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談論詩歌，我們需要不同的時間尺度，從《詩經》到現在已有三千年了，按這個尺度，四十年算不上什麼。終點這個說法不對。如果把1969年作為中國詩歌的新的開端的話，那麼這場詩歌“革命”一直到今天，而且會繼續下去。當然和頭二十年的輝煌相比的話，近二十年可謂危機四伏。讓我再引用帕斯在《另一種聲音》中的話：“今天藝術和文學面臨一種不同的危險：不是一種學說或一個無所不知的政黨在威脅著它們，而是一種沒有面孔、沒有靈魂、沒有方向的經濟進程在威脅著它們。市場是圓的，無人稱的，不偏不倚而又不可通融的。有的人會說，照他看來，是公道的。或許如此。不過它是瞎子和聾子，既不愛文學也不愛冒險，不知也不會選擇。它的審查不是思想性的，它沒有思想。它只知價格，而不知價值。”帕斯的話正好概括了這二十年中國藝術與文學，包括詩歌在內的外在危機。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內在危機，那就是我們這古老民族太注重功利，太工於心計，缺乏一種天真無畏的“少年精神”。這一點恰恰從內部消耗了向前推進的動力。

“與民族命運一起，漢語詩歌走在現代轉型的路上，沒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儘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機緣……”  

不久前參加“香港詩歌之夜”的美國著名詩人蓋瑞·施耐德在香港說，現在的中國詩人和詩歌太注重抒情，而忘記了詩歌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批判，中國詩歌是否真的在喪失這一功能？在中國，詩歌的批判性主要可以表現在哪些方面？

北島：施耐德說的有道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主要是審美，而審美如果沒有足夠的批判與反省意識伴隨的話，就很容易變質，變得矯飾、濫情甚至腐朽。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現代詩歌正是在與工業化引導的現代化進程的對抗中應運而生的。遺憾的是，如今很多人都忘記了這一基本前提，甚至提倡復古走唯美的老路，那是根本行不通的。

二十年前，北島離開故土開始了海外漂泊之旅，從歐洲到美國，寫詩之外感受到現實生活的壓力和困頓。也許，這才是詩人的正常生活。兩年前，北島終於在香港安定下來，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學的聘書。去年3月，我在香港參加一個文學論壇，坐在北島旁邊，看著他默默批改學生的詩歌作業。

上個月，北島還把他全世界的詩歌朋友拉到了香港，為香港人民帶去了一場“香港詩歌之夜”的系列朗誦會。在香港這樣一個完全商業化的城市定居、寫作，北島覺得“倒是有別的意外收穫”，高度的商業化與都市化，“反而為拓展文化與文學藝術的空間提供了無限的可能”。

兩個月前，北島獲得了第二屆“中坤國際詩歌獎”，夫人甘琦女士代其領獎並發表缺席演講——“缺席”成了他與內地文化界聯繫的紐帶。在那次缺席的演講中，北島指出了當代漢語詩歌在過去以及現在遇到的困境。在北島看來，四十年前的中國地下詩歌是“對中華古老文明的源頭的回歸，那就是詩歌的中國”。但四十年過去了，“四十年後的今天，漢語詩歌再度危機四伏。……詞與物，和當年的困境剛好相反，出現嚴重的脫節——詞若遊魂，無物可指可托，聚散離合，成為自生自滅的泡沫和無土繁殖的花草。詩歌與世界無關，與人類的苦難經驗無關，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機更可怕。”

“如果把1969年作為中國詩歌的新的開端的話，那麼這場詩歌'革命'一直到今天，而且會繼續下去。當然和頭二十年的輝煌相比的話，近二十年可謂危機四伏。”

您目前因為各種原因，只能在香港寫詩創作，在這樣的狀態和環境中創作，帶給您意想不到的收穫是什麼？

北島：其實詩歌創作跟環境沒什麼關係。在香港定居，倒是有別的意外收穫：由於香港的歷史背景、地理位置與國際地位，由於高度的商業化與都市化，反而為拓展文化與文學藝術的空間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比如，剛剛結束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就是證明：在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推廣非商業化甚至反商業化的“陽春白雪”，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說是成功的。所謂“絕處逢生”，就是這個道理。

您那一輩出來的著名詩人，這些年在創作上似乎都有些停滯，他們有詩歌之外的事業，您覺得他們遇到的困境又有哪些？

北島：寫詩難呀——可以這麼說吧，你每天都得從零開始，不像別的手藝，熟能生巧。當然有些是寫作以外的困境，各有各的難處。

在這轉型的時代中，中國詩歌能發揮的作用會是什麼?

北島：這個問題應列入國家的五年、十年計劃中。不管時代怎麼轉型，詩歌都應該倖存下去，也必須倖存下去，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靈魂。

帕斯在《另一種聲音》中說，詩歌是介乎宗教與革命之間的另一種聲音，按照這樣一個標準，詩歌在中國（1949年以後的詩歌）哪個時期可能比較符合這樣的界定？為什麼？

北島：我先說明一下，這是他的論文集《另一種聲音》中的最後一篇，寫作時間是1989年12月，距今整整二十年了。眾所周知，1989年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帕斯這樣寫道：“我們經歷著一場時代的轉折：不是一場革命，而是一場回歸，在最古老最深刻的意義上的回歸。一種向源頭的回歸，同時也是一種向初始的回歸。正如一位美國教授所說，我們不能親臨歷史的終點，而是親臨一種新的開始。被埋葬的現實的複活，被遺忘和被壓抑者的重現。正如以往歷史上發生的那樣，匯入一種再生、向初始的回歸幾乎總是混亂：革新，復興。”而帕斯認為，詩歌為這種回歸提供了可能。回顧人類歷史，宗教與革命帶來太多血腥的記憶，在這一意義上，詩歌是“另一種聲音”。談到1949年以來的這六十年，真正可以稱作“另一種聲音”的是始於上世紀的中國地下詩歌，它在七十年代末浮出地表，並產生巨大的影響。其實這就是帕斯所說的那種回歸，對中華古老文明的源頭的回歸，那就是詩歌的中國。

在您看來，詩歌特別是中國詩歌應該離革命和宗教遠一點還是更近些？

北島：我認為中國詩歌恰好應該遠離革命與宗教。在我看來，革命與宗教有某種共性，那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並依賴組織甚至武裝力量來完成改造人類的目的——“存天理，滅人欲”。而詩歌不同，它純屬個人的想像，自我認知自我解放，無組織無紀律，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強制性與侵略性。

四十年前的詩歌“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是否，既是起點，但沒走幾步就已經是終點了？這是不是您這輩詩人始料未及的？

北島：談論詩歌，我們需要不同的時間尺度，從《詩經》到現在已有三千年了，按這個尺度，四十年算不上什麼。終點這個說法不對。如果把1969年作為中國詩歌的新的開端的話，那麼這場詩歌“革命”一直到今天，而且會繼續下去。當然和頭二十年的輝煌相比的話，近二十年可謂危機四伏。讓我再引用帕斯在《另一種聲音》中的話：“今天藝術和文學面臨一種不同的危險：不是一種學說或一個無所不知的政黨在威脅著它們，而是一種沒有面孔、沒有靈魂、沒有方向的經濟進程在威脅著它們。市場是圓的，無人稱的，不偏不倚而又不可通融的。有的人會說，照他看來，是公道的。或許如此。不過它是瞎子和聾子，既不愛文學也不愛冒險，不知也不會選擇。它的審查不是思想性的，它沒有思想。它只知價格，而不知價值。”帕斯的話正好概括了這二十年中國藝術與文學，包括詩歌在內的外在危機。除此以外，還有一種內在危機，那就是我們這古老民族太注重功利，太工於心計，缺乏一種天真無畏的“少年精神”。這一點恰恰從內部消耗了向前推進的動力。

“與民族命運一起，漢語詩歌走在現代轉型的路上，沒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儘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機緣……”  

不久前參加“香港詩歌之夜”的美國著名詩人蓋瑞·施耐德在香港說，現在的中國詩人和詩歌太注重抒情，而忘記了詩歌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批判，中國詩歌是否真的在喪失這一功能？在中國，詩歌的批判性主要可以表現在哪些方面？

北島：施耐德說的有道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主要是審美，而審美如果沒有足夠的批判與反省意識伴隨的話，就很容易變質，變得矯飾、濫情甚至腐朽。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現代詩歌正是在與工業化引導的現代化進程的對抗中應運而生的。遺憾的是，如今很多人都忘記了這一基本前提，甚至提倡復古走唯美的老路，那是根本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