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就收到來自山西陵川縣發來的邀請信，邀我參加今年八月在該地舉辦的元代大學者郝經的學術研討會。我雖然已經多年不搞元史了，但這個會卻對我有莫大的吸引力，陵川是晉中南的文化古城，一個縣就有十四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那地方處於太行山南麓頂部，古老的三晉的風土人情，對於久處東海之濱的上海人，遠比對內地人具有更強烈的吸引力。許多年前，當我還是一個青年工人時，曾作為一個青年漂泊者，獨自一人從風陵渡過黃河進入晉南，在那裡的芮城觀摩過七百年前的元代永樂宮壁畫，而晉中南地區則從來沒有去過。今後也不太可能有其他機緣。於是考慮從多年前給學生上課時用過的元史講義中，摘出有關的一段金末元初士大夫與蒙古統治者關係的內容，再加以若干發揮，權作這次討論會發言的題目。

鄭州印象  從晉城到陵川

昨天晚上乘火車離開上海，今天早上七點抵鄭州。鄭州比我原先想像的要繁榮，可以用“有大氣象”來形容，近兩年來市政建設力度甚大。高樓很多，街道很寬，新郊區之開闊，甚至比上海市郊有過之而無不及。也可說是這是鄭州的後發優勢。據火車上的鄭州人告訴我，鄭州作為河南省會，雖然不一定比得過陝西的西安（長安作為歷朝古都的優勢，在中國除北京外，無城可比。）但比起山西省會太原（比較僻遠封閉）、河北省會石家莊（資源被距離不遠的北京與天津吸乾了）、山東省會濟南（全省資源分散到省內四五個點上，而不是集中於省城）看上去更發達，我想這可能與鄭州地處中原交通中樞地帶有關。河南外出打工者比山西河北更多，這肯定有利於提升本地的消費能力。包括建材消費。很可能因為河南窮，歷任書記都更重視形象工程，這也可以成為有力的發展槓桿。形象工程未必僅僅只有消極作用，首先是增加本地人與外地人對河南的信心，提升人們的期望值，也提升了進一步投資的熱情。

河南給我的好印像很快被火車票預售處的那個女售票員的冷漠態度給打了折扣。我也不敢再問她第二句，我預感到她決不會給我一個滿意的回答，還是後面那位河南當地人主動地告訴我一些相關情況。看來河南服務業的現代化水準遠不如硬件建設那麼快地發生變化。

接下來，我轉乘大巴，在鄭州市區出發，大巴開了一個小時還不見郊區。而近郊高樓更有氣派。經黃河大橋，不久進入山西境內，中午抵山西晉城，從鄭州經高速公路到此只化了二個半小時。晉城是晉南的一個地級市，也是一派現代化景觀。街道開闊得雖然有些奢侈，但也使人覺得身處於都市的感覺。我問接站的一位女工作人員，晉城這裡農民的平均收入，她是縣辦的，正好能回答我的問題。她說是2500元，我說比全國平均數1797元要高出許多。我問發展原因何在，她說主要是小煤礦。現在已經集中整合，不再向前些年那樣只要付了一小筆錢就把礦購下來。正如我們眾所周知的，其結果就是官商勾結、亂採、暴富、污染、礦難不斷。這也許是一種試錯式的發展吧。

乘陵川縣派來的普桑上路，一小時後到陵川縣，剛住下來，一位W老伯來訪，他是一個離休的老技術員，離休後有志於寫一部《郝經傳》，幾年前去北京圖書館偶然讀了我發表在二十年前的《元代理學散論》，據他說十分喜歡，一定要找到我，這次我來陵川開郝經學術討論會，也是他向會議組織者推薦的結果。他離休後化了八年之力，以小學文化這樣的背景，走遍全國各地，尋找與元代學問大家郝經有關的資料，寫了一本二十萬字的《郝經傳》並出版。他精力充沛，執著而又為人單純，很有當地人單純質樸的氣質，這種性格在其他發達地區已經很少見了。

晚餐後一個人獨自到陵川縣城周圍走了一圈。陵川是晉南比較窮的縣，但面積甚大，此地最大的人文景觀，是到處可見的壽衣鋪。我進了其中一家，與壽衣店的小老闆聊天，得知此地地廣人稀。也沒有火葬條件，一律由農民自己在山地原野上尋個地方築墓土葬。政府完全不加干預。故壽衣是很重要的。這類店在縣里很多，此地生活水平也與全國各地一樣，比前些年有所提高。家家都有摩托車，甚至連自行車都很難見到，據他說，新郎備摩托車，是娶老婆的不可少的條件。與河南民風不同，此地農民更保守，外出打工都較少，最多也只是在晉城專區內打工，農業收成有限，經濟作物也沒有發展，好在晉南小煤礦也比較多。

晚上逛縣城回旅館，與老Y談感受，說我很為中國士紳文化的消失而感傷，土改以後這裡只有農民文化，而士紳文化已經永遠消失。市場經濟與世俗商業一旦發展起來，只能與農民文化結合。故顯得十分質樸而粗俗。我說，剛才我在縣城邊上見到一幢像城門一樣孤零零聳立的大建築，問好幾個附近的中老年農民，那個是什麼，居然沒有一個人答得上來。回來以後才打聽到，那就是著名的明清建築奎星樓。

根據我對清末以來歷史的了解，山西在清末籌備立憲時，該省的士紳可以說是最具政治參與熱情的，在開風氣方面，可以說是全國各省的領頭羊。在以後的辛亥革命時期，以及閻錫山時期，政治與社會治理上都頗有可觀之處，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開始了士紳文化走向消亡的歷史起點，土改運動則把士紳地主階層及其文化徹底消滅殆盡。現在的一切已經完全變了，我們外地對山西的信息，不是礦難，就是刑警打交警的新聞，再就是暴發的小礦主團購北京樓盤。山西某些縣里的權力精英，早在文革時期已經乾部家族化，以至於八十年代某縣常委開會，會鬧出這樣的笑話：有位常委在縣委開會時說：“俺同意俺二舅的意見”。

中國現代化面臨的一個困境是，士紳文化的消失，傳統文化的斷裂，使中國在世俗化現代化過程中，失去了一種內在的傳統文化資源，來平衡、中和、緩衝世俗化帶來的問題與矛盾，這就使中國的道德滑坡比世界上任何民族經歷的過程更為嚴重。十八世紀的英國，十九世紀的美國都經歷了這一過程，但他們本土的文化資源是豐富的，這使他們沒有在世俗化過程中失落自我，中國現在的困境正是與我們民族上世紀以來形成的文化斷裂有關。

當地人說，自1946年起，這裡就是八路軍的老解放區，土改很早，然而在土改時卻出現了極左化，烏托邦革命折騰了那麼久，總還撥亂反正了，只有深刻了解這一段歷史，才能理解鄧小平的歷史貢獻，才能理解執政黨轉型的意義重大，才能理解胡錦濤提出的“和諧社會”之意義深遠。但一切又那麼艱難，我們就生活在歷史給予的條件之中，這一切使我對二十世紀中國史有了一種新的感悟。

山西也可以說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縮影。老區更強烈地體現了士紳文化到農民革命“痞子”文化的轉變及其後果。前不久，我曾在一份刊物上讀到一篇文章，披露湖南邵陽1950年搞土改的一些驚人史實，當地土改隊員與農民中的極端分子，尤其是遊民無產者、地痞、兵痞在土改中極為活躍，他們出過遠門，比一般老實農民見識廣，善於出歪點子，一個縣七個區，僅中小學教師就被抓捕了一百多人，打死多人。這些情況是當年當地領導事後做報告時講出來的。一場好端端的人民革命，在某些地區卻大大地變了味，這那像是二十世紀一個堂堂的文明國家的所為？暴力可以使人異化為野獸。人道，良知，會在此中蕩然無存，更重要的是，它會毒化一個古老民族的文明品性。這種混亂的基因，後來則又以新的形式，複製於十多年後的農村文革中。文革中發生在湖南道縣，北京大興縣的對“五類份子”的逐家大屠殺，大清洗，正是這一基因發作的結果。到後來，五十年代初的土改積極分子，也被六十年代末的文革造反派這些後起之秀整死，造反派以當年暴力土改派對地主的同樣的方式，來請君入甕。這也是絕妙的、然而卻是極其可悲的歷史諷刺。這樣的情況，在山西也同樣存在。真可以說是“人世幾回傷往事，依舊山形枕寒流，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笛秋。” 真希望我們民族能從這段苦難歷史中，獲得深刻教益，讓我們永遠告別那個時代。

山西土改的後遺症之一，就是一位朋友告訴我的，在農村里有的一家六個兒子直到六十多歲都沒有討上老婆，其中有的現在已經老死了。據說他們個個長得都很帥。農民是很實際的，“暴力土改”給農民留下來的歷史記憶太深刻了，誰家的女兒也不願意嫁給這家人去受苦。這可就成了現代的“賤民階層”。那些想像力豐富的“新左派”從來沒有經歷過文革，把文革的極左體制說成是普天下最平等的體制，真可謂是癡人說夢，就請他們看看這些極左時代默默無聞的賤民的悲劇命運吧。

2006年8月12日星期六   晴    士紳文化的消亡   觀盲人表演  

陵川氣候極為涼爽，真是度夏的好去處。上午正式召開“陵川郝經學術研討會”。來的人沒有人認識我。這是過去開會很少經歷的。但這也給我很大的自由。可以無拘無束。
第一位發言人對山西現狀作了大體介紹如下，全縣25萬人口，佔地1000餘平方公里，12個鄉，377村，平均一鄉31村。 （每個行政村平均5百人左右。）森林复蓋達全縣總面積一半。處於太行南之頂，海拔1200米以上，故氣候涼爽。此地自1938年以來就是共產黨控制之下，八路軍司令部就在此地。 1945年就解放。但凡是共產黨治理的老區，不但過去窮，現在也是最窮的，這一點很值得深思。

發言人先後對文化概況作瞭如下介紹。山西魏晉南北朝時是後趙石勒控制區，此地有魏晉南北朝初期永嘉之亂崛起的石勒這個殺人魔王的墓地。縣城內的崇安寺即為此而建。宋金時代，出過七個狀元。 （北宋狀元只有一人，而金則有六人。）過去進士多達九十三名。原因是北宋時程頤在此做過三年縣令，他建立的書院，培養了大批人材，其中就有元代大文豪元好問。書院轉變了此地的風氣，郝經出生時已經有了六世的家學淵源。他正是在這種環境中出現的。

陵川有十四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可以說是幾乎全國第一了。據二十多年前我師從韓儒林先生學習元史時，我依稀記得，蒙古軍第一次入侵金國的1213年，就沿著太行山西麓，到達過這一帶地區，史稱貞佑二年，河溯大亂，白骨遍野，千百人不一餘。根據當年我看到的史料，此路大軍的由成吉思汗的兒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率領的右路軍，大軍在突破長城後，對此地的金代文化可能起到摧毀性打擊。從此再也沒有恢復過來。

近代情況如何，我沒有資料參考，但老區土改中的左的做法，卻對士紳文化起了根本性的摧毀作用，古代人文匯萃之地，恰恰是這樣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的陵川，現在恰恰是最缺乏文化的地區，幾乎看不到任何與過去輝煌的歷史有關的影子，此地大街上見不到一個看上去有點斯文氣的文化人，除了土著農民文化，就是革命後的干部文化。望著到處都是壽衣店的凌亂不堪的街市，又怎麼能想像這些赤著胳膊開摩託的人們，就是出過九十三個進士與七個狀元的陵川先人的後代？為什麼會如此？只有歷史能解釋這一點。我曾問一位山西某離休編輯，山西士紳有什麼特點，他的回答很爽快：勤勞，起早摸黑，不賭不嫖，愛財如命。黃世仁式的地主在山西並不多見。相反，他們對待自己所僱傭的長工短工，頗為厚道，吃飯時，甚至會把自己平時不捨得吃的肉夾給長工吃，我問這又是為什麼，他說道理都是一樣的，為的是讓你好好乾活，正如咱們家裝修房子，總要給給小工吃得好些，讓他幹活干得更好些。這是人之常情。這也是一種過去沒有聽說過的對歷史的解讀。我想各種情況都會有。

有一位發言者概括了山西地區自古以來的五種亞文化。這一亞文化劃分頗有新意。一是晉南的耕讀文化，從黃河北岸的風陵渡、永濟到晉中南一帶。 （過去我就知道，永濟還是西廂記的故事發生地。）這些地區是以先秦韓國與趙國的領域為基礎的。二是漢唐以來山西作為重要邊防區域的邊塞文化，即山西北部的長城以南的大同為中心，三是晉中東部五台山一帶的佛教文化，四是宋元以來，以山西中西部的呂梁山為中心的道教文化區。五是明清發展起來的晉商文化，以太原、祁縣的平遙為中心。山西在地理上的封閉性在於，太行在東，呂梁在西，黃河與中條山在南，沙漠與長城在北。

從文化學上說，正是這種封閉性才使一個地區文化可以生長並得以保持下來。這裡的環境較少受外部戰爭影響。這一環境條件，加上太行植物分佈豐富，為早期人類活動與後來文化發展提供條件。早期文明需要封閉，動盪不利於文明發育與生長，一般人總以為，封閉似乎不利於發展，但在古代與近代兵荒馬亂時期，卻又大有好處，這也是閻錫山把山西搞成模範省的條件之一。

封閉性給山西帶來的一個直接好處是，這個省是中國地面木建築文物保留最為完整的省份。眾所周知，我們老祖宗的建築是木質的，因而最不易保存下來，我們在各省所見的古建築，絕大多數不過是明清時期的重修品，宋元以前的木質建築幾乎見不到，然而，在山西我們卻能看到唐宋建築。三年以前，我在晉北旅遊時參觀過應縣的遼代木塔，至今已經聳立了九百多年，還有五台山深處的唐中宗時期的南禪寺大殿，距今已經一千三百多年，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被梁思成先生偶然發現。三年前我在晉北旅行時到過那裡，當時那種感受，可以用“敬畏感”這三個字來形容。如果不是有那麼多同行者，我真想在它面前跪下來，以表達後世不孝子孫對先祖的感恩之情。它們之所以完整存留到今天，正得益於山西的封閉性。這也許是晉中南地理的最大的文化優勢。

下午小組會上輪到我發言，我講的內容是《金末士人對中國文明的歷史貢獻》。主要內容是，一，蒙古族的崛起是對儒家文化的最嚴峻挑戰。原因與蒙古族與外部文明沒有多少接觸有關。二，從耶律楚材到許衡郝經這兩代士大夫的作用比較，可以看出，儒家士大夫通過效忠蒙古貴族，以此作為交換條件，讓統治者推行漢法，以保持文明的延續性。三，郝經作為忽必烈的大使，在南宋軟禁了十六年，他的政治貢獻並不大，遠不及同時代的許衡與姚樞，但他的主要歷史貢獻在於，從儒家的春秋公羊傳的“用夏變夷”觀念中，引伸出“行中國之法者，即為中國之主”，從而為大批漢族士人通過投降蒙古政權的方式來推行漢法，提供了儒家思想的根據。四，金國作為蒙古與南宋的緩衝國，起到了在長達六十多年的時間裡柔化蒙古軍事狂飆的防護林作用。這一的歷史貢獻是通過效忠於蒙古政權的金末士大夫來體現的。

會上提出質疑的問題不少。有人不同意我提出“戰爭文化”這一概念，說戰爭就是對文化的破壞，無文化可言，我的解釋是，人類各民族適應戰爭環境的價值系統，就是戰爭文化。還有一位學者提出，西夏並沒有因1227年西夏滅亡而消失，理由是北京居庸關長城大理石上還有西夏文字。這一現象，我過去也確實也想到過，好像是明清時代的碑文，這一點應該如何解釋？以後可以請教一下元史界的老同學。

晚上與一些與會者去附近一個盲人文藝團住處去聽看他們為我們表演。據說有此地的山西梆子帶民間古味。我聽不太懂。我印象最深的，還是那些盲童孩子表演“歡樂時光”歌舞。這些來自農材的盲人女娃引吭高歌，動作誇張，可能與此地偏遠，幾十年左的革命文化影響仍未消失有關。 （這使我想起了去年夏天在北朝鮮新義州訪問時，看到的那個“旅級”幼稚園裡的天真可愛的孩子們同樣的誇張表演風格。革命黨文化總好像有同樣的文化基因。）我覺得他們並不幸福，也沒有幸福的體驗，卻按歌舞的要求表演得彷彿很歡樂的樣子，以至於她們的臉看上去都有一點不自然的扭曲，看起來很有點殘酷，其中第一排有個新來的盲男孩，大約只有十歲，他雙腳踏步時有輕有重，失去了方向感，總是走偏，於是站在他身後的大女孩總是老練地用手把他扶過來，這些少男少女，未來的人生道路又那麼漫長，想到這些，我很有點為他們傷感。不過話說回來，在如此落後的地區，農民自己都難以組織自己的生活，如果沒有共產黨組織這些殘疾人曲藝團，這些弱勢群體中的最弱者的生存能力極低，很可能是天下最悲慘的一群，他們對共產黨的感恩之情就可以理解了。

2006年8月13日星期日   晴熱    白徑古道的“荒古美”  中國農村政治的困境

上午去黃圍風景區參觀。那裡有一個在南方可以說完全不稀奇的溶洞。用來照射鐘乳石的燈光安排得很鄉氣，很俗。我建議他們去雲南桂林參觀一下，請專家設計燈光。
然後，又乘車去走“白徑”。那是古代山西通往外省的八條古道之一，根據記載至少有二千六百年曆史，最早的記載是春秋爭霸戰爭時，齊晉相爭，齊國就是從這一古道進入晉國，這條白徑古道一直使用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也就是說，直到最近四十年前，自古以來，被太行山隔絕的山西與河南之間的中國人，走的就是這條古道。他們從山西挑擔子把煤運到河南輝縣，又從河南把那裡出產的板栗挑回山西。就這樣來回挑擔子挑了千百年。後來六十年代初，這裡造了公路，此路就廢棄不用，由於人煙稀少，風景壯美，而且正因為此路廢棄了四十年，景觀保持得相當完整。我們還可以看到馬蹄印子磨成的印孔。這一古道約十華里，其中有一處“七十二拐”下山路。風景奇特。這個白徑最大的優點是，除了山腰處偶然可見的延綿的小紅旗渠，連電線也沒有，由於四周沒有任何現代的東西，可以使人置身於古代的環境之中。從這裡出發，就是從太行山之西越到太行山之東，再過五十里就進入河南輝縣。在白徑的山壁上，我們還看到清嘉慶年間立的省界碑，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真正的古代界碑。我在白徑上走了全程。

過了七十二拐，離河南就不遠了。我在山下進了一戶農民家院子裡，主人赤著臂膀，邀請我進房間去，房間很大。有電視。夫婦以採約材為生，由於藥材漲價，加上又有其他生意，日子比過去好了，他們的二個女兒都在外地打工。聽他們說日子過得好，我比什麼都高興。山里人就是熱情質樸，他們一定要留我們吃飯，當然我們婉拒了，我們要趕路回去乘車，臨走前他們夫婦在屋子裡留了張合影。

下午去幾處金元古建築參觀。先是去北吉祥寺，中殿與前殿均為七八百年前的金代建築，尤其有意思的是，這些建築與南方古建築相比，沒有油漆修飾過，顯得特別古樸自然。我可以用“荒古美”來表達這種感受。說起來，這些都是破廟而己，然而卻有一種歷史的蒼涼感，一進入這院子，這荒涼的一切就會使人油然而產生一種歷史的聯想，這是這種歷史蒼涼感在起作用。如果一旦把它油漆一新，這種感覺就沒有了，剩下的就是一所普通的舊房子而己，要有相當的文化熏陶，才會在這種“荒古”場景中產生一種體悟。這種審美享受並非所有的人都能有幸獲致。這種荒古美在南方你已經無法體會到了。例如你在林隱寺，就絕沒有這種感悟。杭州太現代了，對於古蹟來說，這其實是一種更為可怕的“建設性破壞”，你只要去參觀一下現在的岳墳，就知道我所言不虛。早在1946年這裡就把和尚趕走了辦成鄉村小學，把其中的佛像全部打掉了，以至於文革時已經沒有什麼可破壞的，只把一些房頂的文飾砸了。國家文物局現在提出的古建築修復原則是“不塌不漏，整舊如舊”。這八個字的提法真好。也算是中國當政者的文物政策走向成熟的一個標誌。

接著，我們再去是的崔府君廟。山門是金代建築，其餘是明清建築。院內鬱鬱蔥蔥，最後去的是西溪二仙廟。保存得最為完整，格局甚大，但大多是明清建築了。

晚上，去看一位當地朋友，他是本地一位幹部，這可是讓我了解民情的大好機會。於是我們就攀談起來。以下是他談的一些要點。

一，中國現行的體制根本上是官民對立的體制，官是對上面負責的，要對下面實施上面的要求，並不對下面負責。老百姓對上面派來的官，看到的只是又來向自己索取什麼東西了，從內心就是抵制的。

二，一個人到了鄉里當官，用不了多久就會成為“土匪”。因為你用溫和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下面當村官的那些幹部根本不把你這個上級當一回事，你只有說，這是上面的任務，你不在兩週內完成就罷了你，只有講這樣的硬話，下面才不會麻木。時間一長，就是你就是“土匪腔”了。

三，對於計劃生育，對於拒交公糧的，為什麼會出現鄉鎮幹部像土匪一樣把老百姓的電視機或其他值點錢的東西搶走的事？其實也是當乾部的不得己，設想一下，你如果聽任他們不交公糧，不予處理，結果會起到鼓勵其他鄉民明年也同樣不交公糧的作用。當然，這些貧苦農民實在有困難交不起款，也會鬧到縣政府去，當縣領導的最怕攔路告狀，他們總是說，讓他們過關算了，但問題就是出在這裡，我們當鄉官的不能示軟，一示軟，就等於給農民一個榜樣，明年大家都會不交款，我們的工作就完不成。而完不成國家任務，我們當官的就要受到懲罰。仕途也會受影響，我們的體制就是對上負責對下不負責的體制。

四，搞民主選舉為什麼困難，他說，各村都是家族化了，許多村子的權力壟斷在家族集團的一批人手中，如果他們看到新人中有希望成為被選舉人的，會成為自己對立面的，就不發展此人入黨，如果入不了黨，就進不了權力機關。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選舉只能使地方家族勢力合法化，還不如上面派更好些。而且，現在選舉只限於選村主任，而不是選支部書記，書記是黨章規定由黨員選的。黨員都是家族勢力圈的人。選來選去都是自己人。沒有用。現在的分工是，實權在村支部手裡，村長可以掌財權，但支部卻掌組織權。但窮地方，村支部會把財權也拿過去。第三個困難是，我們的體制就是不利於民主選舉的，選鄉長，鄉就不對縣里負責，選到專區級的市長，市長就不對省裡負責，選到省長級，省裡就不能中央負責，這一體制就是與民主制對立的。這是上面不願意搞民主改革的根本原因。第四，只要與上面意見有分歧，想幹自己的一套，就會立即被上面停職，或中斷工作。除非規定五年裡上面不能停你的職，讓你放手幹，也許還有可能幹出點實事來。但這樣做上面是不會答應的，因為怕會失去控制。其實誰都希望把自己的鄉鎮搞好，但制約太多，談何容易。而且，要幹事，總會觸犯一些人的利益，反對者就會來告狀。一告狀，上面就煩。就會說，地方上有震盪，還是把他“動一動”吧。於是乾部中上上下下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出問題就行。久而久之，當官的人就會失去上進心，大家都意識到，只有你去適應社會，不能讓社會去適應你。

這位幹部一直當了多年鄉長。總的感覺是中國地方上的事難辦，他切身體會到關鍵還是體制問題，而體制解決的關鍵又在於權力不可分散。一分散就會影響政黨的利益格局。這些都是我過去關注比較少的。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要下些猛藥。民主化是有困難，但漸進的改革還是必要的。中國的希望只有改變現行的一長制政治，允許黨內生活的民主化，這才是改變這些困境的出路所在，這些都是當地干部一般的想法。

他還說，在內地，只有當上富鄉、富縣、富市、富省的干部，才有升官的可能，這可說是一條規律。因為他們有錢，能有更多的好處送到上級手中，窮地方官員沒有錢，也送不起上司好處。我問他當鄉長時是不是收禮，他苦笑著說，這地方窮，也送不起禮。有的村不過就是送一籃子桃子，外加一瓶白乾，算是村子裡對鄉長的表點心意而己。這裡的局長只有一千二百元工資。過去，關於鄉干部魚肉百姓的新聞聽多了，形成了一種刻板印象，而一位活生生的現實生活中的鄉長就坐在我對面，他的喜怒哀樂，至少使我感受到現實生活的複雜性與多義性。

晚上，一位在會上結識的朋友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他們的原來的地區的省社會科學院院長一年光汽油費就用了180萬，例如，這位院長大人要去廣州一次，自己乘的是飛機，卻叫他的司機開車從太原開到廣州。供他在廣州遊山玩水用，在他看來，這樣最方便。這位院長喜歡攝影，單這項開支就用了十八萬。此人根本不懂學術，原先是個新聞局的副局長。他感興趣是的如何撈錢，那個城市當官的通常搞錢的辦法是，先把自己管區內的一塊地皮賣給開發商，取得回扣，等房子造好了，再從開發商那裡把房子買回來，再收第二次回扣，這兩出兩進，就是幾十上百萬的大收入。要知道社會科學院可是個窮單位。又後來調查組來了，據說也是不了了之。這些問題如何解決，不採取民主監督能解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