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的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

中國文化正在成為國際上受尊重的文化實體，並由東方向西方傳播而成為人類新的文化感受方式。大國崛起不是民族性口號和單一的願望，文化創新和可持續輸出是大國崛起的重要軟實力地基，同樣是消除“中國威脅論”獲得大國文化競爭力的必由之路。

1.從經濟資本走向文化象徵資本

法國當代思想家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將整個社會資本分成三個資本域，即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

就“經濟資本”而言，每個國家都可以用GDP來量化。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有一條很重要的統計信息：從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遠遠領先於世界其他國際經濟體，佔世界經濟的25％左右，1820年的時候佔世界經濟總量的32.9%。從1820 年到1870 年這50年間,中國經濟的製度性障礙,使得中國成為“停滯的帝國”。 1820年左右，西歐經濟總量佔世界總量的23.6%，但到了1870年，就達到了33.6%，遠遠超過同期的中國經濟總量。到199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僅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1.5%。到20世紀後期，從1952 年到2005 年，僅僅53年,中國的GDP增加了20倍。 2006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英國,2008年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三。

如今美國、日本加上中國變成了世界的前三強，中國這個歷史上的落後國家，綜合國力排在了世界第三。中國在掉下低谷後已經走上了復甦之路。這種複蘇使得中國的身份變得空前複雜。一會兒是“中國落後”、“第三世界”、“中國的環境污染”等，一會兒是“中國的崛起”、“中國威脅”、“中國分裂”等。

我堅持認為，關鍵問題不在於我們的科技經濟，軍事崛起，而在於我們的文化身份不清。這就說明中國的“文化資本”還不豐厚，需積極進行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的積累和創新，通過經濟崛起與文化創新共同提升中國新世紀大國地位。

2.消除中國威脅論的文化牌

在西方現代性統治世界的近200年間,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方文化整體上喪失了自己的聲音，喪失了主動支配自己的能力，而只能淪為西方現代性的邊緣或附庸。中國在古今中西四個維度之間擺動，或認為自身歷史悠久，或崇拜現在的西方。人們一方面在忘記中國自身的傳統，一方面對西方這一他者總是霧裡看花、琢磨不透。向西方學習並沒有獲得西方人或者西方文化的內在特性，反而往往通過西方抹去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沒有文化的凝聚力，文化身份認同就將出現問題。在經濟起飛之後，全盤西化之中還有什麼東西能夠代表東方文化？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那麼崛起速度越快，文化則越弱。

文化需要去“化”，宗教是需要去“傳”，國家衝突需要去“解”，當代思想戰略需要去“行”。然而，在大眾媒體的炒作和平面化中，今天滿地的“文化侏儒”和消費享樂主義者，卻少有能夠擔當“天下”的大氣象者，這意味著，中國文化在新一輪文化競爭中有可能處在不利的地位。事實上，文化殖民、語言殖民、精神生態失衡是當代最大的文化病症，這種病症造成了國人的文化自卑主義和文化失敗主義情結。這一局面必須花大力氣加以改觀，否則文化軟實力競爭就落不到實處。

在我看來，那些一味目光向內感嘆地球變小為“地球村”的人，沒有註意到時代已經悄悄發展而進入“星際交流”的太空文明時代，中國文化應該在新世紀有大的作為。中國文化不僅是東方的，而且正在成為世界的。每個時代的思想家都有其自身文化立場，並進而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眾多思想家互動形成大國文化身份的價值認同。

中國文化正在成為國際上受尊重的文化實體，並由東方向西方傳播而成為人類新的文化感受方式。我們必須冷靜思考人類的未來是否可以將東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來，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消除文化誤讀，發現差異性文化之間的心靈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整體創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氣著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精神生態失衡問題，讓人類告別戰爭、瘟疫、罪惡，走向新世紀綠色生態的自然和社會。

守正創新是新世紀中國崛起的文化戰略。新世紀中國文化不僅是中國的，也應該“走出去”而成為人類的和世界的。在我看來，這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

《世界經濟千年史》記載了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起起落落

浙江紹興大禹陵

王岳川簡介：

王岳川，四川省安岳縣人，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書法研究所所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復旦大學等十所大學的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發現東方》、《文化輸出：王岳川訪談錄》、《後東方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藝術本體論》、《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後殖民與新歷史主義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後現代後殖民主義在中國》、《王岳川文集》（韓國4卷本）、《西方藝術精神》、《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叢書》（主編9卷本）和《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約400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