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後一個人獨自到陵川縣城周圍走了一圈。陵川是晉南比較窮的縣，但面積甚大，此地最大的人文景觀，是到處可見的壽衣鋪。我進了其中一家，與壽衣店的小老闆聊天，得知此地地廣人稀。也沒有火葬條件，一律由農民自己在山地原野上尋個地方築墓土葬。政府完全不加干預。故壽衣是很重要的。這類店在縣里很多，此地生活水平也與全國各地一樣，比前些年有所提高。家家都有摩托車，甚至連自行車都很難見到，據他說，新郎備摩托車，是娶老婆的不可少的條件。與河南民風不同，此地農民更保守，外出打工都較少，最多也只是在晉城專區內打工，農業收成有限，經濟作物也沒有發展，好在晉南小煤礦也比較多。

晚上逛縣城回旅館，與老Y談感受，說我很為中國士紳文化的消失而感傷，土改以後這裡只有農民文化，而士紳文化已經永遠消失。市場經濟與世俗商業一旦發展起來，只能與農民文化結合。故顯得十分質樸而粗俗。我說，剛才我在縣城邊上見到一幢像城門一樣孤零零聳立的大建築，問好幾個附近的中老年農民，那個是什麼，居然沒有一個人答得上來。回來以後才打聽到，那就是著名的明清建築奎星樓。

根據我對清末以來歷史的了解，山西在清末籌備立憲時，該省的士紳可以說是最具政治參與熱情的，在開風氣方面，可以說是全國各省的領頭羊。在以後的辛亥革命時期，以及閻錫山時期，政治與社會治理上都頗有可觀之處，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開始了士紳文化走向消亡的歷史起點，土改運動則把士紳地主階層及其文化徹底消滅殆盡。現在的一切已經完全變了，我們外地對山西的信息，不是礦難，就是刑警打交警的新聞，再就是暴發的小礦主團購北京樓盤。山西某些縣里的權力精英，早在文革時期已經乾部家族化，以至於八十年代某縣常委開會，會鬧出這樣的笑話：有位常委在縣委開會時說：“俺同意俺二舅的意見”。

中國現代化面臨的一個困境是，士紳文化的消失，傳統文化的斷裂，使中國在世俗化現代化過程中，失去了一種內在的傳統文化資源，來平衡、中和、緩衝世俗化帶來的問題與矛盾，這就使中國的道德滑坡比世界上任何民族經歷的過程更為嚴重。十八世紀的英國，十九世紀的美國都經歷了這一過程，但他們本土的文化資源是豐富的，這使他們沒有在世俗化過程中失落自我，中國現在的困境正是與我們民族上世紀以來形成的文化斷裂有關。

當地人說，自1946年起，這裡就是八路軍的老解放區，土改很早，然而在土改時卻出現了極左化，烏托邦革命折騰了那麼久，總還撥亂反正了，只有深刻了解這一段歷史，才能理解鄧小平的歷史貢獻，才能理解執政黨轉型的意義重大，才能理解胡錦濤提出的“和諧社會”之意義深遠。但一切又那麼艱難，我們就生活在歷史給予的條件之中，這一切使我對二十世紀中國史有了一種新的感悟。

山西也可以說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縮影。老區更強烈地體現了士紳文化到農民革命“痞子”文化的轉變及其後果。前不久，我曾在一份刊物上讀到一篇文章，披露湖南邵陽1950年搞土改的一些驚人史實，當地土改隊員與農民中的極端分子，尤其是遊民無產者、地痞、兵痞在土改中極為活躍，他們出過遠門，比一般老實農民見識廣，善於出歪點子，一個縣七個區，僅中小學教師就被抓捕了一百多人，打死多人。這些情況是當年當地領導事後做報告時講出來的。一場好端端的人民革命，在某些地區卻大大地變了味，這那像是二十世紀一個堂堂的文明國家的所為？暴力可以使人異化為野獸。人道，良知，會在此中蕩然無存，更重要的是，它會毒化一個古老民族的文明品性。這種混亂的基因，後來則又以新的形式，複製於十多年後的農村文革中。文革中發生在湖南道縣，北京大興縣的對“五類份子”的逐家大屠殺，大清洗，正是這一基因發作的結果。到後來，五十年代初的土改積極分子，也被六十年代末的文革造反派這些後起之秀整死，造反派以當年暴力土改派對地主的同樣的方式，來請君入甕。這也是絕妙的、然而卻是極其可悲的歷史諷刺。這樣的情況，在山西也同樣存在。真可以說是“人世幾回傷往事，依舊山形枕寒流，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笛秋。” 真希望我們民族能從這段苦難歷史中，獲得深刻教益，讓我們永遠告別那個時代。

山西土改的後遺症之一，就是一位朋友告訴我的，在農村里有的一家六個兒子直到六十多歲都沒有討上老婆，其中有的現在已經老死了。據說他們個個長得都很帥。農民是很實際的，“暴力土改”給農民留下來的歷史記憶太深刻了，誰家的女兒也不願意嫁給這家人去受苦。這可就成了現代的“賤民階層”。那些想像力豐富的“新左派”從來沒有經歷過文革，把文革的極左體制說成是普天下最平等的體制，真可謂是癡人說夢，就請他們看看這些極左時代默默無聞的賤民的悲劇命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