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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盛世的啟示—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之世的原因 - 一、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的種種表現

文章索引
文化盛世的啟示—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之世的原因
一、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的種種表現
二、對傳統文化的承傳與開拓
三、發展教育是宋代文化發達的重要原因
四、鼓勵文人關心國是
五、重視學習鄰國文化
六、儒釋道三教並重
七、崇尚文化的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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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的種種表現

 

政治上,宋代形成了中國歷史上乃至當時整個世界最完備的文官政治。宋代歷朝不僅宰相及政府各部用文臣,而且用文臣掌軍,擔任各級地方官吏。太祖對趙普說:“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天下,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王朝長達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堪稱“三代以下治安所無”。這與宋王朝限制武將、宦官、後族專權等一系列鞏固統治的措施是分不開的。但這些措施,有些也是雙刃劍,特別是對武將的過分防範,既有利於結束晚唐、五代以來的分裂割據,又使南北宋實際從未完全統一過中國,最後是北宋亡於金,南宋亡於蒙。

哲學上形成了程朱理學。漢、唐儒學解經,重名物訓詁,宋儒解經重義理性命之說,故被稱為理學或道學,後人又稱為新儒學。 《宋史》在《儒林傳》外,專設《道學傳》,就說明了道學與此前的儒學有較大的區別。程頤說:“今之學者歧而為三,能文者為之文士,談經者泥為講師,惟知道者乃儒也。”他所說的“談經者”即古之儒士,“知道者”即宋代的道學。宋初陳摶的《先天圖》、《太極圖》已開宋代理學的先河,其後胡瑗、孫復、石介有“宋初理學三先生”之稱。但理學的真正創始人是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直至南宋朱熹始集其大成。理學是宋代文化的突出特色,對宋、元、明、清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各個領域無不打上理學的烙印,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佔統治地位的思想。

宋代的史學特別發達。 《春秋》之後,中國最重要的編年體史書為宋代司馬光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鑑》,從先秦至宋前,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是宋以前的編年通史。全書體例謹嚴,結構完備,文字質樸簡潔,敘事清析,文筆流暢,不僅具有史學價值,而且富於文學色彩。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都是編年史名著。中國史書的又一種寫法為紀傳體,始於司馬遷的《史記》,以後歷代相襲,成為中國的正史。歐陽修撰有兩部正史,即《新唐書》和《新五代史》。南宋還產生了紀事本末體史書,以重大歷史事件立目,獨立成篇,各篇又按事件的時間順序撰寫,這就是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此書影響很大,繼踵者很多,有《左氏傳事類始末》、《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現已形成完整的系列。

宋代科技也很發達,沈括博學多聞,對天文、地理、典制、律曆、音樂、醫藥等無所不通,所著《夢溪筆談》被英國的李約瑟博士譽為中國科技史上的里程碑。北宋另一位大科學家是蘇頌,他對中國的天文學和醫學都作出了巨大貢獻。宋代還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雕版印刷普遍使用,故宋代圖書的撰著和流通均大大超越前代。翻開任何一部古籍目錄,都不難發現,無論經史子集,一至宋代就陡然增多,宋人著作流傳至今者有五千餘種。正如《宋史•藝文志序》所說,當時“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捲帙,累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

宋代文學更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宋詞最能代表宋代文學的特色,王國維在《宋元戲劇史序》中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宋詩在唐詩的基礎上別樹一幟,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於唐詩的風貌。從南宋起在中國文學史上長期存在的唐宋詩之爭,說明宋詩取得了可與唐詩抗衡的地位。中國是詩的國度,也是文的國度。宋文數量很大,《全宋文》現已出齊,全書共360冊,8345卷;含宋文作者9178人,收宋文178292,字數達一億一千多萬字,是《全唐文》的十一倍,是先秦至宋以前文章總和的七倍。宋文諸體漸備,舊有文體有了新的變化,並出現了不少新興文體,如詩話、詞話、筆記、日記、楹聯、話本小說、雜劇和南戲等。宋文風格多樣,流派紛呈,名家輩出,名作如林,所謂唐宋古文八大家,宋居其六就是明證。如果說宋詞最能代表宋代文學特色,那麼宋文則最能代表宋代文學的成就。

宋代藝術的各個領域頗富創新精神,書法有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蔡襄,一說蔡京)四大家。繪畫有以蘇軾、文同為代表的文人畫湖州畫派。宋人對音樂也有深入研究。范鎮在音律問題上曾同司馬光反复爭論,僅《與司馬溫公論樂書》就多達十四篇。徽宗專設大晟樂府,使詞從民間和文人詞取得國家樂府的正式地位,影響甚大。隨著宋朝城市經濟的繁榮,戲曲藝術也很繁榮。北宋京城開封是“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在開封城內,有大小勾欄五十餘座,上自皇帝近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喜觀看雜劇,一台《目連救母》,連演七十八日,觀者如堵。北宋滅亡後,部分藝人被擄北去,部分藝人流落到江南,杭州的勾欄瓦肆更是鱗次櫛比,規模數量都遠遠超過開封。一些戲劇史說宋代只有宮廷演出的記載,沒有民間演出的記載。而南宋周南的《劉先生傳》生動反映了當時街頭演出的盛況,為我們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南宋戲劇史料:演員共五人,三男二女,演出場所皆為市人會聚之地;演出帶有娛樂性(“資旁觀者笑”)、營業性(“自一錢以上皆取”),這與今天民間藝人的街頭演出很相似。

文化盛世的啟示——為什麼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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