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格心理健康的人，就是一個內心善惡平衡處於良好狀態的人。

從表面看來，利己是人的本性，因為人只有滿足自我的生物生存才能顧及其他。利他是人處於社會生活中又不得不顧及他人的生存，所以是一種共同的生存。假如A有兩個麵包，B有兩瓶水。若A、B都只是利己，不顧及對方，則雙方兩惡相爭，結果是兩傷。而如果A、B各讓出自己的一半利益於對方，則兩善相交，結果是兩利。這樣利他就成為一種交換，人在這種交換中受益，共同的利益大於個人利益的總和，便形成了善的結果。社會因此而和諧，就發展進步，人們會感到幸福。反之，社會就倒退，人們會感到挫折和失敗。人們期盼著這種交換，因為在這個交易過程中，人們不僅獲取了物質上的互相依存和支持，更重要是獲得了精神上的撫慰和關懷，這種善意給人帶來了幸福感。

人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同時獲得善與惡的觀念的。這個對立統一體是不可分的。每一個人，只要他是正常的社會的人，他就必然是一個善與惡的平衡體。一個人格心理健康的人，就是一個內心善惡平衡處於良好狀態的人。在他的心靈中，惡代表了個人利益和權利的保障訴求，善代表了在滿足個人訴求的過程中對他人利益的權衡、判斷以及最後做出被社會制度認可的決斷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善的決斷實際上變成一種交易，因為其善的表達應該得到回報，並且，個人的利益在這種回報中得到放大。如果善行得不到回報，施善者就感到沮喪、失敗，甚至惱怒。可見，這種層次的善（利他）實在是一種放大了的惡（利己）。關於這一點，休謨說：“最慷慨的友誼，不論多麼真誠，都是自愛的一種變體，甚至我們自己也不知道，當我們看來全心全意從事為人類謀劃自由和幸福時，我們只是在尋找我們的自我滿足。”

據此看來，世界上沒有絕對惡的人，因為一味利己的人實際上是自絕於人類的人。世界上也沒有絕對善的人，因為絕對的善就是放棄自我，走向虛無。這種被稱為“至善”的精神只有在宗教的至聖境界中才能找到。宗教的犧牲精神和禁欲實踐要求就是想把人從原罪的物欲（利己的惡）中解放出來，送達至善的境地、把自己完全交給信仰目標的懷抱，就是皈依。更深一步來說，宗教精神實質上是對世俗的道德價值的超越，達到一種無善無惡的境界。所以，宗教要對所有人（包括善的和惡的）施以超度和救贖。

善與惡的平衡不僅體現在個人層面，而且在社會整體層面也是我們應當追求的目標。人類自從進入私有制社會以來，利己的惡集中表現為對私有財產的佔有欲。為了最大限度的擁有財產，人們結成不同的利益集團，在集團內部善惡取得一種相對的平衡，表現為等級制度前提下的互助、團結。在集團外部則是一味的惡，即不斷的佔領、掠奪和殺戳。人類社會這種集團利益最終以國家的形式被確定下來，成為善與惡平衡的一個軀殼。在國家內部，制度與法律成為善與惡的平衡機制，法制一旦確立，它便成為公正的化身和“善”的意志的代表。所以，公民的最基本義務就是遵守法津，就是善，即最大的利他。而那些普通人的善舉：施捨、助人為樂都是側隱之心，是對大善與公正的補充。休謨在談到人的社會性德性時指出：“由於人人都同社會有著牢固的聯繫，都覺察到自己不可能獨立生存，因此，他們才變得贊成所有那些促進社會秩序、保證他們平靜地擁有那樣可貴的賜福的習慣或原則。我們在何種程度上重視我們自身的幸福和福利，我們就必定在何種程度上歡呼正義和人道的實踐，唯有通過這種實踐，社會才能得到維持，每一個人才能收穫相互保護和援助的果實。”

由於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是善與惡的平衡體，所以，由其組成的社會也就是一個善與惡的平衡場。這就是亞裏士多德所謂的善的雙重意義，即個人與社會。我們並不期待一個社會充滿了善，因為那將是一個死氣沉沉、毫無生氣和停滯不前的社會。我們曾經短暫地經歷過那種社會理想，天天做好事，狠鬥私心一閃念，結果是一個令人窒息的時代。這就很像歐洲的中世紀。當神和上帝統治著社會生活的時候，宗教的善彌漫天下，人性被毀滅。善與惡的平衡被打破了，天平向善的一方傾斜，但社會卻倒退了。

文藝復興後的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把善與惡的平衡重新顛倒了過來，神和上帝退出，人性和個人價值重登舞臺。市場的自由競爭代表了人們惡的觀念的復蘇。惡對善的反彈表現為資本主義初期的人性的野蠻。殘酷的原始資本積累，野蠻的海外征服使善與惡的天平傾向了惡的一方，這是一次矯枉過正。但這種失衡狀態不能持續過久。新的善與惡的平衡最終通過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反壟斷約束和政治制度中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全面建立而實現。在這種新興的被稱為“自由資本主義”的制度中，人性的惡以私有財產的佔有和保護為前提。與其相對應，善的理念則是通過對不合理競爭的限制，以及為限制貧富分化的高額稅收和福利制度而得以實現。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善惡平衡是通過民主制度來實現的。此時，被中世紀和資本主義初期發展所傾覆的善惡天平終於恢復了一種相對的平衡。這種平衡在後來的社會主義思潮和工會運動的推動下，又向更趨善的一方做出了調整。以致於今天我們已經很難在西方社會中尋找到一個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總之，善與惡的平衡才是理想的社會狀態，我們不能期望通過抑制惡而達到至善，而只能在善惡平衡中獲得善的餘額。正如孟子所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