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漢魏時期

    漢魏這個時候.雖已有行、楷、草諸體之萌芽，但“行書”的概念尚未出現〔更不可能有行書書論)。“草書”所指也很模糊。因為在“草書”、“行書”、“行楷”、“行草”等概念都出現之後，各自的疆域才比較明晰。然而此時一些書論中，已經流露出創造完整意義“行書”的指引理念。

    漢代崔瑗(78一143年)《草書勢》保存于晉代衛恒《四體書勢》中。這篇迄今所見的最早書法專論也是一篇草書專論。漢代另外還有趙壹《非草書》，也是專門針對草書的。《草書勢》謂“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旨，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纖微要妙，臨事從宜”。指出了草書的產生正是為適應時代的實際需要對“佐隸”等的“從宜”與“簡略”。這個出發點與行書之“務從簡易”也是合拍的。然而，草書在逐步成熟之後，有了被部分人作為純粹藝術手段以“矜忮”的傾向，背離了草書簡易省時之初衷。草書的手段是“刪難省煩，損複為單”，目的是“易為易知”。但是必須把握好刪損的分寸，否則就既不“易為”更難“易知”了。鑒於此，趙壹《非草書》發難曰：“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由於趙壹立足于功利實用立場上否定草書，後人往往因此把《非草書》看作對書法“藝術”的反動。而事實上.可能正是從與趙壹相同的立場出發，後來人才有動力提煉出“行書”這種新字體.以彌補草書在實用上的一些缺憾。王力先生將字體的演變劃分為四個時代，“漢代為第三期，用隸書。但草書和行書亦已存在”。“東漢至現代為第四期，用楷書。行書、草書只是楷書的速寫式。它們是輔助楷書,不是替代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