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重視學習鄰國文化

宋王朝不僅注意承傳傳統文化，也很重視學習鄰國文化。宋代的民族矛盾一直很尖銳。為了防止洩漏國家機密，不僅對少數民族政權的文化交流採取了一些限制措施，而且對同中國少數民族政權關係密切的鄰國也採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是，即使如此，宋代的對外文化交流仍有很大發展。

中日文化交流，宋代遠遜於唐。在唐代，日本常派遣唐使來華，其成員有不少為世俗、僧侶學者。中國的著名文人如王維、儲光義、李白、劉禹錫等，都曾與日本人唱和，留下了不少佳話。但從唐末五代起，直至整個宋代，日本政府停止了向中國派遣使節、留學生和學問僧。但中日民間的文化交流仍在繼續。太平興國八年日僧奝然來華，獻日本國的《職員令》、《王年代紀》；又攜來《孝經》一卷、唐太宗子越王李貞《孝經新義》十五卷。 《王年代紀》是日本史書，有助於中國了解日本天皇的承傳。太宗召見奝然，感慨本國之不足及日本的長處說：“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宇縣分裂，梁、週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冑，鮮能嗣續。朕雖德慚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為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奝然說：“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並求印本《大藏經》，詔給之。除日僧來華外，也有中國僧人去日本傳法。淳佑六年(公元995年)，宋僧道隆應日僧的邀請，率弟子數人東渡日本，創建長寺，宣揚禪風，頗受日本幕府及僧眾的歡迎。

以佛教為中心的中印文化交流超過唐代，出現了由政府資助的大型赴印取經團。由於《西遊記》，特別是電視劇《西遊記》的影響，唐太宗派玄奘西天取經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其實，玄奘雖曾正式表請赴印，但未蒙許可。貞觀三年因連年災荒，朝廷允許僧俗四出就食，玄奘才利用這一機會隨商人赴印。歷盡千辛萬苦，於貞觀十九年返回，才得到唐太宗的召見，並要玄奘翻譯佛教經典。在整個唐代似乎從未出現由政府派僧赴印取經。相反，宋太祖曾派繼隆等三百人赴印度求佛法。後又有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法，詔許之，並賜錢三萬遣行。非政府派遣的宋僧個人赴印取經，較之唐代也要多得多。天聖中僧人懷問曾三往天竺，這也是唐代所沒有的。淳化四年詔西邊諸郡，梵僧來，中國僧西遊而還者，所持梵經並先具奏，封題進上。這既表明宋王朝十分注意搜羅梵經，又表明梵僧來中國及中國僧西遊而還者數量一定十分可觀，因為政府不可能為個別僧人下此詔令。印度僧人來華者也很多，有的還在中國擔任僧職。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吳越王錢俶曾遣使向高麗求取佛典。次年高麗即遣僧諦觀送諸教典籍來吳越。宋代還從高麗回流一些儒家典籍，如《京氏易傳》。高麗的文化用品也廣泛傳入中國，並為中國士人所喜愛，常常作為禮品贈人，如高麗紙、高麗墨、高麗猩猩毛筆、高麗松扇、高麗飲器、高麗磨衲(袈裟)之類。蘇軾曾被命出使高麗，後因大臣“惜其去”，未能成行，秦觀《客有傳朝議欲以子瞻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罷之，作詩以紀其事》可證。高麗常派留學生來中國求學，金行成在中國進及士第後，留在中國做官，累官至殿中丞，通判安州。元豐末和元佑初，高麗文宗第四子、僧統義天來華問法學道，中國給予他很高的禮遇，完全是破格接待。義天帶來中國當時已失傳的《賢首章疏》，還以金書三譯《華嚴經》一百八十卷贈杭州慧因寺，慧因寺特為建閣藏此經，故俗稱慧因寺為高麗寺。

宋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最突出的特點是漢籍的大量外傳。宋以前，中國典籍基本上靠手抄流傳，連中國人自己要得到一部書都很困難，對外傳播更微乎其微。宋代刻書業很發達，大量圖書通過公私渠道流傳到國外和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政權所統轄的區域。宋王朝對此雖有一些限制，但限制未必生效，主要是限制涉及國家機密的詔令、奏議、策論等的外傳，對各國索取其他圖書，宋王朝基本上是有求必應的。流傳到高麗的宋代典籍，包括了宋以前的主要典籍及宋代編印的重要圖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蜀版《大藏經》等。沒有印刷術的發展，這樣大部頭的圖書很難外傳。

蘇東坡題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