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學上說，正是這種封閉性才使一個地區文化可以生長並得以保持下來。這裡的環境較少受外部戰爭影響。這一環境條件，加上太行植物分佈豐富，為早期人類活動與後來文化發展提供條件。早期文明需要封閉，動盪不利於文明發育與生長，一般人總以為，封閉似乎不利於發展，但在古代與近代兵荒馬亂時期，卻又大有好處，這也是閻錫山把山西搞成模範省的條件之一。

封閉性給山西帶來的一個直接好處是，這個省是中國地面木建築文物保留最為完整的省份。眾所周知，我們老祖宗的建築是木質的，因而最不易保存下來，我們在各省所見的古建築，絕大多數不過是明清時期的重修品，宋元以前的木質建築幾乎見不到，然而，在山西我們卻能看到唐宋建築。三年以前，我在晉北旅遊時參觀過應縣的遼代木塔，至今已經聳立了九百多年，還有五台山深處的唐中宗時期的南禪寺大殿，距今已經一千三百多年，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被梁思成先生偶然發現。三年前我在晉北旅行時到過那裡，當時那種感受，可以用“敬畏感”這三個字來形容。如果不是有那麼多同行者，我真想在它面前跪下來，以表達後世不孝子孫對先祖的感恩之情。它們之所以完整存留到今天，正得益於山西的封閉性。這也許是晉中南地理的最大的文化優勢。

下午小組會上輪到我發言，我講的內容是《金末士人對中國文明的歷史貢獻》。主要內容是，一，蒙古族的崛起是對儒家文化的最嚴峻挑戰。原因與蒙古族與外部文明沒有多少接觸有關。二，從耶律楚材到許衡郝經這兩代士大夫的作用比較，可以看出，儒家士大夫通過效忠蒙古貴族，以此作為交換條件，讓統治者推行漢法，以保持文明的延續性。三，郝經作為忽必烈的大使，在南宋軟禁了十六年，他的政治貢獻並不大，遠不及同時代的許衡與姚樞，但他的主要歷史貢獻在於，從儒家的春秋公羊傳的“用夏變夷”觀念中，引伸出“行中國之法者，即為中國之主”，從而為大批漢族士人通過投降蒙古政權的方式來推行漢法，提供了儒家思想的根據。四，金國作為蒙古與南宋的緩衝國，起到了在長達六十多年的時間裡柔化蒙古軍事狂飆的防護林作用。這一的歷史貢獻是通過效忠於蒙古政權的金末士大夫來體現的。

會上提出質疑的問題不少。有人不同意我提出“戰爭文化”這一概念，說戰爭就是對文化的破壞，無文化可言，我的解釋是，人類各民族適應戰爭環境的價值系統，就是戰爭文化。還有一位學者提出，西夏並沒有因1227年西夏滅亡而消失，理由是北京居庸關長城大理石上還有西夏文字。這一現象，我過去也確實也想到過，好像是明清時代的碑文，這一點應該如何解釋？以後可以請教一下元史界的老同學。

晚上與一些與會者去附近一個盲人文藝團住處去聽看他們為我們表演。據說有此地的山西梆子帶民間古味。我聽不太懂。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那些盲童孩子表演“歡樂時光”歌舞。這些來自農材的盲人女娃引吭高歌，動作誇張，可能與此地偏遠，幾十年左的革命文化影響仍未消失有關。 （這使我想起了去年夏天在北朝鮮新義州訪問時，看到的那個“旅級”幼稚園裡的天真可愛的孩子們同樣的誇張表演風格。革命黨文化總好像有同樣的文化基因。）我覺得他們並不幸福，也沒有幸福的體驗，卻按歌舞的要求表演得彷彿很歡樂的樣子，以至於她們的臉看上去都有一點不自然的扭曲，看起來很有點殘酷，其中第一排有個新來的盲男孩，大約只有十歲，他雙腳踏步時有輕有重，失去了方向感，總是走偏，於是站在他身後的大女孩總是老練地用手把他扶過來，這些少男少女，未來的人生道路又那麼漫長，想到這些，我很有點為他們傷感。不過話說回來，在如此落後的地區，農民自己都難以組織自己的生活，如果沒有共產黨組織這些殘疾人曲藝團，這些弱勢群體中的最弱者的生存能力極低，很可能是天下最悲慘的一群，他們對共產黨的感恩之情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