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解老》说：“道者，万物之所然者，万理之所稽也。”所言万物之所以可称“道”，因万理可在“道”中找到根据和依托。

古人有关“道”的论说太多太多，但都不游离于大纲，《易·说卦》立言：“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真是天有天道，世有世道，人有人道，艺有艺道……郑玄所谓：“道之大，无所不包。”关于“书道”之渊源，想再毋庸袄贅述。

由此可见，日本人把从中国学过去的书艺定名“书道”，实在是大有深意。从地理形势看，这个躺卧在东海里的像一条“水蛇”似的岛国，是在我们华夏文化的源头上吮吸血液，何止于“书道”一支血脉！大道，王道，诡道，霸道……无所不见。纵观世界历史，我们心中自然有数。返观联系现实又知：东洋人在深深掘开我们的“文化之根”狠劲噬咬，而我们却在自家古树的枝干梢叶上胡乱划拉！

在“书法”、“书道”这两个写字概念的不同称谓上，其实质是矗立着民族信仰与处世行为的巨大差异。这就如同世界是由人联接，但谁也不能把男人和女人等同起来一样。

就“书道”本旨论，我们不必谈李斯、萧何等人的间接论“道”，古代书家论书直言“书道”者，随口即可举出一串：东晋卫铄《笔陈图》、王羲之《记白云先生书诀》、南朝·齐王僧虔《笔意赞》、初唐大家虞世南《笔髓论·契妙》、中唐书家张怀瓘以《评书药石论》直接上奏玄宗李隆基：“论于书道，是臣之职，知而不说，用臣何为……”可谓铁锤击鼎，铿锵有声。可见“书道”是由我们古时的贤者提出来的，只是后来丢弃了，这就难怪这门艺术的“清”不如“明”、“民”不如“清”了——弃“道”而扬“法”，势所必然。

一砖头厚的几部历代书论，翻过两个来回，又读中、外美学著作几本，虽然对“书道”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欲吃透“书道精髓”，还根本没到时候。又参阅了几部现、当代人的论书合著、专著，仍然不能准确地把握，根本达不到对“书道”形象体认的程度。我开始憎恨自己冥顽不灵的脑袋，却又莫名其妙地想起孔子当年“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叹，甚至产生了另外几种新的认识，始悟东坡“道可致而不可求”之理颠扑不破。

事理一旦想通，心情也就平适。得东洋人启示，还是在文化的“祖根”上找来由吧，有先哲引路，世上焉有过不去的“隘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圣人之语，催人发愤。孔子又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苦心求道而不得，火候未到然。于是，不舍昼夜，捧起圣哲经典，一字字、一本本开始了新的抠读。

一夜，从《老子》进入《庄子》，这是上海古籍书店早年出版的一套《诸子集成》。当读到《养生主》一篇时，多少年云笼雾锁在混沌深处的那个东西，渐渐地，竟如明月之出天涯，或如朝暾之出东溟，水淋淋地跳上一线海天——

这是一个我早已熟知的故事，况在韩愈、孙过庭、张怀瓘、项穆、周星莲等人的书论中多次撞见。我大惑此前为什么竟没能在我木雕石刻的心头撞出一星火花？我突然间发现自己在学与问的过程中，多少年一直犯着一个“学而不思则罔”的严重错误，同时想起《论语·述而》中孔子的另一个感慨：“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