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家們在論及中國古典詩詞的域外創作影響時，都會論及英美意象派詩歌。事實上，該派領袖人物龐德及其他意象派詩人，皆鍾情於中國古典詩歌並深受其影響。美國著名詩人W?S?默溫雲：“到如今，不考慮中國詩歌的影響，美國詩就不可想像，這種影響已成為美國詩自己的傳統的一部分。”

1915年龐德（Ezra Pound）翻譯的《神州集》甫一問世，即引起轟動。這本僅收錄了19首古典詩歌的小冊子，被認為是龐德對英語詩歌“最持久的貢獻”，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更稱龐德是“為當代發明了中國詩的人”。龐德之功在於把中國詩歌傳統帶進了西方現代派文化中，推動了美國新詩運動的發展。他所倡導的意象派詩歌運動也開啟了英美現代詩歌的先河，其美學核心即意象。他們敏銳地感覺到中國古典詩歌含蓄簡練的意象化處理手法與意象派主張暗合，由此而競相學習。古典詩歌中常用意象並置的方法進行創作，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類似並置不僅意境鮮明，又引人豐富聯想。龐德被奉為意象派經典之作的《地鐵車站》：“人群中這些面孔幽靈般顯現/濕漉漉的黑色枝條上朵朵花瓣”，很顯然利用了這種意象並置手法，詩人步出地鐵車站，諸多面孔猝然閃過，暗示了都市生活的易逝感，極好地表達了瞬間呈現的理性與感性。若非詩人有東方文學之涵養，難以想像地鐵車站和濕黑花瓣之間的內在聯繫。

此外，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席捲歐美的“寒山熱”亦可見到中國古典詩詞的影響力。寒山原本是我國唐代中期一位籍籍無名的詩人，其行止怪誕，打扮奇特，詩多隱逸之思與出塵之想，風格平易，富含哲理。他的詩經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等人的翻譯後受到極大推崇，有人甚至在寒山詩裡讀出了宗教情懷和超前的環保意識。由此，寒山被“垮掉的一代”奉為偶像，與當時“嬉皮士”文化風潮相契合，一度形成了歷時近20年之久的“寒山熱”，影響了諸多讀者和文學家。

借助音樂流傳更廣

眾所周知，中國古典詩詞原本就有詩樂合一的傳統，很多詩詞原本就可被之管弦。在流傳過程中，也有不少唐詩被國外音樂家譜成歌曲或交響樂，借助音樂之翼，這些作品受眾更多，流傳愈廣。

1905年，德國作家漢斯?貝特格（Hans Bethge）出版了譯詩集《中國之笛》，其中有園林、涼亭、池塘、小橋等意象，閱之使人恍若置身於美妙的東方世界之中，奧地利作曲家韋伯恩（Anton von Webern）後來將其中的唐詩譜成歌曲。法國作曲家魯塞爾（Albert Roussel）把張籍《節婦吟》的最後兩句“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譜成了一首美妙的歌曲，許多外國人都為其表情達意之含蓄婉轉而歎服。

最值得一提的是奧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的知名交響曲《大地之歌》，其歌詞即取材於李白《悲歌行》、《宴陶家亭子》 、《採蓮曲》、《春日醉起言志》，王維《送別》等唐詩名作，作家的音樂才華與唐詩意境完美融合，這在西方音樂史上絕無僅有。 1998年，德國某交響樂團來華演出了《大地之歌》，中國觀眾反響熱烈。

考察中國古典詩詞的域外傳播及影響狀況，可以加強我們對自身傳統的感知與理解。事實上，儘管文化傳統存在差異，但真正優秀的文學遺產不會因時光流轉而褪色，這也是中國古典詩詞能夠成為人類共同文化財富的重要原因。

文化使者

中國翻譯家功不可沒

中國古典詩歌之所以在海外得到較廣傳播，我國學者功不可沒。

以法語翻譯為例，前輩學者對古典詩詞的域外傳播有較大貢獻。梁宗岱先生詩學功底深厚，其法譯本《陶潛詩選》由法國大詩人保羅?瓦萊里(Paul Valéry)親自作序並予以高度評價。徐仲年、曾仲鳴、羅大岡等學者發表的譯著和文章，在法國研究界曾產生過較大影響。

再如英語翻譯，許淵衝教授學貫中西，其譯文在數十年翻譯生涯中臻於精深華妙之境，讀其《漢英對照唐詩三百首》如覽江山勝景，漢詩韻律之美俯拾皆是。  

東西碰撞

有趣的文化誤讀

在翻譯中國古典詩詞的過程中，國外漢學家們不僅要解決複雜精深的古漢語障礙，同時還要跨越文化背景差異的製約，因此詩詞翻譯中常不可避免會出現誤讀現象。

如李白的《淥水曲》雲：“淥水明秋月，南湖採白蘋。荷花嬌欲語，愁殺蕩舟人。”此詩中“白蘋”指水生蕨類植物，可食。 “采蘋”是江南水鄉常見場景，月下蕩舟采蘋的女子，看見月下荷花，不由感慨秀色難及。整首詩清麗柔美，極富江南情韻。這裡“蕩舟人”原本是個動賓結構的詞組，英國漢學家弗萊徹則將“盪”理解為輕佻之意，於是原本溫柔貞靜的水鄉女子被翻譯成嬉鬧佻達的“wanton（盪婦）”，與原意相去甚遠。

在英譯漢詩集《漢詩170 首》1918 年版的前言中，阿瑟?魏理談到了中國文學的局限，他認為，“中國的確沒有足夠分量的史詩和戲劇文學。小說是存在的，而且有其優點，但卻從未成為偉大作家表達思想的工具”。從詩歌表現來說，他認為，歐洲詩人喜愛以“浪漫”姿態出現，甚至以情人自居，中國詩人則通常以朋友的姿態出現。由於朋友不能像夫妻那樣長相廝守，免不了要離別，所以中國詩歌中充滿了離別之作。如漢樂府名作《上邪》：“上邪！我欲與君相知。”我們通常認為此詩表現了愛情的忠貞，而魏理則認為此詩是友人別離之作。他將此詩標題譯為Oaths of Friendship，並且將頭兩句譯為：“SHANG YA！I want to be your friend。”這無疑是一種有趣的誤讀。此書在1962 年重版之時，魏理對前言作了全盤改寫，還特別指出自己對中國文學的評價是片面唐突的。他認為，歐洲詩歌過於強調抽象和說理，重視一般勝過特殊，而中國詩歌恰恰具有一種具體可感性，這是其吸引歐洲讀者的重要因素。

當然，除了以上語言及文化之誤讀，還有一種屬於有意的創造性誤讀。如斯奈德翻譯寒山詩時加入了他本人在加州山嶺中的生活經歷與想像，這種誤讀乃是美國與中國文化雙重影響的結果。斯奈德的翻譯中保留了寒山怪異瘋狂之舉，營造了個人與外界的對峙狀態，如此一來，寒山並非歷史上遙不可及的有道之士，而變成了美國民眾期待視野下“垮掉一代”的“群眾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