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索引
造城市長耿彥波--(轉載自瞭望東方週刊)
第二頁--雲岡風波
第三頁--萬人簽名
第四頁--“沾了煤的光，倒了煤的黴”
第五頁--“世界上最醜陋的城市”
第六頁--我一生的價值在於事功
第七頁--回到明朝
第八頁--耿彥波速度
第九頁--爭議耿彥波
第十頁--不搞“一刀切”，但要“切一刀”
第十一頁--陣痛
第十二頁--錢從哪裡來
第十三頁--瞄準300萬遊客
第十四頁--他點燃了大同人失去多年的榮耀感
第十五頁--耿市長前傳
第十六頁--修路不打大家的主意
第十七頁--謝謝你，彥波
第十八頁--請讓我幹滿一屆
第十九頁--如果留下一個半拉子工程，不可想像
第二十頁--挨一時罵還是挨千秋罵
所有頁面

文章導讀：他有很多綽號，有市民稱許他為“耿菩薩”，也有人說他是“耿瘋子”；而因為大規模拆遷和修建廟宇，他又被諷刺為“耿拆拆”、“耿一指”、“耿指倒”、“耿廟”。網友整理了“老耿語錄”，其中有一句是：“我沒有時間等待，所以拆遷不可以等待”。

只要我身體行，只要身體的底線允許，我就向極限衝刺

《瞭望東方週刊》記者舒泰峰、特約撰稿王瑤 | 山西大同報導

大同市民熱衷於談論現任市長耿彥波的種種事蹟：

這個市長，每天早上五六點，天才破亮，就從家裡出門了，不帶隨從，一個人步行來到工地，檢查工程品質。馬路上的清潔工和路邊的小攤主，經常是一天中最早見到市長的人。

他的早餐時常是路邊攤買的一個燒餅，邊吃邊走。深夜一點，還有人看到他在工地上，煮速食麵充饑。

無休止地檢查工地，讓他腳穿的那雙皮鞋總是蒙著厚厚的塵土，一些市民說，“他那雙鞋可比我的髒多了！”

工作沒有完成，即使發高燒了他也不休息，用涼水洗把臉繼續檢查工地，開會。

雙休日對他來說形同虛設。週末他經常騎著自行車獨自私訪，有時遠至離市區十多公里的雲岡石窟，那裡正在打造雲岡大景區。

他很少在辦公室裡安坐，他的辦公地點通常在工地或者街道上，隨時開現場會，發現問題當場解決。市長帶著各部門幾十號人馬走在街頭，已成了大同一景。大同人說，“如今見市長比見局長容易”。

他很嚴厲。大小幹部挨他罵是常事，而且罵得狠。最厲害的時候甚至還動手---看到工程不過關，他會用礦泉水瓶往施工人員身上拍去；他能一把摸出沙子和水泥的比例是否得當，如果品質不行，他會一把抓住對方胸口，把水泥摔將過去。

他有很多綽號，有市民稱許他為“耿菩薩”，也有人說他是“耿瘋子”；而因為大規模拆遷和修建廟宇，他又被諷刺為“耿拆拆”、“耿一指”、“耿指倒”、“耿廟”。

爭議不絕。不過對於大同人來說，有一點可以肯定：這樣敢作敢為的市長在大同歷史上非常罕見，“史上最牛市長”之類的風評充斥坊間。

雲岡風波

 初冬的雲岡石窟，北風蕭索。

 雲岡石窟位於大同城西16公里外的武周山南麓。由於景區改造，如今坐公車只能停靠在距景區兩三公里外的公路旁，還需花5塊錢打個“摩的”方可抵達景區。眼前是一座巨大的工地，一個對視覺具有極大衝擊力的景觀工程正在收尾，龐大、巍峨、復古的建築群，不禁讓本刊記者想起早年在課本上讀過的關於古代宮殿的描寫。正在進行的是雲岡大景區建設工程，建設專案包括：山堂水殿、一座北魏博物館、一個雕塑群、一條商業街以及演藝中心、大型停車場和大面積的綠化帶。

 最宏偉的屬“山堂水殿”，它是未來大景區的核心景點之一，其名來源於酈道元描寫雲岡石窟的句子，“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所眺”，主建築均為木結構，設計具有濃厚的北魏風貌。既然是“水殿”，當然得有水。是的，按照原先設計，殿堂的下面將出現一個總面積8萬平方米的人工湖。

此前，施工的這塊地方，雲岡村、麻村、校尉屯村、竹林寺村、張寺窯村等5個村落，世代守望著雲岡石窟的大佛，也靠石窟獲取部分生計。2001年雲岡申遺成功之後，承諾要對周邊環境進行整治、拆遷，但一直沒有成功，直到耿彥波來到大同，搬遷才得以落實。

另一項準備工作是339省道的改線。339省道原先從大佛前經過，穿過上述5個村落，滿載煤炭的車輛經過，風起，煤灰就落入石窟，大佛的臉色因此一天天“變黑”。2008年，這條省道實現了改線，由石窟前繞道至石窟後，改線長度6.8公里。

大景區建設工程於今年4月開工，按照耿彥波的要求，本應於9月份完工。不料卻因為一篇報導引發一場軒然大波。

8月18日，《科技日報》一篇文章首次披露了雲岡景區在建工程，隨即引來國家文物局的調查。國家文物局調查組認為，雲岡大景區建設項目中，人工湖、仿古商業一條街、窟前道路和廣場等項目，均在雲岡石窟保護範圍和建設控制地帶，未依法履行審批程式，違反了文物保護法的相關規定，屬於違法建設工程。

尤其是人工湖專案，成為調查組質疑的重點。“雲岡石窟的岩體極為脆弱，最怕水，尤其怕幹濕交替，一吸收一蒸發，岩體就容易剝落。”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黃克忠認為，這麼大面積的人工湖，而且離石窟這麼近，造成整個小環境的改變，對石窟將產生不可預知的影響。

87歲高齡的著名文物專家謝辰生更直斥此項工程“簡直是胡鬧”。

工程很快被叫停。市長耿彥波隨即赴北京做溝通解釋工作，並協商整改意見。而在大同，一場群眾自發的運動正在醞釀中。

萬人簽名

耿彥波赴京之後，好幾日沒有消息。傳言開始流布大同城。有人說，雲岡石窟可能被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組織除名；有人說在建的工程可能被全部拆除；還有人說，市長也許會被貶或調任。

一篇帖子---“支持市長，為大同正名，大型簽名活動9月5日上午9點，紅旗廣場”在百度“耿彥波貼吧”出現，並很快傳開。有人跟帖：“為耿市長的複職，遊行簽名大同人民都積極參加”。

65歲的退休工程師范培德從鄰居那裡聽說簽名一事，9月5日一早7點多就來到了紅旗廣場，發現已是人滿為患，“擠都擠不進去。”

參加簽名的，從白領到計程車司機、下崗職工，各色人等都有，“現場沒見到一個政府的人，據我所知都是自發來的。”範培德告訴《瞭望東方週刊》。

一位元退休幹部對本刊記者說，那天，甚至有從大同調走的退休老幹部專門從附近的朔州騎自行車趕回來參加簽名。

後來線民發在網上的圖片顯示，現場，有人拉橫幅，有人買紅布，有人拿筆。一條橫幅寫著：“百年一遇的好市長，老百姓的父母官，您辛苦了！”“為大同發展而勞苦奔走的人必將受到世人的敬仰與愛戴！有礙於大同發展的一些行徑必將受到世人的唾棄與譴責！”

在紅綢布上，群眾的簽字五花八門：“挺耿到底！”“you are the best！”“耿市長挺直腰杆！”還有一個寫道：“耿爺爺，您是大同人民的好市長。”署名是“孟昕媛，10歲”。

是什麼讓老百姓來到紅旗廣場？範培德說，雲岡工程的規劃方案當時展覽過，市民看過，很滿意，“雲岡環境大家都覺得不漂亮，需要美化。”工程開始後，範培德還自費去了兩次雲岡，“當時開工時間不長，但是我覺得建得不錯。”

他說，那天下午下起了雨，簽名還在繼續。後來人群中有人開始議論，鬧得太大了會不會起反作用？於是大家慢慢地散了。

沒有人統計多少人參加了簽名，這件事後來被籠統地稱為“萬人簽名”。

有線民作《風流歌》一首力挺市長：有冷熱不均的溫度，就有風生；有高低不平的地表，就有水流。改革遠不如想像的那樣順溜，帶血的腳正受阻於荊棘和壕溝⋯⋯

“沾了煤的光，倒了煤的黴”

其實萬人簽名那天，耿彥波已回到大同。《大同日報》一位元跑城建的記者說，那一段，耿彥波一邊忙於研討整改方案，一邊繼續奔波于各個建設現場，但考慮到社會影響，他的活動不再讓媒體報導，於是才產生各種傳言。

跟隨市長採訪的這位元記者說，那天，耿彥波正在大同縣、礦區等地就醫藥工業園區建設現場辦公。一位騎車路過的市民看見他，把自行車丟在一邊，沖上去一把握住他的手說：“市長，您沒事就好啊！我們一家人都支持您，剛去市里給您簽了名。您一定要挺住呀！”說完，扶起自行車走了，邊走還邊回頭，“市長，保重！”

僅僅打造雲岡大景區，似不足以使耿彥波獲得民眾的如此力挺。事實上，自2008年初出任大同市長以來，不足兩年時間，耿彥波讓大同的面貌產生了一場“革命式”的變化，是這場“城建革命”點燃了大同人的激情。

從北京往西，火車穿越350公里就可來到大同，但因為沒有動車，需要花6個小時。這座位于山西省東北角的城市總人口318萬，從人口數量上講是省內第二大城市。在計劃經濟時代，大同創造過奪目的輝煌。

大同因煤而興，其煤炭儲量718億噸，位居全國產煤城市之首。“那個時候大同人牛啊！當時是國家定工資，大同是重化工城市，人們的收入要比上海、青島那些輕紡工業城市高得多。”大同市政府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侯同生對本刊記者說。

改革開放後，大同進一步開足馬力生產煤炭。大同市原常務副市長張甫在一篇文章裡寫道：1996年原煤產量曾達到8606萬噸，幾近全國總量的十分之一，“整個城市幾乎就是一座超級煤礦！賣方市場把這座‘老大黑粗’的城市拍得高入雲天。朱鎔基時任上海市市長，親自帶領慰問團來到十裡煤都，這是300萬大同人至今還榮耀的事體。”

1984年國務院公佈的13個全國較大的市，大同位列其中，與重慶、洛陽、無錫等比肩。

新中國成立60年，有“中華煤都”之稱的大同向全國輸送煤炭24億噸，但奇怪的是，大同不僅沒有因此富裕起來，反而在持續後退。

“1989年以前大同在省內經濟總量都在第二位，90年代初開始滑落，90年代後期下滑速度更快。”侯同生說，如今，即使在山西境內，11個地級市排名中，大同也滑到了第六位。究其原因，是國家長期未放開煤炭價格，大同以計劃經濟的價格輸出煤炭，卻以市場經濟的價格輸入輕工業品，而作為國家的重要煤炭基地，向全國輸送煤炭又是其不可推卸的使命。

90年代後期，煤炭價格放開，“小煤窯大量冒出來，肥了一批煤老闆，但是由於政策漏洞，有一段時間小煤礦甚至不用向政府繳稅，政府和老百姓並沒有得到多少收益。”侯同生說。

“當然，大同自身的發展思路也是原因之一。”侯同生說，八九十年代大同的思路就是“有水快流，挖出來就賣”，儘管後來提過“二次創業”、“重塑輝煌”的口號，但是雷聲大雨點小，仍然沒有擺脫對煤炭的依賴，“一煤獨大”的產業結構積重難返。

“如今大同的煤炭儲量雖然仍很大，但是最優質的侏羅紀煤已經接近枯竭。如此同時，大同其他各方面的建設停滯不前，可以說百廢待興。”侯同生感歎說，“成也是煤，敗也是煤”。

大同百姓還有另一句話---“沾了煤的光，倒了煤的黴”。大同，遭遇了“失去的20年”。

“世界上最醜陋的城市”

耿彥波面對的像是一個被時代遺棄了的城市。

據稱，法國一位專家去雲岡石窟時路過大同，評價大同是“世界上最醜陋的城市”。另一位西部省份的省領導則說大同像個農村，批評“當地領導人都在幹什麼”。

當地人形容大同城市形象時，調侃說：“污水基本靠蒸發，垃圾基本靠風刮，游商基本沒人抓，市容基本無人誇。”

據知情者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山西省委決定把“最能幹事”的耿彥波放到大同。

耿彥波的機遇在於，大同市委書記豐立祥此前已經提出“轉型發展，綠色崛起”的思路。“正好耿市長來了，他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實踐了這一思路。”大同市發改委副主任聶存貴告訴本刊記者。

很快，耿彥波就把大同變成了一座“巨大的工地”---到處是推倒和正在新建的樓房，到處是高聳的塔式起重機和腳手架。

在與國家文物局的溝通中，耿彥波沒有多做退讓，他並不認為工程的設計有大問題。他爭辯說，人工湖在東南面，石窟在西北，中間相隔100多米。“這裡一年到頭都是西北風，我說你怎麼計算，有這麼大的力量，能把水吹到石窟那裡？”

與國家文物局的爭執還涉及另一個項目---市區的華嚴寺改造。華嚴寺的大雄寶殿是我國現存遼金時期最大的佛殿，古代華嚴寺是一個壯觀的建築群，但如今只剩大雄寶殿，耿彥波要重建過去的整個建築群。“他們讓我把後來複建的拆除，我說拆了可以，但有兩個條件，第一是你免了我，第二是我跳了樓！”

不過，最終工程方案還是做出了一定的調整。據本刊記者調查，雲岡景區的人工湖目前已停建，而華嚴寺最後規模如何，尚在研究之中。

“國家文物局沒有錯，我們也沒有大問題，我們有錯誤，是沒有事先向他們申報。”耿彥波說，文物局專家“很不錯，後來都成了朋友”。

大同一位元官員私下告訴本刊記者：“如果先報批，批來批去，恐怕幾年下來了還開不了工。就像我們旁邊朔州的應縣木塔，眼看越來越傾斜，但論證了十年就是沒定下保護方案。”

這是耿彥波所無法忍受的。時間，是他最稀缺的東西。

我一生的價值在於事功

這位被大同市民口耳相傳的市長，到底是個怎樣的人？

10月29日上午11點，在大同雲岡國際酒店一樓的會議室，耿彥波如約出現在本刊記者面前。一雙鞋滿是灰土，跟他一起前來的幾位幹部也同樣如此。他們剛剛從一個工地回來。

眼前的耿彥波，高瘦，膚色黝黑，面相斯文，說話輕柔內斂，以至於不能讓人將他與他所做的事情聯繫起來。

“我在與時間賽跑。五十知天命，我今年51歲，有限的工作時間就是八九年。”他說，“我感覺，我一生的價值在於事功，來到大同既是大同的機會，也是我個人的機會，我覺得人生有幸。所以我著急。當然我不能把自己消滅，只要我身體行，只要身體的底線允許，我就向極限衝刺，挑戰極限。”

身邊的工作人員為他算過，他每天睡眠不超過5個小時。

打造一個新大同的宏大構想讓他無心睡眠，在這個構想中，雲岡景區改造和華嚴寺複建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一面嶄新的古城牆正在矗立起來。這面城牆位於古城城東，高14米，下寬18米，上寬14米，望樓12座、控軍台兩座、角樓兩座，箭樓、月城、甕城各一座，一字排開，綿延1800米，蔚為壯觀。

大同戰略地位顯要，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首都之門戶，三晉之屏藩，中原之保障。女真滅遼，蒙古滅金，均先下大同。歷史上有29位皇帝來大同征討巡邊，劉邦困于匈奴的白登之戰，明英宗被俘的土木之變均發生於附近。

明代，大同為九邊重鎮之首，設13衛所，823堡塞，307座墩台，兵力13萬，戰馬5萬匹，號稱“大同士馬甲天下”。大將徐達率軍民在歷代土城的基礎上進行“增築”，土城牆變為磚牆，並形成了格局完善、固若金湯的大同城。

清代，多爾袞攻大同，圍攻九個月未遂，最後因城內糧盡矢絕，清軍才得以進城。惱羞成怒之下，多爾袞下令“斬城”---將大同城牆削低五尺。

解放後，大同包括城牆在內的古建歷經破壞，磚牆和城樓都已經不在。不過，磚牆裡邊的土牆還大體保留著。今天，漫遊於大同城的南邊、西邊和北邊，這些土牆仍然清晰可見，牆上到處是戰爭年代留下的彈孔，不少地段被現代建築包圍，甚至有的房子就建在土牆之上。

這些土牆很特殊。古城修復指揮部總指揮王春生說：“北魏的在最裡邊，然後是唐遼金，最後是明清，層層疊加起來，極富歷史感。”

耿彥波初到大同，登上土牆，沒想到竟還有那麼多的遺存---70%左右保留著。他決心把它恢復起來。

王春生說，城牆的修建本著“修舊如舊”的原則，為了做到“原工藝、原形制、原材料、原風貌”，他們找到了1907年一位法國探險家的老照片作為藍本，並請了過去燒磚窯的老藝人，手工燒制城磚。

耿彥波設想，用三四年時間，把四面城牆全部恢復起來，每面1800米，總計7.2公里長。城牆外寬10米的護城河也將重現。

塵土飛揚，幾十部比城樓還高的塔式起重機沿著城牆一字排開，嶄新的城樓露出其古樸的面容，靜靜地矗立在暮靄中。

回到明朝

這依然不是耿彥波構想的全部。

在他所稱的“名城復興工程”中，古代文物的修復是另一個重點，需要修復的有代王府、華嚴寺、善化寺、文廟、帝君廟、法華寺、關帝廟等等。

這些文物增加著耿彥波的自豪---華嚴寺的大雄寶殿是我國現存遼、金時期最大的佛殿，九龍壁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建築年代最早的一座龍壁，善化寺是全國現存遼、金時期寺院中佈局最完整的一座，此三者都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同城內能夠點出來的重量級文物有十幾個，其他古城很難比擬。”他說。

他要修復的不僅僅是單體建築遺存，還要恢復當年的整個建築群---其中的許多部分早已煙消雲散，這也是國家文物局質疑的焦點。耿彥波的解釋是：“外國的建築以單體的雄偉取勝，中國古建築靠群體取勝，靠無限的視覺空間來體現傳統的美。故宮如果就留下個太和殿還叫故宮嗎？”

華嚴寺工地上，消逝多年的古代建築已經一座座破土而出。而耿彥波構想比這更宏大---老城內的所有現代建築都將搬遷出去，以圖恢復傳統的城市格局。

大同澤披于“三代京華”：自西元398年，北魏定都大同，直到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為止，大同作為北魏的都城近百年，時稱“平城”。遼金兩代，設西京大同府，為陪都之意。

北魏在大同設置裡坊格局，此後一直傳承相繼。1996年3月的兩會，全國政協副主席錢偉長就保護北京傳統民居發言：北京完整的棋盤格局，只有西安、大同等城市可以相比。

耿彥波說，大同城市的母體---裡坊格局結構保存完好，留下來的四合院超過建築物的二分之一。

他要完整地恢復傳統裡坊格局和四合院。“北魏的平城氣象一去不復返了，但是我們可以重回明朝。”耿彥波這樣思謀著古城修復後的效果。

而大同古城，也還不是耿彥波構想的全部。他理想中的新大同，是“一軸雙城”的格局---以東城牆外的禦河為界，西邊是舊城，東邊是新城，舊的復舊，新的更新。

“這不是我的發明，是梁思成先生提出來的。在一個城市的大容器裡，古今分開，新舊兩立，形成鮮明對比，自然會產生一種張力。過去為什麼總有矛盾？你把發展跟保護放在一起肯定產生矛盾，為什麼不分開，非要跟自己過不去呢？”耿彥波說。

舊城內，街道的名字也俱恢復古風：原來的雁同東、西路及延伸段，擬合併定名為平城街；古城城牆內的東、西、南、北街名，擬分別恢復為和陽街、清遠街、永泰街、武定街；208國道市區段改為白登路⋯⋯

連路燈也被全部更換，以求與古風相配---在一些道路上，簇新的宮燈已開始照亮大同的夜晚。

而在新區，聲勢浩大的修路、綠化正在進行，醫院、學校、商業中心、大劇院、圖書館等一大批建築，正以夢幻般的速度集體破殼而出。

耿彥波速度

不到兩年時間，耿彥波給大同帶來的變化已全面顯現。

大同市城建辦主任劉發明向《瞭望東方週刊》介紹，2008年大同修路8條，長33公里，今年修路將達43條，總長度110公里。

“過去三年修一條路，現在一年修幾十條路。”一位計程車司機說，“而且耿市長修路跟以前不一樣，以前的路是頭一年修好了來年就得重修，叫‘拉鍊馬路’。現在的路，你看那品質，沒得說！”

綠化，2007年以前，一年綠化面積八九十萬平米，耿彥波一來，2008年，完成綠化280萬平方米。

他的綠化思路也很特別。大同市園林局的一位幹部說，他捨得在綠化上花大價錢，“有時候把幾棟樓拆了，很貴的地皮，完全用來搞綠化。以前種樹很保守，能活、是綠色就行，樹種單一，就是個油松。但是耿市長要求從外地大批引進名貴的樹種，要求引進彩葉樹，丁香、榆葉梅、五角楓、山桃等，七八十個品種，以後4月到7月都能做到色彩繽紛。”

耿彥波連種樹也深得民心。退休工程師范培德說：“以前年年種樹不見樹，但耿市長種樹就是能活。”耿彥波的辦法是公開招標，種樹款不一次付清，三年後樹真正活了才最終付清。

拆遷安置則更見力度。城區拆遷總指揮部辦公室提供給本刊記者的材料顯示，僅市內最核心的城區一個區，2008年共拆遷2352戶，32萬平米；2009年涉拆遷戶總數6163戶，面積82萬平米。

大拆的同時是大建。根據規劃，2008年至2010年，3年時間，大同要投資132億元，新建保障性住房800萬平方米，共16萬套。如今坐計程車往大同郊外走，東南西北到處都是起重機和腳手架，一座座新樓盤正在長高。

變化還不止這些。從規劃到施工，耿彥波全部要求全國乃至世界頂級的單位通過公開招標參與，很少用本地人。一位元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告訴本刊記者：“這就阻斷了官商勾結的管道。”

除了城建，其他方面也有新風。自耿彥波來大同，近兩年來全市只批了一個事業編制，引進了一名研究生。“以前進事業單位很隨意，名額背後牽扯著關係和利益。為這個，耿市長也得罪了一些人。”上述那位官員說。

“耿彥波速度”，在大同已經成為“劉翔速度”的同義詞。■

爭議耿彥波

我不承認“釘子戶”的說法，我翻看人生的字典，在我的字典裡沒有這個詞

《瞭望東方週刊》記者舒泰峰 | 山西大同報導

在改造大同的同時，耿彥波的關注度越來越高。

他的現場辦公模式博得不少市民的好感，市民們抓住這樣的機會直接向市長反映問題。10月29日這天下午，耿彥波率城建、國土、規劃、拆遷辦等各部門幾十位幹部，在大同火車站附近檢查道路，市民紛紛圍攏追隨，整個隊伍達百人之眾。

《瞭望東方週刊》記者在現場見到，一位市民擠進人群，拉住市長的手，帶他去看某兩棟樓之間的一個衛生死角。耿彥波當場拍板：“這地方改做綠化。”另一位市民向他反映某工地施工太靠近居民樓，耿彥波同樣當場拍板：“工地後退兩米。”

耿彥波檢查得很細，一個井蓋都不放過：“這個井蓋怎麼放不平，有問題找廠家換啊！”

隊伍所到之處，市民紛紛變為“街頭拍客”，拿出相機或手機來拍攝市長，然後拿給旁邊的人看，“看我拍的耿市長”。還有的年輕人向市長索要簽名，說“您是我的偶像”。也有的市民專門擠進隊伍，只為說一句話：“市長一定保重身體！”

不過，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說他好，與稱讚聲同在的是罵聲。就在10月29日這天，本刊記者親見人群中突然有一個市民高喊：“有什麼了不起，更大的官我也見過。為什麼把我家搬到城外去？”

不搞“一刀切”，但要“切一刀”

罵他的多是因為拆遷。耿彥波對於拆遷的進度要求極嚴。還是在10月29日這天，他沉著臉快步走進大同火車站附近一家按規劃要拆除的中國工商銀行，隨即拿出手機撥給另一個負責官員：“這麼久怎麼還沒拆，說7天，現在都一個月了。”電話那頭解釋著什麼，耿彥波不容對方多作分辯，“不跟你說了，你的效率呢？”隨即掛了電話。

網友整理了“老耿語錄”，其中有一句是：“我沒有時間等待，所以拆遷不可以等待”。

對於如何對待“釘子戶”，耿彥波對本刊記者說：“我不承認‘釘子戶’的說法，我翻看人生的字典，在我的字典裡沒有這個詞。我堅持陽光拆遷，不管權貴還是平民一致對待，我想我們的人民群眾都是有水準、有覺悟的。”

但是釘子戶依然存在。在限時拆遷的高壓下，執行者的過激行為未能避免。“有時候拆遷人員齊上，一邊把人拖出來，一邊就拆開了。”一位元市民對本刊記者說。

大同一位元企業老總也告訴本刊記者，他的樓被強拆的時候，還有員工在辦公，“很危險”。

在大同採訪，拆遷部門並沒有回避“強拆”的字眼。城區拆遷總指揮部辦公室提供給本刊的材料中寫道：“凡是列入規劃拆遷範圍的，必須拆遷，這是原則性。在堅持原則性的前提下，不搞‘一刀切’，但要‘切一刀’。”

這份材料以大西街1號為例：在長達近10個月的時間裡，召開座談會10餘次，上門做工作260餘次，但仍有23戶態度強硬，不肯搬遷。最後區政府實行了強拆。“今年以來，我們共強拆36處，拆除面積3914平米。”

另有人批評耿彥波拆遷太隨意，“耿一指”、“耿指倒”的外號由此而來。一位元市民對本刊記者說：“棚戶區拆了大家都擁護，可是一些年頭挺短的樓也拆了，是不是太可惜了？”

安置和補償不到位或不及時，為耿彥波增添了另外一部分罵聲。

根據安置方案，房屋拆一平米換一平米，如果想增加面積，政府以補貼價優惠保障到45平米；以成本價安置到60平米；超過60平米還要求增加面積的，可增加20平米安置，增加部分按高於成本價低於市場價結算；若再要求增加，則按市場價結算。

但是一些拆遷戶仍然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失，“方案不給地段補償，不給裝潢補償，不區分原住房層次和朝向。”一位拆遷戶說。

這部分人中尤以商戶反彈最為激烈。從城內繁華地帶搬到城外，對於他們來說意味著市場的蕭條，因此商戶堵路阻止拆遷的場面時有發生。

由於安置房不可能一時完工，所以，“先拆遷後安置”成為一種無奈的選擇，這種方式引起了另一重困難---拆遷戶只能暫時租房居住。儘管政府給予一定的租房補貼，但是仍造成了拆遷戶的不便。“搞建設大家都支持，可是樓都沒蓋好，房子就嘩啦啦全給拆了，你說耿市長是不是太急了點？”一位元拆遷戶反問本刊記者。

陣痛

還有很多人也在感受著“城建革命”帶來的陣痛。

作為城市改造準備工作的一部分，2008年3月3日，耿彥波到任不久，大同市政府發出了《嚴厲查處違法用地違法建設的緊急通告》，自即日起對全市在建項目進行執法大檢查，嚴肅查處違法用地、違法建設。

一聲令下，大同市區所有在建專案全部停工接受審查---手續不全的補辦手續，需要罰款的罰款，需要補交土地出讓金的補交出讓金。

“公家人”也未能倖免。本刊記者在大同採訪期間，市委新聞中心正在搬家。新聞中心副主任白玉龍告訴本刊記者，這已經是他們單位第三次搬家了。

之所以頻繁搬家，是為了節省經費。“國家嚴控樓堂館所建設，辦公場地不夠，我們先是租，耿市長覺得租金太貴，所以現在把一些單位進行合併。大同一中搬到大同大學，會校、商校合併到大同一中，而我們搬到商校。”白玉龍說。

另一位官員透露，為了減少開支，耿彥波要求一切從簡，“飯桌上如果出現太好的菜，他都要批評。”政府各機關開支都被壓縮，連在機關開車的司機也不得不作貢獻。“外出的油費我已經墊付了5000塊，還有墊付一萬多的，一直報不了。”

國有企業是另外一個利益受損群體。大同國旅一位元負責人告訴本刊記者，該企業國有股份占60%，其餘40%為員工持股，拆遷前，大同國旅的房產評估了350多萬元，但拆遷一年多了，仍沒有拿到補償款。

如今，大同國旅在大同賓館租房，“租金，加上取暖、水電氣費用，一年得30多萬。旅遊市場這幾年不景氣，企業去年已經虧損了，今年虧損將更大。”

最近，大同國旅又增加了另一項重負，為了徹底改造市容，政府要求街道沿街建築進行外立面裝修。不巧，大同國旅所租的這處占地1000多平米的房產是一棟臨街的二層獨棟建築，於是也被要求裝修，“設計圖已經給我們了，算下來得100萬。”這位負責人說，“搞城建，把大同搞漂亮了，大家都很支持，但希望補償做得更好點，畢竟員工要吃飯。”

“今年給員工發工資還不成問題，明年就不好說了。”他只好告訴相關部門，“我沒有錢搞這個裝修。”

錢從哪裡來

如此浩大的城建工程，帶來的還有疑惑。在東城牆腳下，一位元市民問本刊記者：“你說耿市長的錢是從哪裡來的呢？”

投入之巨令人咋舌---雲岡大景區建設，總投資達17億元；東城牆耗資1.5億元，四面城牆全面恢復，投資將在10億元左右；修路一項，去年投資15億元，今年將達50億元；綠化，去年總投資3億元；保障性住房建設，三年要投資132億元。

一部分錢來自貸款。大同一家農業發展銀行相關人士告訴本刊記者，僅他們一家就貸給政府13億用於修路。

另一部分錢則來自土地經營。“原來大同國土收入才兩三個億，今年能達到30個億。”耿彥波說。

盤活土地是耿彥波經營城市的關鍵。

“過去政府想賣地，但手上無地可賣。”大同市國土局局長潘志中告訴本刊記者，其原因一是部門之間扯皮，“比如，規劃局不給你出這塊地的相關手續，你就很難辦。”另一個原因是缺乏城市規劃，不清楚哪些土地是可以收回的。

耿彥波破解了這些難題。“他把規劃、土地、房管、城建都抓在手心裡面，有人說他自己代替了這4個局長，實際上他是把各個部門的工作機能都揉在他自己手中，做到了在城市的建設過程中彼此不至於發生摩擦。”

“同時他請國內外最好的規劃設計單位對大同做了一次重新規劃，什麼地方該拆，什麼地方該做什麼，他都胸有成竹。”潘志中說，耿市長還將國土局下的土地儲備中心由一個正科級單位升格為正處級，並要求所有的土地都歸攏到土地儲備中心。

該中心張主任告訴本刊記者，今年以來中心共收儲了8000畝土地，目前出讓2800畝，成交了26.6億，到年底達到市長說的30億不成問題。

這些土地從哪裡來？“大部分是國有存量土地，”他說，大同不少國有企業停產多年，“耿市長加大了這些企業的破產力度。”

拿到土地後，耿彥波對土地價格進行了嚴格的規定，“房地產開發每畝不低於200萬，商業用地每畝不低於300萬，這比2006、2007年提高了80%左右”。

而在禦東新區，耿彥波是首先對土地進行基礎性建設---修路、綠化、鋪設水電氣管道，然後再賣。“禦東新區總共42平方公里（合6.3萬畝），其中大約1.5萬畝到2萬畝可以做商業性開發，按1.5萬畝、每畝100萬元計算，也有150億元收入。而前期投入一平方公里不到2億元，就按整個禦東新區來算成本也不超過100億元。”張主任說。

這種土地經營模式也引起一些擔心---土地升值後，開發商拿地成本增加，是否會將成本轉嫁到老百姓頭上，導致房價升高？如今，大同人已經察覺，這兩年，大同房價明顯上升，“最好的樓盤單價已經超過5000元，2007年以前也就4000元左右。”一位元當地記者說。

對此，耿彥波說，從城市發展的大規律來說，從低級城市向高級城市發展，房價升值是趨勢，我們應該尊重這個規律。第二，地價不是決定房價的唯一因素，它受價格規律的支配。第三，政府會做好保障性住房建設，保證低收入群體安居樂業。

瞄準300萬遊客

耿彥波不得不認真考慮的另一個更大的質疑是：如此大的投入，最終能不能帶來足夠的回報？大同以旅遊文化立市是否站得住？

“旅遊是一項投入大而產出慢的產業。至於修建城牆門樓，遊客不遠百里千里萬里來大同，不是來看大同‘古城’這個人造假古董來的。要看城牆，他們不會去西安或者平遙嗎，來大同做什麼？”一位元大同本地人士對本刊記者分析。

但是耿彥波對此信心頗足。1982年，國務院公佈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中，大同排名第三，位列北京、承德之後。只是在“一煤獨大”的格局下，大同旅遊未進行很好的開發，有人調侃：“南方人把傳說變成了現實，大同人卻把真實的歷史文化遺產變成了傳說。”

“中國最好的古建築在山西，大同城內就有三處國寶級單位，復原後的古城牆也是獨一無二。未來的旅遊人數，我瞄準300萬的目標，以100元門票算，一年是三億元。而門票只是旅遊產業很小的一部分，標準測算只占到旅遊城市整體收入的5%，加上餐飲、購物，你可以想像一下，這個產業有多大。”

“我不相信我們的大院文化敵不過周莊，我們富了600年，周莊不過是背靠上海這個大都市。北京的恭王府只有90多畝，我們一個代王府（朱元璋第十三子朱桂府邸）占地300多畝，門就八九道呢！”

給耿彥波如此信心的一個外在條件是，2012年，北京至大同的動車將開通，屆時，往返兩地，耗時將由現在的五六個小時縮短為一小時。他相信大同將成為北京的“後花園”。

有人擔心巨額投資將給大同留下一屁股債務，“現在大同是寅吃卯糧，事情是耿市長做的，他有責任解決而且他也會想辦法，但是他萬一走了怎麼辦？留下一個爛攤子誰來收拾？特別是拆遷安置，鬧不好引起社會不穩定。”一位元官員私下對本刊記者說。

他點燃了大同人失去多年的榮耀感

耿彥波的一顰一笑，牽動著這個城市的神經。

現場辦公，大部分時間，耿彥波不苟言笑，隨員們注意力都保持高度集中，因為他隨時會點到你，或詢問，或批評。偶爾他被某件事情逗樂，“呵呵”一笑，周圍的幹部也立即舒了一口氣。

對市民而言，他們則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對市長的親近感。不少市民都能脫口而出耿彥波的一些“名言”：“少謀人，多謀事”，“多留遺產、少留遺憾”，“事無巨細、事不過夜、事必躬親”等等。

在東城牆腳下，每天傍晚四五點，都會聚集數以百計的市民，有的就住在附近，有的專門騎自行車從較遠的地方趕來，看一看城牆的進度。大家圍在一起，曬著夕陽，議論城牆。

“聽說城牆上以後要開小汽車。”“不是，是旅遊觀光車。”“昨天起大樑，放炮了，你聽見了嗎？”“以後我們賣賣冰水也能掙不少錢吧，你看北京夏天賣冰水的老太太，一箱水一會就賣光了。”

10月26日，本刊記者在東城牆下隨機採訪，隨即被市民“包圍”。對於耿彥波，每個人都有話要說。一陣混亂之後，退休工程師范培德被推舉出來做“發言人”。“像這樣家喻戶曉的市長我活這麼大沒見過，幼稚園孩子和八九十歲老太太都知道他的名字。我相信95%的市民是支持耿市長的。”他說，“現在大同人最擔心兩件事，一是耿市長身體累垮了，二是耿市長被調走了。”

一位元長期採訪大同的省城記者對本刊記者如此評價耿彥波現象：“他點燃了大同人失去多年的榮耀感。”

如果有人說城牆是假古董，周圍的人立刻會跟你急：“哪件文物不是經過歷代整修的？”

“大同幾十年沒變過了，老百姓盼變啊！你看，天黑了，城牆下的人還不願意走，這是一種情結。”範培德說。■

耿市長前傳

早年就讀于山西大學中文系的耿彥波，年輕時能全篇背誦《論語》。他認為自己骨子裡是個文人，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有獨特的情結

《瞭望東方週刊》記者舒泰峰 | 山西大同報導

在出任大同市長之前，耿彥波的仕途就早已與爭議聲相伴。

51歲的耿彥波出生在山西省晉中市和順縣一戶農家。他自述說，家譜往上數多少代都是農民，因此從小覺得做官如果做到縣長，就已經很大了。

不料命運惠顧，1993年，37歲的耿彥波當上了靈石縣委副書記，“在全省屬第二年輕”。兩年後，他當選為靈石縣長，獲得了人生第一個可以大展拳腳的舞臺。

他當了“大官”做的第一件大事，至今仍讓靈石縣獲益---靈石有一座晉商大院，位於城東12公里處的靜升鎮，總面積超過25萬平方米。大院一直由王氏後人及靈石的其他普通百姓居住著。

耿彥波將大院進行了修繕開發。很快，1999 年，大院被評為“山西省十大著名優秀旅遊景區”和“省級文明景區（點）”，後又被國務院批准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這就是如今聲名大噪的王家大院，“五嶽歸來不看山，王家歸來不看院”是它廣為人知的金字招牌。

但是，耿彥波在靈石收穫的並不都是掌聲。在開發王家大院的同時，他也對靈石老城進行了拆遷改造，這引起了一些被拆遷戶的反彈。

耿彥波回憶起當年的場面：幾千人跟我辯論，拖家帶口全來了，圍著不能走，說怪話的多得很。我說你們要尊重人，你不尊重我我就不跟你對話，我當縣長是民意產生的，你諷刺挖苦我就是對靈石人民的挑戰。

“他們被鎮住了。但是，隨後他們就開始上訪，國務院都去了好幾次。一份中央信訪資訊上寫著：靈石縣長恭敬波，為了個人政績大搞城市建設。”耿彥波說，這封把他名字寫錯的信後來批到了省裡。

“還有給我寄子彈的，用報紙包著，上面寫‘送魔鬼見閻王’。還有其他一些誹謗的傳單，我至今都留著呢。”

 

修路不打大家的主意

更意想不到的事情還在後面。

2000年3月，耿彥波被任命為晉中市榆次市委書記（隨後榆次改

為區，耿任區委書記）。上任第二天，一大早，靈石一位幹部給他打電話說：“天石新城前面給你放著三個花圈。”

耿彥波一驚，趕緊吩咐不要聲張，“這總不是個體面的事，捂住算了，但還是傳得社會上流言蜚語。”

在榆次，耿彥波初顯城市改造的大手筆：2000年，4公里長的順城街拆遷拓寬改造工程，僅用了6個月時間；2001年，拓寬改造了迎賓路，修復了常家莊園；2002年，工業園區建設啟動，榆太路改造完畢，區委大樓投入使用，東陽小城鎮建設全面竣工；2003年，拓寬改造和新建了花園路、俞家街、錦綸南路、南內環路，榆次文化中心、文化廣場、榆次二中、榆次老城相繼剪綵。

如此大刀闊斧的拆遷和改建，在平靜的榆次一石激起千層浪。耿彥波在靈石的“惡名”傳到了榆次，榆次百姓說：“耿彥波就好幹這個事，這樣才能搜刮錢財啊。”社會上開始傳言幹部和百姓要集資。

當時的榆次基本處於吃財政飯狀態，耿彥波回憶，他到任第二天去機關辦公，看到機關食堂在放鞭炮，一問才知道是在辦婚宴---機關食堂以辦酒宴掙錢，可見財政窮到什麼程度。

本打算“低調點”的耿彥波，考慮再三還是決定出來做些解釋，他做了一次講話。“我說現在榆次窮，窮是因為沒有發展。小發展是小問題，大發展沒問題，不發展是大問題。苟且偷生有未來嗎？等能等來美好的未來？窮，就必須變，必須發展。”

他說，城市道路是公共產品，我不會打大家一分錢的主意，“大家就開始想，修路不打大家主意，這很少見，就擁護了。”

但是錢從哪裡來？耿彥波有自己的經營之道。榆太路的拓寬改造，投資8000萬元，全部通過開發商籌集資金。具體而言，新路設計路面寬60米，但拆遷時實際為80米，兩邊各空出10米建商鋪。這樣一來，榆太路兩邊就配套有3萬平方米的商鋪，以每平米4000元的價格出售，回籠資金1.2億元。

與王家大院並稱“晉中雙寶”的常家莊園，當年政府先行墊資100多萬元開發後，再由山西電力投入5000萬元，買斷獨家經營權後繼續開發，現在每年有上千萬元的營業收入。

謝謝你，彥波

榆次的幹部和市民開始發現這個書記有所不同：他經常清早5點多就來到工地，半夜才回家；他不按常規行事，喜歡現場辦公，發現問題直接找到第一線的負責人，使許多中層官員產生“權力被架空”之感。

事無巨細，耿彥波都要掌握。修復常家莊園時，他一有空就到工地上察看，每一幅影壁、每一個雕樑畫棟的細節他都要過問。他對施工品質要求極為嚴格，對下屬不滿，他會說：“你能完成你就幹，你完不成有人能完成。”一位幹部感慨：“在耿書記手下幹事，不脫兩三層皮，真交不了賬。”

評價開始複雜起來，雖然仍有罵聲，但讚揚聲也開始傳佈。在榆次老城修復開業當天，群眾自發地打出了“謝謝您，彥波”的橫幅。

2004年3月，耿彥波被調到省城，擔任山西省政府副秘書長兼省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黨委書記。一位元市民看了電視新聞後，寫了一首長達85行的長詩《足跡---送耿書記》：“星星知道你有多少不眠的夜晚，月亮知道你有多少思考的苦痛。苟利榆次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

兩年後，榆次網友在新浪上開了名為“耿彥波論壇”的博客。博客開欄語寫道：“耿彥波於2004年3月19日離任榆次，至今已有兩年，但群眾對他的熱情依然不減⋯⋯”

在百度“榆次吧”裡，至今有一個帖子仍處於顯要位置：“親愛的榆次人民，你們現在最想念哪一任書記？”後面數十條跟帖幾乎都是一個答案：耿彥波。

耿彥波對此深有感受，他到太原任職後不久曾有一次回到榆次，“老百姓打橫幅歡迎我，以後沒敢再去，怕繼任者工作不好做。”

對於離開榆次，耿彥波對本刊記者說：“其實我不想走，榆次老城改造沒有完成，這是我的一大遺憾。”

請讓我幹滿一屆

耿彥波將爭議帶到了太原。

2006年6月，他擔任太原市政府副市長，分管城市建設管理、國土、規劃等方面。網上有人作詩：“整罷形象修政績，大興土木搞城建，揮盡百姓血汗錢，老耿豈能不升遷?”後來有人改了一句，變成：“為了百姓流血汗，老耿豈能不升遷?”

耿彥波在爭議聲中大步前行。上任之初，他就提出：2007年是太原的城建年，太原要“建設一個新城，改造一個舊城，挖掘一個古城”。

根據規劃，2007年太原投資137億元，重點建設道橋、城市配套等48個專案---建設資金和規模均為歷史之最---以往10多年裡，太原每年的建設資金一直維持在10億多元的水準。

而這僅僅是牛刀小試。按照耿彥波的設想，2008年才是“大幹之年”，總投入將達200個億。

只是，尚未來得及“大幹”，2008年1月，耿彥波又被任命為中共大同市委副書記，旋即獲任大同市代市長、市長。上任前，耿彥波向省委請命：“希望能讓我在大同起碼幹滿一屆。”

早年就讀于山西大學中文系的耿彥波，年輕時能全篇背誦《論語》。他認為自己骨子裡是個文人，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有獨特的情結。從靈石開始，他的所有精力幾乎都被城建所占，但仍偶以詩句寄託情懷。

不過，採訪中他也時常感歎，搞城建如同帶兵打仗，“不打不罵不過關”，這讓他性格都有些變了。

在常家莊園有一副對聯，是耿彥波所題：“燕居田園，靜聽蛙聲一片，動情於山水之間也，淡泊方是人生根本；財取天下，拓開長路萬里，報國盡匹夫之責耳，富貴不過身外浮雲。”

本刊記者在大同採訪期間，他剛作了一首長600字的《大同賦》，前半部分追溯大同的輝煌歷史：“大同者，堯舜之治政，天地之化育，人世之理想，大道之直行也。混沌初開，刀耕火種，人�t;

第二個，我們的很多文物是磚木結構，跟西方不一樣，受到自然侵蝕，逐漸殘破，唐代的到了宋代不修復，宋代的到明代不修復，就沒有了。現在還留存的如果不修，很快也就沒有了。

老說我們有5000年文化，可是傳統文化在哪裡？不能光存在於典籍，還應該體現在文物上，所以保護文物是我們的使命。而且文物有價值，文化是可持續發展的，是可以共用的。物質的東西我給了你我就沒有了，文化是吃不窮用不盡的。是美美與共，而不是各美其美的。所以，保護不好我們就是不肖子孫。

《瞭望東方週刊》：山西城市的轉型，除了搞旅遊文化，是否有其他出路？

耿彥波：山西城市轉型的路子很多，大同就要打造製造之都，醫藥產業、化工產業我們都在做。大同最大的投入其實還不在古城，而是在裝備製造業園區、化工業園區、迴圈生態園區。它們與古城修復多項並舉。

如果留下一個半拉子工程，不可想像

《瞭望東方週刊》：一些人評價你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方式上太急，過多地體現了個人意志。

耿彥波：我沒有過高估計自己的價值，我們都是凡夫俗子，芸芸眾生，個人沒什麼了不起，不能扭轉乾坤。但是根據大同這個古城的現實情況，它沒有替代性，必須有一代人把他完成。靠幾代人努力，恐怕做不成，大家文化認識不一樣，而且後任一般都不願意在前任的陰影下生活。

人生苦短。對我來說，這幾年沖過去也就過去了，沖不過去我就是歷史的罪人。貸了那麼多款，如果留下一個半拉子工程，不可想像！

其實我是從文的，弄城建搞得性格都變了，就跟帶兵打仗一樣，說罵就得罵，由不得你。我為什麼愛看《亮劍》，他那種精神，逃走了就槍斃了你，因為一不小心就會全軍覆沒，那是生與死的關係，沒有那麼多選擇，哪有那麼多思想工作可以做。城建也一樣，工程你不弄好，不打不罵就不過關。

我從來不做甩手掌櫃，那是聰明人玩的遊戲。人家會當官，抓大放小，就把事情做好了。但是我堅持一分辛苦一分財。“三分匠人，七分主人”，主人的審美，情懷，決定你建築水準的高低。江南園林不都是古代文人自己參與的嗎？

《瞭望東方週刊》：這麼多年來，你收穫了很多贊許，但也挨了不少罵，你怎麼看待這些罵聲？

耿彥波：從罵聲中我總結了人生的很多東西。你不要想著一干好事大家都說你好，一說不好不敢幹了。很多幹部過不了這個關---我替你們幹好事，你憑什麼罵我，想不通，就不幹了。

我覺得城市建設是春天挨駡，夏天就好一點，秋天就有收穫。但是你能不能熬過春天和夏天呢？你不能光等著秋天收穫，有因有果啊。

我擔當這個責任，所以我走到哪裡都在旋渦中。就是這樣我才一直不接受媒體採訪，我做事太高調了，做人必須要低調點。大家都說你好，恰恰是危險的時候；大家都罵你的時候，也許好日子就快來了。所以我如臨深淵。都說你好，對你的期望值也高了，你不能出一點問題，另一些人會說你為什麼就這麼好，開始找你毛病。

挨一時罵還是挨千秋罵

《瞭望東方週刊》：抓了十多年的城建，你如何總結得失？

耿彥波：我有幾個總結：一是留遺產還是留遺憾。搞城建，為什麼這麼多拆遷，那是糾正錯誤，一定要有長遠眼光，政府不能搞短期行為，一定要有長遠規劃。

第二是挨一時罵還是挨千秋罵。我不在乎一時的得失和罵聲，罵我我沉得住氣。我們有很多能幹的人，一看挨駡就說，算了，我不幹了，跟他們相比，我像“二百五”。

作為一個官員，你不幹事，你走了以後呢？老百姓罵你懶官、庸官，甚至貪官，那就得挨千秋罵。逃得了一時罵，逃不了千秋罵。

第三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還是有多少事找多少錢。錢從哪裡來？我的觀點是，按照計劃經濟眼光看，城建是個無底洞。按市場經濟眼光看，城市是個產業。

再一個體會是做官還是做事。

《瞭望東方週刊》：做官還是做事，聽起來並不矛盾。

耿彥波：這不是個官話。為什麼呢？因為有個規律在裡邊，多說話難免說錯話，多做事難免做錯事。所以從官場的定律來講，做事就是給自己找壓力。

《瞭望東方週刊》：但你還是幹了。

耿彥澤要有這種勇氣。什麼給你力量呢？首要的一條，是保住自己立身的原則。我跟幹部說，你們一定要理解。一些幹部上門來，送點禮，我說你尊重我就要尊重我的理想，尊重我的追求。這是很難的一件事，合理的拒絕是很難的。你要跟大家打成一片，你拒絕他，他會說領導不信任我，真是挺難的。我在榆次，一個鄉鎮書記來看我，帶兩三千塊錢，我說對不起，大環境我改不了，但是榆次要創造清明的政治環境。

我在榆次，雖然做了一點事，但是最重要的是創造一個清明的政治環境。最年輕的鄉鎮長28歲，是我用的。我看見優秀幹部，非常高興。所以我說我不想走，好不容易帶出來一個隊伍，那指揮調動簡直是一個聲音，生龍活虎。所以大同未來也還是要靠改變人，要有一個好的團隊。

話說回來，最後大家還是會理解你。你看我在哪個地方，幹部不能說沒有意見，但是90%的幹部和群眾肯定歡迎我，因為我從來沒有害過任何一個人。

《瞭望東方週刊》：大同現在是勒緊褲腰帶搞城建，不少人因此感受了改革的陣痛，你如何理解這種陣痛？

耿彥波：作為一個政策制定者，只能堅持大多數原則，人有各種各樣的，有善良的，不善良的，有好人，有不太好的人，有講道理的，有不那麼講道理的，所以不可能百分百擁護你。讓大多數人滿意就抓住了執政的基本核心問題，當然目標是讓大家都滿意。■

（本刊特約撰稿許路陽、王剛對本文亦有貢獻） (本文來源：瞭望東方週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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