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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軟實力與文化安全- 王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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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頁. 文化爭端中的中國處境
第四頁. 大國崛起的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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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白--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演講

沒有文化的人類歷史是無法想像的，任何民族都離不開文化；任何個體無法脫離文化，個體總是需要認同某種文化，沒有文化的個體人生是不可能的。大到國家、民族，小至每一個歷史時空中的個體，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化的存在，文化環抱著人邁向自己的未來，個體通過自己的作用承擔起所屬文化圈的職責，並將自己所屬文化發揚光大；任何文化選擇並非輕鬆隨意的，文化鏈條的斷裂總是會帶來形形色色的文化失語。

對今天的中國而言，大國文化戰略與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可忽略的問題，而是一個必須正視和重視的重大文化戰略問題。

從文化冷戰到文化熱戰

軟實力對世界各國製定文化戰略和國家戰略是一個重要的參照系。表面上文化確乎很“軟”，但卻是一種不可忽略的偉力。任何一個國家在提升本國政治、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的同時，提升本國文化軟實力也是更為特殊和重要的。

文化軟實力是美國前國防部官員約瑟夫·奈提出的。

他認為，軟實力的來源有四個方面，即制度、價值觀、文化和政策，實際上四者都可以歸屬於廣義的文化。約瑟夫·奈強調中國軟實力的上升不是威脅，他不認為多數美國人會將中國不斷上升的軟實力視為一種威脅，“存在著中國軟實力和美國軟實力共同增長的可能性，它們不一定是對抗的”。

中國在尋求提升自身文化軟實力，以及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吸引力的過程中，積極開展以中國語言、文化和思想等的推廣活動為代表的文化外交和公共外交。這樣的外交活動有助於展現中國文化魅力，激發外國公眾對於中國文化的興趣並幫助他們了解中國的價值觀與文化，消除他國對於中國崛起的擔憂與戒備以及樹立一個文明的、負責任的、值得信賴的中國形象。

軟實力對世界各國製定文化戰略和國家戰略是一個重要的參照系。表面上文化確乎很“軟”，但卻是一種不可忽略的偉力。任何一個國家在提升本國政治、經濟、軍事等硬實力的同時，提升本國文化軟實力也是更為特殊和重要的。

當代中國文化與發達國家經濟的關係呈現出相當複雜的形態。

正如珀金斯《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所揭示的：在美國出現的“經濟殺手”披著經濟學家、銀行家、國際金融顧問之類的合法外衣，其實卻為美國全球霸權的戰略服務，他們拉攏控制他國的政治與經濟精英，向他們提出蓄意製造的錯誤的宏觀經濟分析和產業投資建議，誘騙發展中國家落入預設的經濟陷阱，從而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和自然資源。近來美國《混合語》雜誌不斷曝料：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96年後加緊了對第三世界學術界的滲透，出巨款讓一些人宣傳推進全盤美國化，打壓第三世界那些保護和振興本民族文化的人。

在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一書披露：為了滲透美國的霸權思想，中央情報局在文化領域展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文化輸出活動：舉辦講座和研討會，創辦學術刊物，開設圖書館，資助學者互訪，捐助講座教授位置等。

實際上，冷戰本質上是一場文化戰爭，就連西方內部，文化冷戰也從未斷絕。戰後美國文化強勢進入歐洲，包括西歐和東歐。但是，歐洲文化絕非被動全盤接受文化美國化，法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一致致力於維護本國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國為甚。為抵制美國文化的入侵，保護法國文化，針對美國在關貿總協定的烏拉圭談判中提出的文化產品貿易自由化，法國堅持“文化例外”政策，反對將視聽產品納入世貿組織貿易規章制度中。法國為此對歐洲各國進行不懈的遊說，終於使得1993年歐洲議會採納了“文化例外”原則。 2001年12月2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該宣言第五條規定：“文化權利是人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創造多樣性的繁榮有賴於文化權利的全面實現。”

今天，應對從文化冷戰到文化熱戰的重要方式就是進行文化戰略的研究。二戰以後，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文化產業發展迅猛，根據聯合國的一項統計，1980年到1998年，世界印刷品、文獻、音樂、視覺藝術、電影、攝影、廣播、電視、遊戲和體育用品的年度貿易額從953.4億美元，增長到3879.27億美元。文化發展之快可見一斑。

當前，中國政府對於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問題有著自己的主張，提出了中國自己的文化安全觀，改革開放以來歷任國家領導人的文化立場，多在於強調合而不同，求同存異，鼓勵和加強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文明對話。中國也開辦了孔子學院和語言文化學院，希望有3000萬甚至3億的外國人都來學漢語。然而比起周邊日、韓政府目標明確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國的文化政策層面卻顯得氣象不足且特徵不夠鮮明。

近些年來，中國經濟日漸崛起令世人矚目，與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響則亟待拓展。有數據表明，目前美歐佔據世界文化市場總額的76.5%，亞洲、南太平洋國家19%的份額中，日本和韓國各佔10%和3.5%。美國文化產業創造的價值早已超過了重工業和輕工業生產的總值。中國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我們需要培養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識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他們知道什麼是最中國的、最優秀的、最能成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麼是全球市場；知道誰在消費中國，誰在了解中國，否則很可能將導致文化生產過剩或者錯位。

文化傳播機制是一個大問題。美國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影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從1996年開始，美國的文化產業已經超過航空、重工業等傳統領域，成為美國最大的出口產業。美國的文化產業已經占美國GDP的25%左右。這種情況下，中國不得不借鑒西方的模式，如製作模式、宣傳模式、廣告模式、營銷模式、收回成本模式等。

最近幾年，一些中國電影逐漸走出國門，在為世界所認知的同時，也贏得了部分海外市場，其中貢獻大者如張藝謀、陳凱歌等。但恰恰是這些大踏步走出去賺取海外票房和美元的電影導演，在很多人眼裡，他們的作品不僅“媚洋”、“求大”，而且“沒有思想”。結果，錢投得越來越多，電腦製作越來越虛假，畫面越來越殘酷。成本越高，就越期待從市場獲得高回報。這在美學上被稱為“形式取代思想”——即以形式的視覺狂歡取代了思想的深層感動和內在靈魂的拷問。面對美國文化三片齊下的文化戰略，中國文化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處於“失聲”狀態。

中國文化要出好作品，不能僅僅停留在號召意義上，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模仿層次上，必須批量生產，規模推出文化精品，這就需要市場的投入。但文化市場也是個難題，因為中國人懂文化的不懂市場，懂市場的不懂文化，甚至是懂文化的看不起市場，懂市場的也看不起酸文人。

因此，需要解決以下四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官方應有文化的高度。第二，熟悉市場，了解西方和全球的市場，知道誰在消費和需求中國的東西，否則就會導致產品過剩或者嚴重錯位。一方面，一些人受“名牌”機制影響，人云亦云，喜好消費那些宣傳海報裡的商業“大片”；另一方面，相對於全國平均收入水平，文化產品總體上仍屬於奢侈品，很多人受經濟條件約束卻消費不起。這些都制約了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的良性發展。第三，中介環節問題，主要是體制性問題，需要有一種彈性的合作性的製度、財務制度等，否則從事文化產業的人最後很可能是債台高築，官司纏身。第四，專業和思想的介入，即邀請一批真正的專家、學者和撰稿人，吸收、改編他們的思想以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

《軟實力》英文書影，在國際交往中，文化軟實力主要體現在一個國家的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中。

《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冷戰離不開文化戰。

文化爭端中的中國處境

新世紀亞洲格局的重組，表現之一是話語權的爭奪；中國的四大發明遭遇挑戰，說明文化軟實力關係當代中國的文化安全，要走出誤讀與妖魔化中國的怪圈。

1.新世紀亞洲格局重組與話語權爭奪

亞洲正在崛起，其動向大致有三：一是韓國宣布將在全球一百個地區開辦“世宗學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設“日語學習中心”欲與中國的“孔子學院”抗衡，三是印度的文化很早就輸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龍象之爭”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籌。

韓國是新興的文化產業大國。 1998年,韓國遭遇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提出了“文化立國”的方針，明確提出“兩個五”：力爭五年之內把韓國在世界文化產業市場上的佔有率從1%提高到5%；力爭五年內能培養出10000個內容創作者，其中10％有外銷的能力。為實施這一戰略，韓國先後頒布了十幾部法律法規，又於2001年成立了“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並且每年獲得政府5000萬美元的撥款用於文化事業的發展。 《大長今》的熱播，絕非一個電視劇而已，而是事關韓國的文化輸出、文化戰略。而且，他們要把“韓流”變成“亞流”，甚至“世流”。韓國祇有4900萬人口，卻在海外有12個韓國文化院。 2004年韓國文化產品已佔世界市場份額的3.5％，成為世界第五大文化產業強國。韓國成功地輸出了自己的文化，拯救了韓國經濟。為了塑造東亞大國形象，韓國新辦的“世宗學院”將面向世界，尤其是東亞民眾免費教韓國文字和文化，使得現有學習韓語的百萬餘人借“韓流”大潮迅速膨脹。

東亞的日本是世界第二經濟強國，早在1985年，日本經濟持續增長之時，就試圖從“經濟大國”轉向“政治大國”最終走向“文化大國”。日本的文化立國戰略其目的就是要推出日本文化。試圖確立日本文化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使亞洲國家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時，也接受日本文化。

日本因為二戰罪行其國際形像一直不佳，為了塑造未來親善的國家形象，同時為了同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相抗衡，日本政府計劃在全球各地增設“日語學習中心”100所以上，學習中心的規模擴大近10倍，從而從文化深層次改善世界對日本的看法。據報導，2007年4月18日，日本政府“教育再生會議”在首相官邸舉行了分科會議，與會者一致決定把“到2025年將在校留學生數量擴大至目前的10倍即100萬人”這一目標寫進5月的第二份報告中，說明日本致力於通過吸引世界而傳播日本文化。

印度在軟件工業和區域特色文化方面已經擁有了世界性聲譽，而其通過科技、軍事、文化獲得全球擴展的心思也不可不察。

從1985年日本的文化輸出到1998年韓國的文化輸出,其間我們中國重點在發展經濟，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但是新世紀中國的發展戰略應該根據世界新格局有所調整，怎樣讓中國人信服自己的文化，然後才是拿什麼讓世界人民欣賞。論實力，中國的GDP總量居世界第三，但論觀念和策略，中國卻沒有跟進。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的文化產業應該在推進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方面有更多的作為。

東亞崛起的文化格局預示著當今世界文化的重大轉折：國際間的經濟技術軍事競爭正顯現為文化競爭，或者說那種可見的國力“硬實力”競爭，已逐漸被更隱蔽的文化“軟實力”競爭所遮掩。我們更應該關注新世紀文化戰爭與中國文化安全問題。在我看來，經濟增長是重要的，但比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經濟增長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2.四大發明遭遇挑戰

東亞各國對中國19世紀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對20世紀以降的文化充滿隔膜，有意誤讀甚至敵視。中國在經濟、軍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時，在文化方面卻沒有跟上。

20世紀後期，亞洲各國在經濟上、政治上爭大國話語權，而且在文化上爭首發權成為亞洲文化的新動向。近些年考古學界出現的幾個重大問題，表明所謂“遠東”各大國在“四大發明”和亞洲歷史問題上出現了話語權力之爭，引起了各方的關注。實際上，全球化中的“文化爭端”是“文化衝突”的先兆。

韓國學者以韓國慶州的佛國釋迦塔發現的雕版印刷本《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1966年10月）為據，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屬（鐵）活字印刷是韓國人的“發明”。一些韓國學者撰文，稱此經為新羅印本，刊印時間是公元706至751年，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強調韓國是雕版印刷的發源地。有的韓國學者甚至呼籲召開國際學術會議，邀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參加，要求國際社會予以公認。到了1978年，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館長錢存訓教授將這一消息傳進來，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其實，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單頁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羅尼咒》（公元650—670年）已經表明中國是雕版印刷的發源地。 1906年在新疆吐魯番出土的捲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蓮花經》，同樣可以證明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

如果說，韓國質疑中國雕版印刷和金屬活字印刷的發明權，那麼，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堅持認為，活字印刷（鉛字印刷術）是德國人古登堡15世紀“創造”的：“古登堡以他的才智對各個時代的潮流和嘗試進行了綜合。在前人的基礎上，他將合適的紙張、具有特定的連續性的墨水、合適的印刷機，以及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打出上千個字的打字設備組合到了一起。西方歷史學家一致認為，這一傑作是15世紀50年代於美因茨出現的。”事實上，這種發明比中國活字印刷晚了約四百年，當然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發明。所以，作者也不得不這樣說“他也可能曾受益於遠東的某些思想，那裡的人們早在幾個世紀之前就開始利用某種活字進行印刷，並且發明了紙、絲綢、火藥和瓷器。 ”這種說法顯然難以成立，什麼叫“可能曾受益”？什麼是“利用某種活字”？這無異於以西方中心主義的方式，取消了畢昇的活字印刷的發明權。甚至有人懷疑畢昇的存在，認為泥活字字模和印刷品至今未見出土，其記載僅見於沈括的《夢溪筆談》，不過是一個傳說而已。這就完全不顧事實了。活字印刷術是北宋慶曆年間（公元1041年—公元1048年）由畢昇發明的,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詳細記述了畢昇發明泥活字印刷及具體工藝過程，是真實可信的。

“四大發明”中遭遇挑戰的還有“造紙術”。除了一些18—19世紀西方傳教士認為“紙是文藝復興時期於14—15世紀由德國人或意大利人發明的”以外，還有造紙術是“埃及發明”的說法。甚至，“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女士致信《加拿大製漿造紙雜誌》，

信中只是列舉文獻後說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質量相當好的紙，因而聲稱紙最初由印度人所'發明'”。這種觀點其實不值一駁，季羨林先生早就論證了梵文中的“紙”（kakali）字是7世紀才出現的，而印度的紙是由中國傳入的。

另外，日本的考古學家藤村新一連續通過所謂的考古發掘，把日本的歷史從幾萬年推進到了50萬、60萬、70萬年。日本人究竟起源於何年何地是日本考古學界一直想要解決的重大研究課題，與此密切相關的考古發掘就成為解開這一歷史之謎的重要途徑。藤村新一是日本考古界專門作假的“神手”。問題在於，他為什麼要把日本的歷史從幾萬年推到70萬年？而且近年來揚言要推進100萬年挖出原始人遺骨？因為他要通過偽造日本歷史來改變整個世界歷史！他在2000年的10月被媒體揭露曝光，成為震驚考古學界的醜聞。這說明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社會思潮有所抬頭，某些人已經在不擇手段地粉飾甚至偽造歷史。

其實，問題的進一步複雜化，是在中國文化發源問題上，“西方文化東移造成中國文化之說”一度幾乎成為世界學術界的主流觀點。 20世紀20年代（1921年10月）,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對仰韶文化遺址進行發掘後，即鼓吹中國的彩陶製作技術是先在西方成熟後才傳入的，並將這一觀點寫進他的著作《甘肅考古記》一書中，至1934年，他在自己最有影響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黃土的兒女》中，仍然堅持這一觀點。日本學者石田乾之助甚至推測出了具體的西方文化東漸的路線。 “中國文化西來說”得到不少中國學者的認可，包括章太炎、劉師培，甚至當時中國人編歷史、地理教科書，幾乎無不奉“西來說”為據，不惟坊間教科書為然，即使京師大學堂的中國史、中國地理講義，亦曾一時全採這種說法。

當然，同這種觀點相反，明末清初即有中國學者提出“西學中源說”。如徐光啟、方以智、李之藻等就認為中國傳統科技與西學之間存在相近之處，是受“一源輻射”影響，西學只不過是“唐虞三代之缺典遺義”，“皆謂聖人所已言”，“與上古《素問》、《周髀》、《考工》、《漆園》諸編，默相勘印”。黃宗羲講學時認為，西方的科學技術不過是拾中國聖人之餘緒：“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積極倡導西學的康熙帝同時也積極倡導“西學中源說”。梅文鼎、王錫闡、戴震、阮元等都有西學源於中學的說法，下迨清末，王韜、鄭觀應、陳熾、薛福成、俞樾、黃遵憲等依然老調重彈。這些說法，一方面表現了中國打開國門過程中“天朝上國”的民族中心觀念；另一方面，將西學納入中國學術系統中，可以迴避嚴苛的“夷夏大防”而得以移植西學。

近年來，韓國申遺“端午祭”以後，一些學者提出若干違反歷史的論題：中醫乃是韓國人發明，稱為“韓醫”，老子和孔子據說都是韓國人，甲骨文乃韓國人發明的，王羲之的《蘭亭序》是用韓國高麗紙寫的，還要改書法、書道為韓國的書藝，等等，不一而足。這種瘋狂掠奪中華原創文化為己有的民族主義成為對中國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戰，也讓中國文化走向海外面臨了更多的危機和障礙。

3.當代中國的文化安全

今天中國的崛起一方面依靠國內的和諧，一方面則依靠國際形勢的穩定，但是中國所面對的世界正以異樣的眼光看著我們。首先，台灣問題懸而未決，成為中國最大的不穩定因素，也成為中國文化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其次，各類中國分裂論甚囂塵上。早在1887年，日本軍國主義參謀部提出的《征討清國策》中，就曾明確地提出要把中國分成7塊，這就是東北、華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準葛爾）、甘肅。根據一些資料顯示，日本右翼學者中島嶺雄，在1993年曾發表文章，主張把中國分割成12塊，除了上面7個地區外，還包括香港、澳門、廣東、山東、四川等地區。同時，日本右翼政客宮奇正弘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內，又拋出所謂《中國的大分裂》一文，鼓吹中國應在鄧小平以後“分成16個小國”，其中增加上海、福建、廣西、寧夏、雲南等省市，甚至把不是中國的新加坡也列入其中。在台灣島內則有一個叫王文山的人，他1996年12月在台灣出版了一本書叫《和平七雄論》，這是又一個妄圖肢解中國的“七塊論”。這7塊包括滿洲（東北）、內蒙古、新疆、西藏、四川（含黔、滇、桂）、江北、江南。他認為，台灣已經分割出來了，不必將其列入。

身處當代世界之中的中國，其未來處境並非可以高枕無憂。在20世紀末，美國《華爾街導報》的一篇文章說，中國是“花架子”的中國，看上海、北京、深圳都是穿西裝打領帶像模像樣，而再往西部看就是穿草鞋和短褲，這叫做“花架子的中國”。正是因為中國內部發展的不均衡，使得西方在1985年提出了“七國論”——日本最早提出然後得到美國的附議，而在21世紀初被李登輝加以系統化。以七國論為代表，西方、日本和美國等西方現代國家存在的形形色色中國分裂論，使得中國面對的國際形勢變得空前複雜。

在面對這些分裂輿論的同時，一方面中國應加強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建設，建立這個時代、這個民族的核心價值觀，另一方面也應通過大規模的輸出有力回應各類分裂輿論。

國家分裂是民族凝聚力下降的表徵，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正需要文化。王國維在後期研究蒙古史，蒙古史和王國維有什麼關係？王國維早年研究叔本華、尼采、康德等西方哲學，是為了喚取民智，喚醒民眾，以救國人精神疲弱；然後寫《人間詞話》是要喚醒自己；寫《宋元戲曲考》 ——把唐詩宋詞之後所謂難登大雅之堂的戲劇重新加以闡釋並訂其譜系；再往後研究甲骨文和上古史，是希望藉發掘中華民族遠古文化的雄強精神，喚起民眾的憂患意識；後來他研究敦煌學，是因為伯希和、斯坦因等從敦煌搶走了很多珍貴文物資料，使得中華文化命脈有中斷之險，如果中國學者不去研究敦煌，那麼誰研究？後來，他又研究蒙古史，那是因為那時他已經意識到外蒙古將從中國母體上割裂出去。王國維做的每一門學問都和這個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關。那麼，今天如果“七國論”成功，難道匹夫無責嗎？如果“港獨”、“藏獨”、“疆獨”、“蒙獨”、“台獨”都出現的話，中國還是中國嗎？軍事強大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歷史上有很多軍事強大的國家內亂不斷，所以文化的重要性異常明顯。

為什麼這些亞洲國家先行一步進入現代化以後還要進而爭奪文化領先權呢？為什麼在經濟領域成功後還會有對文化領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領域優越性的圖謀呢？為什麼有人不斷想從文化上做文章大談分裂中國的“七國論”？對此中國應該怎麼辦？是繼續跟在別人後面作為第三世界欠發達國家？還是漸漸地學會同西方他者對話呢？是繼續全盤西化使中國文化成為即將消逝的文化？還是在對話中逐漸進入國際文化共識並強調自己的文化特性，從而生出一種真正的文化精神並使中國文化成為人類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淪為博物館文化？這些文化問題需要每一個中國人深深思考！

文化問題空前重要。如果當年秦始皇不在文字方面統一中國，在今天看來會是多麼危險。科技、制度的並軌階段都將過去並成為常態，構成我們的一種“集體無意識”。文化之道需要“大而化之”，需要去檢視衝突進而化解衝突，這種工作應由未來的思想家、學者、知識分子去做。

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亞洲的經濟是“雁形”經濟。領頭雁是誰？當然他們認為是日本，而且經濟中心是在大阪。中國人不同意，提出“雁形”經濟的領頭雁是未來的中國，經濟中心可能是上海。韓國人不同意，說未來的“雁形”經濟中心應該是在韓國，它的中心是首爾（原名漢城）。亞洲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問題的敏感程度相當高，不管是北邊的中俄邊境問題，朝鮮半島核問題，還是南邊的西沙群島問題和周邊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核競賽問題，以及台海問題，中日東海油田問題、釣魚島問題等，都是一觸即發的。很多人認為今天是和平盛世，就國際文化形勢而言，我卻覺得實在應該居安思危！

2008年，美國CNN主持人辱罵13億中國人。這種對中國的不友好也出現在英國、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以及日本、韓國、印度等亞洲國家中。為什麼近年來美洲、歐洲和亞洲強國對中國都不太友好了呢？為什麼在中國走向富強和自主的時代西方對科學民主的訴求變成了政治仇視和文化對抗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西方的冷戰思維模式的幽靈作怪，認為國家間關係非友即敵，國際關係就是二元對立。

4.走出誤讀與妖魔化中國的怪圈

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國戰爭頻仍、民生凋敝，救國救民成為知識分子的當然使命。 20世紀30年代陳序經提出了“全盤西化”和“走出東方”的思想，胡適為避免“全盤”二字的僵硬而提出“充分現代化”的觀點，並導致一場重大的文化論戰。大半個世紀以後，對這場文化論戰的是非學界已經有了更清醒的認識，那種“全盤”之聲的誤區經歷了歷史的公正驗證，真正死抱不放的人大抵不多了。如今，經濟的崛起必將引發對文化的重新思考。

中國的經濟崛起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但對這種事實的看法可謂判若天淵：一方面是中國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一方面又可能被西方認為是民族主義情緒上升。一方面是經濟科技的強大，另一方面世界對中國文化依然不了解。

《遠東經濟評論》、《紐約時報》等出於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偏見，指責中國“民族主義”高漲和所謂“中國欲向海外擴張”，反映出西方學人群體中仍然存在相當程度的文化種族偏見。這種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立場應受到批判，同時，需要在學術思想上杜絕“文化戰爭”的錯誤觀念。

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立場在許多地方都有所表現。長期以來，西方對於中國有定式化的“印象”，將其視為比西方要弱小甚至帶有女性氣質的“第三世界”，因此儘管中國文化不乏其雄強自信的一方面，但西方很少意識到，中國也很少去展示。張藝謀的《英雄》進入美國後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公映時間推後了40天。因為審片專家組看了電影以後大惑不解，說過去看中國電影《秋菊打官司》、《大紅燈籠高高掛》，大都是以女性為中心。 《秋菊打官司》中那位又醜又髒奔跑在黃土高坡、說著寶雞方言的女性，使西方的男性眼光很容易就能俯視這片黃土地上孤獨行走的人。同樣，他們也很容易看到大紅燈籠高高掛下面中國式的惡習，從而使他們在“現代化”的咀嚼過程中感到欣然自得——幸好我們美國“現代化”了，幸好我們不像那個愚昧落後的國家那樣。這是他們評委當時的看法。張藝謀突然出了一張新牌，讓這些評委感覺到理解很困難：黑色的軍陣，紅色的樹，藍色的天，白色的紗，而且秦軍軍威震地、萬箭齊發。當箭穿透趙國書院時，那位長者說國可破，家可亡，人可死，書法不能丟，文化不能亡。這說明了文化長於軍事，文化勝於戰爭。於是，美國人發現中國形像變了，不再是“自我女性化”的中國，相反，軍威震天的秦國形象代表了雄壯威武的男性化的中國。最後，這個片子終於得以播出，播出之後即獲得一片好評！

 

2009年12月3日，奧地利郵政總公司公開發行一枚孔子學院特種郵票。郵票圖案為維也納大學校園內的奧地利孔子學院教學樓，郵票下方分別用德文和中文寫著“維也納大學孔子學院”。

韓國慶州發現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幾乎顛覆了中國的印刷術發明權。

《夢溪筆談》記載復原的泥活字版，正是由於我們的考古學家和文化學家在寧夏山洞裡發現了一本12世紀的泥活字印刷品，才奠定了中國無以顛覆的活字印刷發明權，奧運會才可以在世人面前展示我們的泥活字。

孔子像

王國維像。敦煌的劫難引發了羅振玉、王國維和陳寅恪等學者的憂慮。

《蘭亭序》代表魏晉書法成就的最高峰

大國崛起的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

中國文化正在成為國際上受尊重的文化實體，並由東方向西方傳播而成為人類新的文化感受方式。大國崛起不是民族性口號和單一的願望，文化創新和可持續輸出是大國崛起的重要軟實力地基，同樣是消除“中國威脅論”獲得大國文化競爭力的必由之路。

1.從經濟資本走向文化象徵資本

法國當代思想家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將整個社會資本分成三個資本域，即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

就“經濟資本”而言，每個國家都可以用GDP來量化。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有一條很重要的統計信息：從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遠遠領先於世界其他國際經濟體，佔世界經濟的25％左右，1820年的時候佔世界經濟總量的32.9%。從1820 年到1870 年這50年間,中國經濟的製度性障礙,使得中國成為“停滯的帝國”。 1820年左右，西歐經濟總量佔世界總量的23.6%，但到了1870年，就達到了33.6%，遠遠超過同期的中國經濟總量。到199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僅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1.5%。到20世紀後期，從1952 年到2005 年，僅僅53年,中國的GDP增加了20倍。 2006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英國,2008年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三。

如今美國、日本加上中國變成了世界的前三強，中國這個歷史上的落後國家，綜合國力排在了世界第三。中國在掉下低谷後已經走上了復甦之路。這種複蘇使得中國的身份變得空前複雜。一會兒是“中國落後”、“第三世界”、“中國的環境污染”等，一會兒是“中國的崛起”、“中國威脅”、“中國分裂”等。

我堅持認為，關鍵問題不在於我們的科技經濟，軍事崛起，而在於我們的文化身份不清。這就說明中國的“文化資本”還不豐厚，需積極進行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的積累和創新，通過經濟崛起與文化創新共同提升中國新世紀大國地位。

2.消除中國威脅論的文化牌

在西方現代性統治世界的近200年間,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東方文化整體上喪失了自己的聲音，喪失了主動支配自己的能力，而只能淪為西方現代性的邊緣或附庸。中國在古今中西四個維度之間擺動，或認為自身歷史悠久，或崇拜現在的西方。人們一方面在忘記中國自身的傳統，一方面對西方這一他者總是霧裡看花、琢磨不透。向西方學習並沒有獲得西方人或者西方文化的內在特性，反而往往通過西方抹去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沒有文化的凝聚力，文化身份認同就將出現問題。在經濟起飛之後，全盤西化之中還有什麼東西能夠代表東方文化？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那麼崛起速度越快，文化則越弱。

文化需要去“化”，宗教是需要去“傳”，國家衝突需要去“解”，當代思想戰略需要去“行”。然而，在大眾媒體的炒作和平面化中，今天滿地的“文化侏儒”和消費享樂主義者，卻少有能夠擔當“天下”的大氣象者，這意味著，中國文化在新一輪文化競爭中有可能處在不利的地位。事實上，文化殖民、語言殖民、精神生態失衡是當代最大的文化病症，這種病症造成了國人的文化自卑主義和文化失敗主義情結。這一局面必須花大力氣加以改觀，否則文化軟實力競爭就落不到實處。

在我看來，那些一味目光向內感嘆地球變小為“地球村”的人，沒有註意到時代已經悄悄發展而進入“星際交流”的太空文明時代，中國文化應該在新世紀有大的作為。中國文化不僅是東方的，而且正在成為世界的。每個時代的思想家都有其自身文化立場，並進而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眾多思想家互動形成大國文化身份的價值認同。

中國文化正在成為國際上受尊重的文化實體，並由東方向西方傳播而成為人類新的文化感受方式。我們必須冷靜思考人類的未來是否可以將東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來，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消除文化誤讀，發現差異性文化之間的心靈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整體創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氣著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精神生態失衡問題，讓人類告別戰爭、瘟疫、罪惡，走向新世紀綠色生態的自然和社會。

守正創新是新世紀中國崛起的文化戰略。新世紀中國文化不僅是中國的，也應該“走出去”而成為人類的和世界的。在我看來，這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

《世界經濟千年史》記載了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起起落落

浙江紹興大禹陵

王岳川簡介：

王岳川，四川省安岳縣人，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書法研究所所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復旦大學等十所大學的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發現東方》、《文化輸出：王岳川訪談錄》、《後東方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藝術本體論》、《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後殖民與新歷史主義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後現代後殖民主義在中國》、《王岳川文集》（韓國4卷本）、《西方藝術精神》、《20世紀西方文藝理論叢書》（主編9卷本）和《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約40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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