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用琴棋書畫陶冶情操，助養合於中道的人格

“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道被稱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思維模式。然而，我們對“中庸”到底了解多少，是否存在著誤讀與曲解？中庸智慧今天是否依然適用，應該怎樣去認識和“激活”？我們特邀對此有深入研究的哲學學者接受訪談:

“中庸智慧”再思考之一：依健全理性而行訪談嘉賓：萬俊人（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庸就是執兩用中，但執中不是半斤八兩式的靜態結構，而是事物發展的兩種極端可能性之間的動態均衡

●達到中庸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也還是有跡可循、有法可求，那就是充分運用理性

●強大的文化軟實力不是封閉的，也不是雜燴的，而是中庸的，它需要在古今中外四極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

問：傳統認為，中庸是中國特有的哲學智慧與思維方式。究竟怎樣理解中庸？中西方於此有無共通之處？

答：按照中國儒家的理解，中庸就是執兩用中，即兩極之間取其中。但執中不是半斤八兩式的靜態結構，而是事物發展的兩種極端可能性之間的動態均衡，比如人格的文質彬彬，行事的不偏不倚。

西方也有類似的思想。例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很推崇“命中中間”。做事情要把握最佳的度，拿捏到這個度，就是命中中間。比如，奢侈與吝嗇的中間是節儉，魯莽與怯懦的中間是勇敢。有德性的人就是能夠拿捏到這個最佳合度，從而在恰當的時間、恰當的地點做恰當的事的人，即中道之人。

無論是儒家還是亞里士多德，所理解的中庸既是一種思維方式，也是一種行為方式，都是一種高超的智慧。它看起來簡單，但要達到並不容易。人們在遇到任何事物、處理任何問題時，都要盡其所能地尋求最佳處理方式或解決方法。譬如，我們在照相取景時，要嘗試不同角度，才能找到一個最佳角度。我們在解決問題時，也要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思考、決斷。然而，每個人的認知能力都是有限的，在認識問題、分析問題時都會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只有盡量突破局限，克服片面性，才能達到對事物的普遍的具有真理意義的認識，從而採取正確的應對方式，即比較符合中庸的應對方式。

由此可見，中庸的實現需要一種洞見，一種獨特的視角，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它是一種平凡中求不平凡的方法。所謂“無限風光在險峰”，需要人們具有很高的眼界，很敏銳的感覺，很深厚的經驗知識積累，才能確定此時此地最合度的方法。

問：作為一種智慧境界，中庸難能可貴。但從個體生活乃至人類歷史的整體軌跡來考察，中庸又時常受到非難與批評。這該如何理解？

答：在某些特殊時期和情形中，人們常批評中庸，但在正常的現實生活中，在古今中外歷史上，卻並非如此。比如，個體的就業問題。面對各種可能，我們需要綜合考量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個人能力與社會需求之間的均衡關係，然後來分析某一個工作機會是不是符合我的興趣和理想，是不是與我的能力相當，是不是較能發揮我的才幹。一個政府能夠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就是一個好政府，而一個人能夠通過理性思考把握最佳機會就是一個成功的人，當然也是一個在某種程度上致達中庸的人。因為據此所做出的選擇效果最好，風險最小，在認識和實踐中最接近於合宜和合意。

由此可見，中庸的實現取決於三個因素：第一，行為主體的判斷和選擇；第二，客觀環境和主觀條件；第三，機緣。雖然達到中庸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是很高的境界，但也還是有跡可循、有法可求，那就是充分運用理性。理性支撐著個體乃至整個人類的發展和進步，正確運用理性就代表著一種中庸致思，中庸致思即可達到健全理性，依健全理性而行即是智慧之舉。

作為方法的中庸可能會讓人覺得沒有張力，這是一種誤解。從哲學上說，思維的張力越強就越能發現真理，但真理並不存在於張力的兩端，而在其過程和中間。我們一方面不要害怕和迴避這種張力，另一方面也要清楚真理的所在。一根琴弦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能演奏最美妙的音樂？那就是在它張弛合度、鬆緊適當的情況下，即在兩極中間。
問：在哲學思想和社會歷史演變中，中庸的效力是如何體現的？

答：哲學史上有兩種哲學家，一種是問題型的，如：尼采、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他們的思想比較激進，劍走偏鋒，語不驚人死不休，憑藉激情、想像，把問題追至極端，無所不用其極，最終尋求問題的深刻解釋或解決。問題型哲學家對於突破既定傳統和思維定勢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然而，誠如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所言，人類思想的進升既需要狐狸——那些問題型的哲學家，也需要刺猬——那些綜合型的哲學家，比如：近代的康德、黑格爾和當代的羅爾斯。他們不忽略任何哲學問題和觀點，善於從各種哪怕是極端的哲學觀點中，發現綜合、整合的可能。他們往往熱衷於體系構建，立論相對中肯，即使對於他們所批判的觀點，也不完全否認。

不僅在哲學理論中是如此，在社會實踐中也是如此。比如戰爭。戰爭在革命年代是必要的，但革命只是社會進程的一個方面，是被迫的選擇。縱觀人類歷史，革命和暴力決不是歷史的常態；不是為革命而革命，而是為建設而革命。歷史上，秦始皇統一六國當然有其歷史意義，他採取了一些極端措施，但同時也需要建立秩序，以便進行有效的國家治理。但在和平年代，穩定和諧就成為最高的政治價值，需要循序漸進。古今中外的歷史都證明，具有中庸品格的民族和政權將最後取得勝利，因為它們的行為和觀念恰當適度、健全合理。它可能在某一時刻的行為方式不是最好的，但從長遠看來，卻是最恰當的。

問：在中國傳統文化復興和走向世界的今天，中庸對於大國形象的塑造有何作用？

答：一個國家的強大，不僅體現在經濟、軍事、政治諸方面，更重要的是體現在文化方面。盛唐之所以為盛唐，在於其繁盛的文化。強大的文化軟實力不是封閉的，也不是雜燴的，而是中庸的，它需要在古今中外四極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百花齊放，各美其美。多元文化的蓬勃生機與核心價值引領的均衡正是構建和諧世界的文化精神基礎，而善於學習的文化才是最偉大、最豐富的文化。善於學習代表著一種文化的自覺、自信、自強姿態，是文化進步的永恆動力。這是我們努力建設學習型政黨和學習型社會的根本理由。

美國的強大，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於：美國的文化一度具有很強的開放性和包容性；而美國的當代困境，主要並不是其經濟力量、軍事力量的困境，而是其學習態度的減弱、學習精神的喪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導師心態。一般而言，導師心態總是容易導致封閉，容易走向權威主義、絕對主義和信仰主義，實與理性精神相背。中國的強大和可敬可畏之處也正在於中國的學習型文化，總體上我們一直保持著自漢唐以來的文化學習姿態。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無論如何不能失去旺盛的學習精神和學習能力。中庸的智慧告訴我們，要平等地對待人類社會的多元文化，相互學習，養成習慣。這既是文化強大的前提，也是文化真正強大的表現。

一條最合度的道路：“中庸智慧”再思考之二訪談嘉賓：李景林(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

●“中庸”體現在人格方面，強調文質兼備；體現在學問方法上，要求學思並重；體現在氣質上，要求“中行”

●我們以自我中心的立場來對待他人，以人類中心論的立場來對待自然世界，情發不正，導致“天地不位”，“萬物不育”

●靈活性、原則性是中庸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禮和道，是君子中庸之德的內在原則和尺度

問：中庸的原初含義是什麼？

答：庸字古注都解釋為“用”。中庸，也就是“用中”，即在現實行為中貫徹“中”的原則。孔子讚揚舜的大智慧，說舜“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就是這個意思。

在儒家文化里，中庸既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同時也是“至德”，即最高的德。作為方法論原則，它貫通於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譬如，在人格方面，強調文質兼備。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偏勝於質的人會顯得樸野，偏勝於文的人會缺乏敦厚，二者的中道才是君子；就學問方法來講，要學思並重。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思中道，才能獲得真知；就人的氣質來講，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人的性情或激進，或保守，理想狀態應是“中行”。

孔子還把中庸作為最高的道德來看待。在他看來，中庸不是一種外在的方法，也不是一種技術層面的要求，而是人的內在德性自由在現實行為上的體現，是一種精神成就。人的情意發出來，當喜則喜，當怒則怒，才稱得上是中庸。

問：既然是一種精神成就，那麼中庸豈非很難達到？怎樣做才算趨近中庸之道呢？

答：中庸難就難在，它不是一種主觀、盲目的衝動，而是具有理性的情感，我把它稱作一種“中道理性”。它的表現是順乎自然和社會歷史規律的真情實感。

《中庸》第一章講“中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講的就是情感表現合度的問題。人們應對周圍的世界，基本方式是“以情應物”，平等、客觀地對待他人、它物，參贊天地化育。所以說“中和”是“大本”、“達道”。人的精神生活、價值觀念調適合度，是社會秩序良好的根本前提。現代社會的一些問題，比如東西方矛盾、民族矛盾、社會內部的矛盾、生態不平衡等等不和諧的現象，表明人類價值觀念存在很大的問題。我們以自我中心的立場來對待他人，以人類中心論的立場來對待自然世界，情發不正，人類社會、天地萬物就不能以本來面目呈現自己，因而不中、不和，導致“天地不位”，“萬物不育”。

問：中庸常被當作折中、調和、油滑的代名詞，這其中顯然有誤解。為什麼呢？

答：中庸由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構成：一方面是其靈活性，另一方面是其內在的原則性。這種誤解，是因為只看到其靈活性而忽略了其原則性。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君子能夠做到中庸，隨時而中，不偏執，不拘泥，因時勢和環境隨時變通，這也就是孔子所謂的“權”，即靈活性。 “權”是秤砣，秤砣要隨物的輕重來回移動。知通權變，不墨守成規，才是道的最高境界。孟子也講到“權”。有人問他，嫂子掉進水里了，要不要伸手救她？孟子回答：“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在特定的情況下，只知恪守禮的教條而不知變通，恰恰違反了製禮的精神，有權變才能真正達到“中”。

另一方面就是要堅持其原則性。 《禮記·中庸》把君子的時中和小人的肆無忌憚進行比較，孟子則講到鄉愿和中道之士的根本區別。孔子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孟子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君子在行為上的靈活性，以內在的道義原則為基礎，所以是道德自由的現實表現。孔子指出，君子的中庸之德表現出一種“和而不同”、“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人格特質。這與小人的唯利是圖、隨波逐流、肆無忌憚根本不同。孔子尤其厭惡鄉愿，說：“過我門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鄉愿乎！”“鄉愿，德之賊也！”“鄉愿”最根本的特點，是缺乏內在的價值原則，對流俗社會曲意逢迎，藉以獲得美譽善名。這正是我們一般所批評的折中調和的老滑頭。更令孔子不能容忍的是，鄉愿者貌似忠信，似是而非，以假亂真，攪亂是非善惡，敗壞社會價值尺度，實在比一般的小人、惡人危害更大。所以孔子斥之為“德之賊”。

問：儒家反對鄉愿，而現代社會的浮躁似乎更易助長缺乏操守的鄉愿人格的形成。在變化極大的當今社會，中庸還適用嗎，能否醫治這種風氣？

答：禮有儀、義兩個方面，儀是外在的表現形式，可以變通，所謂“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三王五帝的禮儀都是變化的。我們所把握的原則是“義”，具體的節文儀式都可以變通，因應現實，而在這禮儀禮俗的革新變易中，卻貫通著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義”。

中庸的自由，具有自身內在的價值尺度。 《禮記·中庸》指出，真正的君子人格，表現為“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現代社會物慾橫流，人若沒有內在的原則，容易受到不良流俗的影響，所以必須養成內在的德性，樹立起超越性的價值尺度，才有獨立的人格可言。照此來講，儒家對道德原則和個體人格的理解，是很有現代意義的，中庸也不會過時。

問：儒家對“道”的內在精神追求是否有可能，中庸人格怎樣培養？

答：這裡有一個道德法則和社會普遍原則怎麼建立起來的問題。 “道”是形而上的，同時又必須以“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方式來表現。不同的時代、國家、民族、社會共同體都有不同的境遇，都有特殊性，但這特殊性必須能夠普遍化，才能具有現實性和恆久性的存在意義。

所謂國學或儒學復興，不是要回到過去。歷史上每一代的儒學，其首要的任務，都是要通過經典系統的意義重建，形成適合時代需要的新理論、新思想，以應對現實，解決現實問題。現在我們看儒學和經典，只把它當成知識。其實，國學不是擺在那裡的四庫全書，不是古董和單純的歷史知識。它是經過每一代人的思想創造和經典的意義重建，活在當下和生活中的傳統。傳統不能割裂，價值系統的建構和個體精神的教養須建基於文化生命的連續。中西方文化都強調個體獨立人格的塑成，但其教化的理念和方式各有不同。在超越與個體之間，西方文化講究兩極的互補，中國的教化傳統則強調兩端的相通。兩端相通，體現的就是一種中庸的精神。而中庸精神的培養則需要體制化的經典教育和傳統禮儀禮俗的重建。只有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民族傳統的文化教養和生命滋潤，中庸人格才能從中培養出來。

來源：光明日報| 發布日期：2012年1月採訪人：胡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