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索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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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看儒家文明的生命力 |
一、從地理環境看儒家文明 |
二、古代超級帝國的規模效應 |
三、儒家天道觀對皇權的製衡作用 |
四、科舉制度對儒家文化生命力的雙重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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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家天道觀對皇權的製衡作用
大家知道,中國人有一個代替宗教的東西,那就是儒家的天。天相當於宗教中上帝一樣的最高存在。它不是人格化的神,但它是無所不在的,具有懲惡揚善的超自然的巨大威力。在中國古代儒家哲學中,根據儒家的哲學預設,統治者天子之所以獲得統治天下的權力,是天命所賦。然而,只有當天子的行為符合天的意誌時,其統治的合法性才能夠保持下來。而天意又是與儒家的道德同一的,如果當政者一意孤行,違背天意即儒家的道統,那麼他就失去了合法性。天人相應,具有了很重要的政治意義,這就是古代的天命觀。天是有意志的。天的意志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天命無常,唯道是處。這個道,就是儒家的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是儒家人倫道德的體現。這樣,儒家就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邏輯:人君只有順應天道,才能具有合法性,而天道即聖人之道,就是儒家的道統,因此,就形成這樣一個命題,即聖人之道是高於君統的,那就是儒家所說的“從道不從君”的觀念。儒家把王道,上升到宇宙最高本體的地位,以此來約束王朝的統治者。在許多古代文明中,統治者就是上帝意志的體現,君統與道統合二為一。而在儒家文明中,儒家的天命觀認為,道統無條件高於君統;一旦統治者失德,就會受到上天的懲處,因此,只有統治者以儒家的道德來進行統治,用聖人之道來規範自己的行為,即施仁政,才能保持上天對自己的信任。儒家認為,“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民為重,君為輕”,“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老百姓的利益體現為天意,儒家文化不是無條件為皇帝辯護,這是中國儒家文明十分獨特的現象,是其他民族所沒有的。
正是儒家的這種立場,形成了千百年來以儒家安身立命的士大夫知識分子階層的精神支撐點與道德力量。統治者為了統治國家,就必需一大批士大夫來當官,而士大夫受到儒家文化熏陶,在輔佐皇帝統治社會的時候,始終有一種道德的自主性,這種道德的自主性形成的社會輿論,就是所謂的清流,也就是社會上以儒家為本位的話語權。歷代儒家士大夫知識分子正是運用這一話語權,來批判、抵制帝王違反道統的行為。我們在儒家文化中發現了一種精神資源;在很多士大夫看來,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殺生成仁,舍生取義,就是天道的召喚,就是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必須承認,這種以道統觀為主的殉道精神,並不總是起作用的。這可能與儒家文化中“從道不從君”與“君尊臣卑”的悖論有關。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必須承認,這種道德的自主性,使得士大夫階層有了思想武器,從天道觀中找到了製約皇權的立足點。正是這個立足點,使得中國的文明始終保持著一種道德立國的立場與精神。無論經過多少次改朝換代,在中國人的文化生命中,道統高於君統的精神並沒有改變。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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