重要的《楚辭》注本。而宋代的《楚辭》注本不亞於《詩》注，如朱熹的《楚辭集注》之類。唐人有時對屈原的自沉汨羅似不理解，如白居易謂“長笑靈均不知命，江籬叢畔苦悲吟”。宋人卻對屈原深表崇敬，蘇軾的《屈原塔》詩頗能代表宋人對屈原的看法：“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蘇軾還有《屈原廟賦》對屈原之死也深表理解。

對《昭明文選》宋人有不同看法。蘇軾《題文選》批評《文選》“編次無法，去取失當……乃小兒強作解事者也”。蘇軾對《文選》的批評，並不為宋人所完全認可，張戒《歲寒堂詩話》認為蕭統“所失雖多”，但所得亦“不少”。因此，在蘇軾後，宋人仍很重視《文選》。宣和年間無名氏曾仿《文選》，編成《宋文選》三十二卷。尤袤曾校刻《文選》：“尤公博極群書，今親為讎校，有補學者。”可見即使在蘇軾批評《文選》後，《文選》仍是宋人學習的典範。

陶潛詩自然質樸，富有抒情色採，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為歷代詩人所推崇。宋人在創作上學陶者更多，蘇軾甚至盡和陶詩，對陶詩的評論也比唐人深刻得多。蘇軾最欣賞陶詩的感情真摯，其《和陶飲酒》雲：“道喪士失己，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冉眾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朱子語類》對陶詩也有不少中肯的評價：“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來。”

宋人對李白集也作了很多蒐集整理工作，宋初樂史所裒集的《李翰林集》，凡七百七十六篇。宋敏求後又多次輯佚，所得“無慮千篇。沿舊目而厘正其匯次，使各相從。以別集附於後，凡賦、表、書、序、碑、頌、記、銘、贊文六十五篇，合為二十卷。”曾鞏在京師編校史館書籍時，曾校正考次李白詩先後，作《李白詩集後序》，稱“餘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可見宋人對李白詩的輯佚、編年都下了很大功夫。

偉大詩人杜甫不僅在政治上終生潦倒，始終未能實現他那“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願；而且在文學上，也很少得到同時代人的應有重視。杜甫臨死前一年在《南征》詩中沉痛哀嘆道：“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即使在他死後，在樊晃、元稹、白居易、韓愈高度評價杜詩後，其詩仍不甚被唐人重視。北宋前期，杜甫仍被楊億譏為“村夫子”。真正普遍重視杜詩是在北宋中葉以後，他們廣泛蒐集、研究杜詩，而江西詩派更把杜甫作為自己的祖師爺。蘇舜欽編有《老杜別集》。王洙編有《杜工部集》，無論收詩總數、古近體篇數以及“賦筆雜著”的篇數都與今存杜集接近。後王琪又在王洙本基礎上，參照“古今諸集”，作了修訂，這一王琪鏤版本就成了後世所有杜集的祖本。今天我們還能讀到一千四百多首杜詩，應該感謝他們。宋代杜詩的注家很多，當時號稱有千家注杜。為了做到知人論世，不少宋人又為杜甫作年譜，為杜詩編年。評點杜詩較著名的是劉辰翁。宋人對杜詩的註釋、編年、分類、評點，充分說明了宋人對杜詩研習之深，這在唐代是見不到的。

宋人十分推崇韓愈，北宋古文革新就以韓愈為旗幟。錢鍾書《談藝錄》認為：“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矣。”在北宋中葉以前卻很難找到韓文，其後韓文大行於世。宋人還為韓集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文讜注韓集“積二十年之久”。方崧卿嘗校正《韓昌黎文集》，著有《韓集舉正》、《韓文公年表》。朱熹著有《韓文考異》，還選《昌黎文粹》。

宋代古文革新的另一旗幟為柳宗元。柳開“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肩愈(指韓)，字紹先(指柳)”。穆修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鏤板，在京城相國寺擺攤賣書。宋人曾多次刻印柳集，沈晦、常子正、嚴有翼、張敦頤都曾校正刊刻柳集，訂正達數千餘處。此外還有《韓柳音釋》、《柳文切正》、《柳文音義》之類的專著。

宋初蒐集李商隱詩文者，一為《文苑英華》的編者，李商隱《樊南甲乙稿》早已失傳，今所存者，乃從《文苑英華》錄出；二為錢若水，得李商隱詩“四百馀首”；三為楊億，得“五百八十二首”，這已與今存李詩相近。沒有他們的努力，今天我們就很難讀到這樣多的李商隱詩文。

李賀辭尚奇詭，宋代也有一些詩人效其體，範浚有《春融融效李長吉體》。薛季宣曾刊刻李賀集，有《李長吉詩集序》，謂宋代流傳的李賀詩有蜀本、會稽姚氏本、宣城本，並對李的人品和詩品給了很高的評價。趙衍《有重刊李長吉詩》，稱“長吉一出，會古今奇語而臣妾之。”宋末劉辰翁評點諸家集，亦含李賀詩。

《太平廣記》為我國古代著名的大型小說總集，北宋李昉等編輯。

秋聲賦意圖青瓦白屋，瘦木飄搖，霜天漸晚，遠峰朦朧，一派秋意蕭瑟的景象。圖中所表現的正是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名篇《秋聲賦》的意境。

宋蜀刻大字本《春秋經傳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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