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科舉制度對儒家文化生命力的雙重影響

自隋唐以來，中央帝國發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舉制度，這套制度極大強化了儒家文明的文化同質性，因而也對儒家文明的歷史延續與文化生命的傳承起到重要作用。

科舉制度的重要作用，可以從社會學角度來解釋。大家知道，中國在傳統王朝時代，作為政治精英的官僚，作為文化精英的士紳階層，以及作為經濟精英的地主鄉紳之間，存在著相當頻繁廣泛的橫向流動，另一方面，社會底層向社會精英層的流動同樣十分頻繁。這種縱向與橫向的社會對流是前現代人類社會中極為少見的。這個對流是怎麼實現的？主要是通過科舉制來實現的。因為中國古代，任何人，除了賤民以及少數規定人群外，幾乎所有社會階層都能夠通過學習儒家的經典，然後參加科舉考試，取得秀才、士紳等地位；士紳又可以通過進一步的科舉考試，成為官僚階層；官僚到一定時候要退休，退休後雖然還有士紳身份，但已經是一介平民了。

同時，在中國還有一個特別的製度，就是均產製。一個地主有一百畝土地，他有五個兒子，在中國古代，他的財產一定要平均分成五份，從一百畝到二十畝，就是一代時間，如果再有五個兒子，他就變成四畝土地了。均產製是使社會階層往下流動的一個很重要的製度。所以，在中國古代，社會的流動頻繁，頻繁到什麼程度呢？我可以舉兩個例子。統計表明，宋朝的官員中，50%以上，三代前沒有人當過官，也就是說，大部分的宋朝官員是貧寒家庭出生。另一個例子，就是整個明朝276年中，大約有兩萬名舉人，兩千名進士，在這些舉人和進士中，43%的人出生於貧寒家庭。這些數字足以說明社會階層間的對流程度。這個對流造成了什麼結果呢？那就是，中國古代社會成為階層開放度高的社會。在古代，一般都是貴族社會，包括日本、印度和歐洲，階層與階層之間非常封閉。而中國古代社會的對流程度很高。對流程度高，對儒家文化的生命力到底有什麼關係呢？首先，統治階層一直處於吐故納新的過程中。科舉制度至少對形成這種延續王朝生命的新陳代謝，起到了一定作用。

其次，科舉制度所產生的流動性，使得文化與知識的普及面高於一般的貴族社會。由於讀書的功利性激勵，教育覆蓋面大大擴展，整個社會具有了獲取強大知識的激勵機制。第三個方面，科舉制度使儒家文化的價值觀念能夠廣泛地被大眾社會接受。中國也成為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一統天下。正是在上述意義上，科舉制度具有強化文化大一統的功能，而文化的大一統也強化了同化能力，它起到一種對社會各階級的“虹吸”作用。

另一方面，科舉要求的是求同思維，久而久之，士大夫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群體心理，重守成而輕創新，甚至把一切變異都看作是對儒家經典的背叛，這就造成文化變異能力較弱，社會文化缺乏活力。這個問題大家都很清楚，這是近代以來中國落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二十世紀中國近代化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梁啟超1894年曾走遍北京的書舖，想買一張世界地圖，居然沒有找到。那時候，鴉片戰爭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為什麼會這樣？當時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學世界地理沒有用，因為科舉考試不需要考世界地理。這就造成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客觀知識的認識，要遠遠低於日本人。有人做過統計，在甲午戰爭時代的日本，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寫過一本小冊子，是介紹西方文明的，一年時間裡銷量達到25萬冊。但是在中國，洋務運動派在江南製造局印行的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的各種書籍，三十年來只賣掉一萬多冊。這個數據很有意思。當時日本人口只是中國的十一分之一，日本的領土面積只有中國的二十五分之一。這些數據非常深刻地說明，科舉制度給中國造成的一個後果，就是整個士紳階層對西方文化沒有任何興趣，儘管西方那時候已經強大到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們特殊的地理環境裡產生的儒家文明形態，具有特殊的優勢，但是這種優勢也同樣是一種潛在的缺陷。這種缺陷在中國古代並沒有產生嚴重的消極後果。但是到了西方對中國發出咄咄逼人的挑戰後，它的消極性逐漸表現出來。而中國文明的保守性也和儒家文化的特點有密切關係。正因此，五四運動開始逐漸形成了對儒家文化強烈批判的思潮，五四的愛國知識分子就是把批判傳統文化作為救亡圖存的一種起點的。陳獨秀當年就說過：我寧願忍受過去國粹的消亡，也不忍現在和將來的民族不能適合於生存而絕滅。這種觀念實際上從五四開始一直延續下來了。這種思想多多少少受到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今天重新回顧歷史，我們應該以更客觀、更冷靜的態度來反思歷史，尤其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精華，以獲取我們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一些新資源。

如果要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文明，我想，如果我們民族一方面保持著華夏時期就已經形成的規模效應的優勢，另一方面，通過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多元競爭機制的發育成熟，社會的文明進步與個人的微觀活力能持續保持下去，那麼，中華文明的複興就有極為廣闊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