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索引
中國近代文化人命運縮影：陳寅恪家族百年興衰史
陳寅恪家族百年悲欣
走出江西鄉野的客家人
力推維新的湖南巡撫
遊學日歐美
北歸南渡
嶺南一九四九
政府希望陳先生北返
學術上的爆發
最後的時光
與魯迅、李叔同、齊白石結緣
傳統文人的當代境遇
文化家族的轉向
所有頁面

16年前，陸鍵東著《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一經出版即在知識界、文化界激起強烈反響。塵封多年的陳寅恪一時成為焦點人物，並開始由學界走向普通公眾。

1896年陳氏兄妹合影於長沙巡撫署後花園“又一村”。左起陳康晦、陳隆恪、陳新午、陳方恪、陳寅恪

10年前，《陳寅恪集》終於由三聯書店推出。首先與讀者見面的是《柳如是別傳》，首印1萬冊，短短數月間銷售一空，不得不加印——“陳寅恪熱”絲毫未見消退。 1年前，陳寅恪3個已是耄耋之年的女兒，出版了回憶雙親的《也同歡樂也同愁》，留下了一份她們親歷的珍貴記錄。

一個枯坐書齋的冷靜學者，何以熱而不衰，甚至成為某種文化符號？學問以外，恐怕與他讚譽王國維、自己也力持不失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無關係。曾經失落或即將失落獨立與自由的人們需要藉他招魂。

實際上在眾多回憶文章中，我們可以發現兩個不同的陳寅恪。有些人著意挖掘他作為歷史研究者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另一些以思想、政治、文化的視角，描摹和想像他，將他看作思想史或政治史上的象徵性人物。

學者葛兆光點出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如果一個人的學術研究很差，恐怕他再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家也不會把他當成像徵性的人物。陳寅恪作為學者，學術研究的偉大成就，支持了他作為思想者的影響力和公信力。”

的確，陳寅恪是當代文化史繞不過去的人物，其貫通中西的淵博學識，卓爾不群的學人風骨，以及氣象萬千的學術成就，可稱一時無兩。更令人嘆為觀止的是義寧陳氏家族。陳寅恪這座高峰，原是拔起於群峰並峙之處。翻開新編《辭海》，陳寶箴、陳三立、陳衡恪、陳寅恪四人分立條目。一家三代祖孫四人享有如此殊榮者，恐怕翻遍《辭海》也難再見。

故而陳氏家族的百年浮沉，燭照出了中國近代文化人命運的一個縮影。

1904年日本留學時的三兄弟，右衡恪、中寅恪、左隆恪

陳寅恪祖父陳寶箴乃清末著名的維新派人士。在湖南巡撫任內，他是地方督撫中傾向維新變法的風雲人物。是時湖南風氣大開，是全國最有生氣、推行新政最有實績的省份。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因曾保舉戊戌六君子中的楊銳、劉光弟被革職回鄉。同年冬他挈眷返裡，在南昌西山下築崝廬隱居。

陳寅恪父親陳三立，號散原，與譚嗣同等人並稱“維新四公子”。戊戌變法失敗後，他一心肆力於詩，成為清末民初同光體詩派的代表人物，享有“吏部詩名滿海內”之譽。
陳寅恪長兄陳衡恪，字師曾，近代著名畫家。他詩書畫印兼善多能，才華橫溢，與魯迅、楊懷中、齊白石、李叔同、徐悲鴻交誼深厚，是吳昌碩之後齊白石之前的書畫大家。有《陳師曾先生遺詩》、《陳師曾先生遺墨》、《陳師曾印譜》、《中國繪畫史》、《中國文人畫之研究》傳世。

為了完整地呈現陳氏家族，本刊記者拜訪了散居全國各地的幾乎所有陳家後裔。這是一次對義寧陳氏文化基因的探秘，更是一次對中國百年文化史的微觀梳理。

陳寅恪家族 百年悲欣

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

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面對照相機鏡頭時，6歲的陳寅恪有些不知所措。他身著長衫，腳穿布鞋，前額刮得鋥亮，辮子掛在腦後，站在一株低矮的桃樹旁。這是1896年的春天，湖南長沙巡撫署後花園“又一村”。照片上，五個小孩並排站立，從左至右依次為陳康晦、陳隆恪、陳新午、陳方恪、陳寅恪。縱是料峭初春，仍能瞥見此處為花木繁盛之地。他們的祖父是湖南巡撫陳寶箴。

在19世紀末的中國，照相乃是稀罕之事。相機在19世紀中葉傳入中國，同時進入的還有軍艦和槍砲。清廷的洋務運動盛極一時，北洋水師1888年創立，號稱世界第六、亞洲第一。陳家兄妹拍攝這張照片的前一年，則是中國歷史上山窮水盡的一年。自1894年與日軍開戰，已過一年，清廷看不到獲勝的希望。農曆新年剛過，正月十八日，日軍佔領劉公島，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自殺，曾無限風光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廷委派李鴻章與日本議和，在日本馬關春帆樓簽訂了《馬關條約》，內容包括割讓台灣、澎湖等島嶼。消息傳來，國人震驚，彼時在直隸布政使任上的陳寶箴痛哭：無以為國矣。

正月二十日，年輕的光緒帝召見了陳寶箴，詳盡地詢問了應對當前戰事的策略。陳寶箴逐一複奏。覲見翌日，他條分縷析了京畿防備的諸項事宜。這份奏摺稱為《覲奏兵事十六條》，包括“固畿輔”、“擇軍將”、“嚴津防”、“簡軍實”、“籌急款”等項。

祖父在京殫精竭慮之時，年幼的陳寅恪正隨家人在湖北武昌生活。他母親俞明詩則擔心自己哥哥的安危——陳寅恪的舅舅俞明震此時正身處風雨飄搖的台灣。

當時台灣巡撫是廣西灌陽人唐景崧。 《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紳民拒不從命，極力挽留奉命內渡的巡撫堅守孤島。五月初二台灣民主國宣布成立，改元“永清”，唐景崧被推為總統，劉永福為民主將軍，丘逢甲為義勇統領，陳季同為外務大臣，俞明震為內務大臣。

台灣民主國成立幾日後，清廷便命令張之洞禁止向台灣提供餉械。緊接著日軍在基隆登陸，不久，唐景崧乘船逃至廈門。九月初，日軍佔領全台灣。

同年七月，經清廷重臣榮祿舉薦，陳寶箴升為湖南巡撫。九月，他從直隸赴長沙就任，家眷隨後也離開武昌，回到了熟悉的長沙。

1934年初春，在北平中山公園，左起朱益藩、陳寶琛、陳三立

走出江西鄉野的客家人

陳家在長沙湘江東岸城北通泰街居住多年，1890年7月3日，陳寅恪出生在通泰街的“蛻園”。

“我叔公(陳寅恪)跟我父親(陳寅恪侄子陳封懷)在一起時，說的是長沙話。”如今在中科院華南植物研究所工作的陳貽竹向本刊記者回憶。

長沙只是這個四處奔波的家族暫時的居處。他們最早的家，在江西修水竹塅——贛北幕阜山腹地的一處山村。修水古稱義寧，所以陳家被稱為“義寧陳氏”。

“最近忙的是陳家大屋的保護。”陳貽竹說。竹塅村陳家祖輩居住之所歷史已超過兩百年。陳家大屋門前的場地上，豎著用紫紅麻石條砌就的旗桿石和旗石墩，頂部正中鑿有豎旗桿用的圓孔。旗桿石為陳寶箴中舉時所豎，刻著“清咸豐元年辛亥陳寶箴中舉豎”；旗石墩是陳寶箴之子陳三立中進士時所豎，刻著“光緒己丑年主政陳三立” 。

義寧陳氏為客家人，在竹塅已經住了幾代，承續著耕讀傳統，但一直未有人考取功名。直到咸豐元年(1851年)八月，年方二十的陳寶箴中了舉人。

陳寶箴中舉時，滿清王朝的統治正面臨巨大威脅。 1851年，在廣西桂平金田村，另一位客家人的後裔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國。咸豐帝詔令各地創辦團練以御太平軍。陳寶箴的父親陳偉琳創辦義寧州團練，陳寶箴協助其父幫辦團練。

1854年春，一支太平軍進攻義寧泰鄉。陳偉琳率泰鄉團練拼死相抵，勞累過度，病倒不起，於八月去世，給陳寶箴留下的遺訓是：成德起自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1860年，陳寶箴進京會試落第。他並未馬上返鄉，而是與各地應試的舉子切磨道義，結交了眾多“雋異方雅之士”。其中，他與易佩紳、羅亨奎尤為要好，被稱為“三君子”。

這一年，京城發生了一件大事——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國難當頭之際，陳寶箴無心在京等待三年後的考試，趕赴湖南投入軍營。他到湖南之前，好友易佩紳、羅亨奎已奉湖南巡撫駱秉章之命，招募了一支千人義勇軍“果健營”，駐守湘西，配合清軍抵禦太平軍的來襲。

不久，翼王石達開率領十萬太平軍猛攻“果健營”，義勇軍累月死守，糧草行將耗盡。陳寶箴冒死雪夜從小道潛行至永順求援，並馬不停蹄押運糧草返回軍中。 “果健營”鞏固了防守，太平軍久攻不下，退兵而去。陳寶箴與“果健營”自此揚名。

1863年，陳寶箴來到兩江總督曾國藩安慶駐地。此前，曾國藩已對義寧團練大為激賞，對陳寶箴也有耳聞，數次邀他加入幕府，並贈其一副對聯：“萬戶春風為子壽；半杯濁酒待君溫。”進入曾幕的陳寶箴如魚得水，被譽為“海內奇士”。

幾年後，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督辦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軍務。陳寶箴隨後也入京覲見，“以知府發湖南候補”。不久，他將家眷從江西竹塅接到了湖南長沙。

“陳寶箴是這個家族走向全國的關鍵人物，他是一個轉折點。在江西，土客矛盾使得客家人只能在偏遠的地方生存，種的是最差的田，常年吃的是紅薯。作為客家人，他們只能靠個人奮鬥，沒有其他根基。義寧陳氏的歷次遷徙中，恐怕這一次遷移意義最為重大。陳姓歷代先人為之奮斗上百年的家族崛起，最終通過陳寶箴的走出竹塅得到了實現。”對義寧陳氏頗有研究的學者張求會為本刊記者分析。

1898年，同樣是在長沙，陳寅恪與幾位兄弟留下了一張合影。他們身後的背景板是手繪的湖山，悠遠寧靜。照片上的幾個人，神色多少有些冷峻。這一年的長沙各種思潮湧動，山水之間並不平靜。對這個家族和這個國家來說，是波詭雲譎的一年。

這一年的戊戌變法運動，全國十八行省的督撫，最有力推行的是湖南巡撫陳寶箴。他推行新政之舉，其子陳三立曾概括為六項：董吏治、闢利源、變士習、開民智、敕軍政、公官權。希圖有一番作為的光緒帝對陳寶箴倍加賞識，於“百日維新”中的8月5日、10日連下兩道諭旨嘉獎他。

早在1897年，湖南學政江標改革校經書院，陳寶箴就大力扶持：“為士子群聚講習，以開拓心胸，講求實學，造成遠大之器，用意甚美。”校經書院創辦的《湘學報》，為湖南首創的新報，為湖南維新搖旗吶喊，以大量篇幅介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新知。

陳寶箴十分推崇《湘學報》，讚譽其“指事類情，洵足開拓心胸，為學者明理達用之助”，“為湘中承學有德之言，於本省人士啟發尤為親切”。他通令全省各州縣訂閱，“分送書院肄業及城鄉向學士子一併批閱；勸告紳商自行購買”。此外他還撥款購買梁啟超等人創辦的以“變法圖存”為宗旨的《時務報》，分發各府廳、州縣書院。

在他倡導下，湖南成立了南學會——以行民權、立議會、促地方自治為宗旨的政治團體。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初一，南學會創辦時，會長皮錫瑞首先講“立學會講學宗旨”；黃遵憲講“政體公私人必自任其事”；喬樹楠講“公利私利之見”，譚嗣同講“中國情形危急”；陳寶箴講“為學必先立志”。

隨著湖南新政進入深水區，尤其是梁啟超等人的到來，新政發生改變，從單一的洋務實業朝關涉民族、民權等方向轉化。時務學堂培養了一批新學子，蔡鍔便是其中代表。外人則將湖南稱為中國最富朝氣的省份，甚至比作日本維新時期的薩摩和長州。

湖南新政迅猛展開之時，京城裡帝后兩黨的爭鬥也已水火不容。光緒帝命各省督撫網羅“通達時務、勤政愛民之員”隨時推薦進京。陳寶箴舉薦了17名維新人才，其中譚嗣同、楊銳、劉光第三人被光緒帝委以重任。

陳寶箴父子施行的是一條不傷國體、穩健漸變的改革之路。 “其實，陳寶箴父子在當時的改革中是很孤立的，守舊派認為他們亂來，激進派認為他們步子太小，各方矛盾聚集在他們身上。湖南開始辦礦務總局，譚嗣同跟陳氏父子的觀點就不一樣，到底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還是商辦？民族工業的滋生、蔓延和發展，問題非常複雜。陳家父子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理想化，而是非常務實，有時還要顧及人情世故。他們感受到的痛苦和難堪很真實。”張求會說。

1898年八月初六，光緒被囚，慈禧垂簾聽政，除了京師大學堂，所有新政俱被廢止。戊戌變法失敗，“六君子”被殺，陳寶箴父子因“濫保匪人”，被“革職永不敘用”。
九月十七日，陳寶箴將巡撫印信移交給了新任巡撫俞廉三。陳氏父子的政治抱負就此終結。

“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陳三立光緒二十一年春所作的兩句詩，不幸成讖。

1899年，9歲的陳寅恪再次面對鏡頭已無驚惶之色，這幾年他已習慣了照相。這是陳寶箴與孫子及重孫的合影。陳方恪、陳寅恪、陳覃恪、陳封可、陳衡恪、陳隆恪都在鏡頭里，坐在最中間的陳寶箴神色平靜而落寞。拍攝地點已移至江西南昌。

一年後，陳寶箴突然去世。他的死至今成謎，一說是病死，一說是慈禧賜死。他去世時，至親子孫都不在身邊，兒子陳三立日夜兼程，從南京趕到南昌奔喪。

陳三立是陳寶箴任湖南巡撫時最為得力的助手。 “三立”之名典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的古訓。他是名副其實的實踐者。

咸豐三年(1853)九月二十一日，陳三立出生於江西修水竹塅。年少時，他與弟弟陳三畏就讀於陳寶箴創辦的四覺草堂，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打下良好的詩文基礎。

陳三立的書法，深受鄉賢黃庭堅影響，質樸古拙。然而，彼時殿試流行館閣體，他的書法風格並不合潮流。他回鄉苦練了三年書法之後，才於光緒十五年(1889)成為進士。

中進士後，陳三立被授吏部主事考功司行走。其時他父親陳寶箴正在武昌任湖北布政使，襄助湖廣總督張之洞推行洋務實業。張之洞提出了中國工業化的構想。受此吸引，陳三立離開吏部衙門，來到湖北任事。

陳寶箴任湖南巡撫時，新政急需人才，求賢若渴。為此陳三立多方結交有識之士，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皮錫瑞、熊希齡等一時齊聚湖南。陳府名士薈萃嘉賓雲集，陳三立則成為名士中的名士。賓主時常聚集在他的書房中，“相與剖析世界形勢，抨擊腐朽吏治，貢獻新猷，切磋詩文，樂則嘯歌，憤則痛哭，聲聞里巷，時人稱之為：義寧陳氏開名士行”。

陳家父子的改革思路有一脈相承之處。

“所謂的革命、守舊、維新是很複雜的，除了觀念和思想，路徑的取向，具體的實踐差異，還有一個中國特色：人際關係。陳寶箴父子交往的對像是不分新舊的，他們一直強調沒有黨派、新舊之爭，思想根源還是在於務實，在於家國情懷，骨子裡還是有士的觀念、風範、價值取向。晚清以來，士有清流、濁流之分，陳家兼具清流和濁流的優點，一方面崇尚氣節，另一方面又懂得務實。借用陳寅恪的話說，這個家族始終有一種'預流'的意識，要積極參與，又不是為了跟別人盲目競爭，他們是把民族國家的憂患跟自身的路徑選擇結合在一起。”張求會告訴本刊記者。

陳三立對陳寶箴幫助極大。時務學堂開學時，陳寶箴原打算聘用康有為任中文總教習。陳三立卻向父親推薦了康的學生梁啟超。他認為梁已經超過其老師。

梁啟超曾說：“陳伯嚴(陳三立)吏部，義寧撫軍之公子也，與譚瀏陽(譚嗣同)齊名，有兩公子之目。義寧湘中治跡，多其所贊畫。”

退出政壇後，47歲的陳三立依父親長眠的散原山(西山古名散原山)，以地名為號，自稱“散原”。

清末民初的詩壇，曾出現繁盛局面，各方流派皆標新立異，對詩歌的發展進行了探索與實踐。陳三立被公認為這一時期同光體詩派的領袖。錢鍾書曾說，唐以下的大詩人可以用一個地理詞語來概括：“陵谷山原”。 “陵”是杜少陵，“谷”是黃山谷，“山”是李義山，“原”即陳散原也。

陳三立與續配夫人俞明詩多數時候住在南京。俞明詩是浙江紹興人，其父俞文葆曾任湖南知府。之後俞氏家族在紹興興旺起來。俞文葆的孫子俞大維是後輩中的佼佼者。
俞大維在德國留學時曾與一德國女子相愛，並生下一子，取名俞揚和。回國之後，他與表妹陳新午結婚。陳新午是俞大維姑姑俞明詩的女兒。義寧陳氏與紹興俞氏兩個家族，成為兩代姻親。這兩個家族的交往還可上溯到陳寶箴。陳寶箴曾入曾國藩幕府，而俞大維的母親又是曾國藩的孫女。俞揚和長大成人後，娶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為妻。這樣，陳、俞、曾、蔣這四個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著名家族就有了姻親關係，形成一張極具中國特色的人情關係網絡。

遊學日歐美

1904年，陳衡恪、陳寅恪、陳隆恪留下一張合影。此照攝於日本。兄弟三人已剪去辮子，留著短髮。陳隆恪曾在照片後題詩一首：“負笈東瀛鼎足隨，偶留色相果何為。滄桑變滅尋常事，識取觀河皺面誰？”

兒子遠去東瀛，陳三立曾親自到上海吳淞口送行。當年譚嗣同在給別人寫信時說，跟陳三立商量，兩家的子弟以後都要送到國外去學習。 “當時出國留學是不得了的事，除了有經濟實力，還要有眼光和風險意識，這有救亡圖存的民族憂患意識，所以說陳寅恪這一輩能出國深造，跟家族的觀念是一脈相承的。”張求會說。

留洋求學成為這個家族命運的又一個重要轉折點。 1905年，延續千年的科舉制被廢除，更證明了這家人的眼光。

陳寅恪身體不好，在日本又患上了腳氣病。 1906年寒假返家後，俞明詩不忍讓兒子再東渡。陳寅恪進入上海復旦公學，同班同學中有日後的著名學者竺可楨。 1909年秋，陳寅恪赴德國入柏林大學，1911年入瑞士蘇黎世大學，次年回國，在上海虹口家中自修文史。

1913年春，他再赴歐陸，入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社會經濟部就讀，1914年秋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回國。 1915年赴北京，一度擔任袁世凱北洋政府經界局局長蔡鍔的秘書。

1918年秋，陳寅恪原打算重返柏林大學繼續學業，但一戰剛結束，戰敗的德國元氣大傷。陳寅恪改去美國哈佛大學，隨藍曼研修梵文和巴利文，著重學習印度語語言學、希臘文，並選讀了閃米特語等。

藍曼極其欣賞兩位從中國來的學生陳寅恪和湯用彤。 1921年2月17日，他在給時任哈佛校長羅威爾的信中寫道：“他們對我真有啟發，我衷心希望我們能有許多這樣精神高尚而且抱負不凡的人——來活躍我們本國的大批學生。我深信，他們兩人都會對中國的前途有卓越的貢獻。”
陳寅恪在哈佛交往最密切的人是表弟俞大維。比陳小7歲的俞大維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到哈佛研習哲學，成績優異，3年12門課程全A，獲得博士學位，並拿到謝爾敦海外遊學獎學金，以及去德國留學進修的機會。

1921年秋陳寅恪回到柏林大學，受業於東方學家、梵學大師海因里希·呂德斯。在柏林大學期間，他學習了藏文、蒙文、滿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多年後他“懂十幾門語言”的美譽在此打下基礎。

陳寅恪此次由美國轉學德國，表弟俞大維一路同行，兩人連續同窗7年。他們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中頗有名望。陳寅恪在德國學習期間與傅斯年、毛子水等留學生交往較多。傅曾對毛說：“在柏林有兩位中國留學生是我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一是陳寅恪，一是俞大維。”

俞大維對錶哥陳寅恪了解極深。多年後他在《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中曾介紹說：“他平生的志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因他晚年環境的遭遇，與雙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

北歸南渡

陳丹青曾畫過一幅油畫《國學研究院》——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吳宓，呈“人”字形站立在清華校園裡。這是一幅僅存在於油畫中的合影。畫中陳寅恪的形象來自於他與史語所同仁攝於北海靜心齋前的照片。

1925年，清華學校向國立清華大學過渡，除保留留美預備部外，計劃新設大學部和研究院。研究院原擬兼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科，後因經費短缺先辦國學一門。陳寅恪的老朋友吳宓受命主持籌建清華研究院後立即向校長曹雲祥力荐陳寅恪擔任研究院導師。

1926年1月，陳寅恪接受邀請，結束了長達十數年的國外留學生涯，前往清華任教。

1926年7月，陳寅恪初到清華，與幾位單身男教師住在工字廳，其中一位體育教師叫郝更生。 1928年初春，郝更生與陳寅恪聊天時提到女友高梓有一位好友家裡掛著一幅字，署名南註生。他向陳寅恪請教“南註生”為何許人，並說了說女教師的情況。陳寅恪聽完，驚訝道：此人必灌陽唐景崧之孫女也。

陳寅恪讀過唐景崧所著《請纓日記》，熟悉《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予日本時的晚清政局，而且自己的舅舅俞明震曾在台灣輔佐唐景崧成立“台灣民主國”，所以他對唐景崧的諸多事情都十分了解。 “南註生”是清朝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別號——這是他向郝更生作出的解釋。因對這幅字非常感興趣，他向郝更生提出，希望能拜訪其主人。

果不其然，女教師叫唐篔，正是唐景崧的孫女。陳寅恪與唐篔由一幅字而結識，投入愛河，1928年成婚。兩人結婚之後至1937年，生下三個女兒：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其中“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島名，都與乙未割台有關。女兒的名字中亦呈現出陳寅恪的家國觀念。

1937年11月，自天津開往青島的濟南號郵輪，在甲板上玩耍的陳流求與陳小彭留下了合影。陳寅恪一家此番航程，不是旅遊，而是躲避已經燒至北平的戰火。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 7月末，北平淪陷。 8月8日正午，日軍大舉開進北平城。

值此變局，84歲的陳三立憂憤難平，不進食不吃藥，身體狀況變得十分糟糕。在陳寅恪女兒的記憶中，俞大純常來問疾，先與家人攀談，述說外界局勢不妙，到了陳三立床前，卻故作滿心歡喜高聲說：“姑爹好消息，今日又打了勝仗。 ”陳三立開始幾天聽到打勝仗的消息稍感欣慰，後來發現這是為了哄他，便不肯進食服藥。陳流求曾目睹家人幾次捧著一碗流質食物進入祖父臥室，最後又原樣端了出來。陳三立在彌留之際仍然牽掛戰事，曾問陳寅恪：“外傳馬廠之捷確否？”

1937年9月14日，老人去世。

為亡父治喪期間，陳寅恪右眼視力急劇下降，被診斷為視網膜脫落。醫生讓他立即住院做手術。這類眼科手術在當時難度極大，陳寅恪與唐篔考慮之後覺得，若做手術，右眼視力雖有恢復希望，但需長時間療養。此時陳寅恪堅決不肯再在淪陷的北平教書授課，最後決定，放棄手術，任憑右眼失明。

1937年8月，教育部討論決定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組成長沙臨時大學，校址設於長沙。

1937年11月3日，陳三立去世後49天，陳寅恪一家離開北平，從天津至青島，奔向長沙。接下來的幾年間，他與家人千里輾轉，奔走於昆明、桂林、香港等地。正是在此亂世之中，陳寅恪在學術上開始了第一次厚積薄發。 1940年，50歲的陳寅恪寫出了奠定他在隋唐史領域地位的專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年之後，又寫出《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盡顯學術才華。

1946年，在南京薩家灣俞大維家的草地上，陳寅恪與親人們留下了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張大合影。照片上大家的眼睛都對著鏡頭，除了陳寅恪——此時他已看不見鏡頭在哪裡了。 1945年秋至1946年春他曾遠赴倫敦，經英國著名眼科專家主刀，做了兩次手術，但視力未能恢復。

平靜的生活總是短暫。 1948年12月，戰火再次逼近北平。胡適請鄧廣銘找到陳寅恪一家，告知國民政府由南京派飛機來接人，時任交通部長的俞大維帶來口信，要陳寅恪一家隨此飛機離開北平。飛機已經降落在北平南苑軍用機場，陳寅恪的大女兒陳流求向家人表示不願離開北平，許多同學都在校園迎接解放，況且考上清華不易，這麼一走，恐怕很難再回來。

唐篔勸說女兒：現在是烽煙四起的緊急時刻，父親失明、母親有心髒病，你妹妹美延年齡還小又瘦弱，你不和我們一起走，連個提文稿箱、攙扶父親的人都沒有，何況這次是大維姑父傳話來接我們離開，也是親人的一番好意。陳流求本來執意不走，經母親反复勸說，感覺到家中的實際困難，自己有責任為父母分憂，於是決定一起登機。

1948年12月15日上午，胡適一家與陳寅恪一家在南苑機場登機。傍晚時分，飛機降落在南京明故宮機場。陳寅恪與家人匆匆離開北平，自忖將與此地永訣，心緒難平，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臨老三回值亂離，蔡威淚盡血猶垂。

眾生顛倒誠何說，殘命維持轉自疑。

去眼池台成永訣，銷魂巷陌記當時。

北歸一夢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

果然，此後陳寅恪再也沒回過北京。

嶺南一九四九

陳寅恪學生蔡鴻生如今是中山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他對一張陳寅恪與陳序經、姜立夫於1950年代初攝於廣州中山紀念堂的照片印象特別深刻。 “你仔細看看陳寅恪以往的照片，他很少笑的，這張照片裡，他看上去特別高興。”

1949年1月16日，陳寅恪與家人從上海登上招商局海輪秋瑾號，在海上航行三天后，抵達珠江口黃埔港。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派人來港口迎接，然後轉電船，溯江至嶺南大學碼頭。

陳序經懂得陳寅恪的重要價值。在陳寅恪到達嶺大的第二天，1月20日出版的《嶺南校報》登出了消息：“本校聘請到名教授陳寅恪”。

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寫道：“嶺南大學這段校園生活，成為陳寅恪後半生為數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樂波瀾的歲月。嶺南大學的校風以及有些游離於現實政治的環境很適合陳寅恪，而陳序經也是他一生中碰到的為數極少的知音式領導。命運的機緣在這位大半生淒苦的大師邁入第60個人生的年頭，似乎開始展現它的寬容。陳寅恪有點像生活在美麗的桃花源里。”

現實世界的桃花源總是虛幻而短暫。 1949年10月14日下午，最後一支國民黨軍隊在撤出廣州前，炸毀了連接廣州城南北的海珠橋。一個小時之後，共產黨的軍隊進入廣州。

陳寅恪該何去何從？他當時作何打算？幾十年來，這都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文革”期間，陳寅恪迫於壓力曾寫過《第七次交代底稿》：“當廣州尚未解放時，偽中央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多次來電催往台灣。我堅決不去。至於香港，是英帝國主義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視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願留在國內。”

余英時曾撰文說：“陳先生最後未能離開廣州固是事實，但我們決不能說他自始至終從來沒有考慮過'避地'的問題，因為'避地難希五月花'、'浮海宣尼未易師'等詩句已徹底否定了這種推測了。”

2010年，張求會經朋友幫忙，從“中研院”拿到了1949年5月傅斯年以史語所名義為陳寅恪一家向台灣警務處申請辦理入境的電報底稿。電報寫著：“查本所專任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陳寅恪先生自廣州攜眷來台工作，茲附上申請書四紙，敬請惠發入境證是荷。”張求會認為，這是陳寅恪在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證據。

陳寅恪最終留在廣州，進入了他人生的最後20年。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開始大規模調整。在廣州，嶺南大學、廣東法商學院等與原中山大學合併，組成新的綜合性大學中山大學。至此，教會學校嶺南大學成為歷史。新中山大學的校址所在地為原嶺南大學的校址。這一年冬天，陳寅恪轉為中大歷史系教授，巧的是，系主任是他在清華任教時的學生劉節。

也是在1952年，全國文化、思想、教育等領域掀起了一次大規模的“思想改造運動”。 3月6日，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在《光明日報》發表《自我檢討》長文，批判自己在輔仁大學不自覺地充當了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並表示以後要跟上時代的要求。

陳寅恪女兒陳美延（中）和她的外孫女

1986年初秋，陳流求與陳美延在清華大學裡找到了“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並在碑前留影。此碑立於1929年，碑文由陳寅恪撰寫，為的是紀念投湖自盡的王國維。陳寅恪自己對治學的態度在碑文中表露無疑，而1953年的經歷，是他踐行這一學術信念的明證。

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毛澤東親自指定陳伯達擔任主任。歷史委員會於當年創辦學術刊物《歷史研究》。郭沫若親自在創刊號上撰文指出：“學習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

歷史委員會還決定成立由三個所組成的歷史研究所，在這份初步擬定的名單中，出現了郭沫若、陳寅恪、範文瀾三個人的名字，委員會初步決定此三人分別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這是“政府希望陳先生北返”的信息。如何讓遠在廣州的陳寅恪接受任命，成了一個問題。北大歷史系副教授汪籛被委以勸陳寅恪北返的任務，他曾是陳的學生和助手。

汪籛於1950年2月在北大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他成為北京馬克思列寧學院(中央黨校前身)的帶職學員，接受馬列主義教育。 1953年11月，尚未從馬列學院畢業的汪籛帶著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的兩封信南下廣州，拜見老師陳寅恪。

1953年11月21日晚，他將兩封信交給了陳寅恪。次日晨陳寅恪便作出由妻子唐篔執筆的答复。此後經年，在全國學界流傳的“陳寅恪公然提出不學馬列”的說法，便源於這個早晨的答复。

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20年》中描述了1950年代的學術生態：“五十年代初學馬列的熱潮聲勢浩大，風氣所及，人人言必稱馬列，著文論說以引用馬列及毛澤東著作原文原話為榮事。最有影響的一批知名的專家學者，撰文表示與'舊我'決裂。許多學人大半生追求的'只問學術、不問政治'的安身立命理想，開始被摧毀。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開始樹立了在學術研究中的權威地位。”

汪籛並沒有馬上放棄，他努力向師母了解老師的狀況。唐篔對他說，陳寅恪最不願意看到別人寫文章時時提到馬列主義，一看頭就痛，但他在上課及平時“決無諷刺現在政府等情事”。

10天過去了，12月1日上午，陳寅恪與汪籛作了一次正式長談。汪籛如實記錄下了陳寅恪自述的對科學院的最後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 “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去北京則有此兩難。動也有困難。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又病，心臟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

陳寅恪的答复，在1953年的中國，堪稱驚世駭俗。當時有“南北二陳”之說，他常會被人與陳垣作比較。他們都曾經歷“三朝”，陳垣在1948年底的國民黨“搶運學人”計劃中，也被列入重點搶運的名單。國民黨的專機也曾在砲火中，數次等候陳垣上機，但陳垣沒走。他在一封致胡適的公開信中寫道：“青年學生都用行動告訴我，他們在等待光明，他們在迎接新社會，我知道新的力量已經長成，正在摧殘舊的社會制度，我沒有理由離開北平。”陳垣的轉向被認為是時代巨變的典型，時代之潮鋪天蓋地而來，身處其中的人們相信，沒有人能置身事外。

陳寅恪是例外。

他給科學院的答复抵達北京後，這一年，歷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三個所長分別是郭沫若、陳垣、範文瀾。

陳寅恪學生、中大歷史系教授蔡鴻生，在陳寅恪雕像旁

學術上的爆發

一張攝於1950年代的照片裡，陳寅恪坐在椅子上，披著圍巾，拄著拐杖，興致很高地給學生們講課。聽過課的蔡鴻生記得很清楚，上課地點是陳寅恪家二樓的走廊。

 “先生家二樓的過道裡，擺著七八張椅子。他當時給我們開的課名叫'元白詩證史'。選修他課的人不多，我們全班總人數42個，4個人選了這門課。有一些教師也在旁聽，有興趣就來。先生的課不用考勤，不用寫作業，不用考試，不用評分，只需要預習，要不聽講時會滿頭霧水。他助手黃萱會控制上課時間，時間到了就按下鈴。”蔡鴻生對本刊記者說。

 陳寅恪當年住過的二層小樓，如今已闢為“陳寅恪故居”，供訪客參觀。在二樓的走廊裡，擺放著數張上課用的椅子，可以想見當年情形。

 在蔡鴻生的記憶裡，陳寅恪所用的書都是“大路貨”，圖書館都可以藉到，“但別人沒有他那種深度的認識。”蔡鴻生認為學術的魅力盡在於此，“先生常講，學術需要發覆，發覆就是創造力。”

 陳寅恪當時的著述都是口述，然後讓助手黃萱記錄下來，這讓蔡鴻生非常佩服。此後留校任教的他曾經讓自己的研究生試著口述5000字的論文，沒人能夠做到。

 蔡鴻生聽課期間，知道陳寅恪正在寫《論再生緣》。這本書寫出來後油印了一些。章士釗南下看望陳寅恪時，攜此油印本去往香港。

1958年12月號香港《人生》雜誌刊登了余英時文章《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而尤足以顯出陳先生對極權統治下學術文化狀態之反映者，則為書中論思想自由之文……”1959年，友聯圖書編譯所出版了《論再生緣》。

1960年，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突然對《論再生緣》產生極大興趣。 5月4日，他第一次在《光明日報》撰文全面評價《再生緣》。直到此時，中國大陸的人才知道陳寅恪寫了《論再生緣》。

一年之中，郭沫若連續在報刊上發表了7篇關於《再生緣》的文章。除了贊成陳寅恪對《再生緣》的評價外，他對其中的一些細節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再生緣》因此而成為彼時文化界的熱點。改編自《再生緣》的戲曲《孟麗君》一時為國人所關注。

家族在陳寅恪廬山故居的留影

一張攝於1957年的照片裡，在助手黃萱的協助下，陳寅恪正口述《柳如是別傳》。他的眼睛雖已失明多年，依然透著智慧之光。從1953年至1964年，他口述了兩部專著《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總篇幅達90萬字，幾近他所有著述的一半。

過去的一年，是中國知識分子1950年代最後的好時光。 1956年2月在《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中，中共肯定了中國知識分子在現代化國家建設中的地位。

“1956年，對他來說，春天來了，這是他心情比較好的一年。”蔡鴻生回憶。那年寒假他沒回家，是在中大過的年。他和同學們準備大年初一到老師陳寅恪家拜年。 “我們跟師母聯繫，說好來看望先生，先生同意了。他心情很好，跟我們幾個學生聊了半個多鐘頭的家常。”這是陳寅恪最後一次接受拜年。

1957年反“右”開始，中國知識分子麵臨新的劫難。 1959年，周揚曾去拜訪陳寅恪。陳寅恪原本堅決不見，在校方一再勸說下，勉強答應。據周揚回憶，“他問，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我說有點關係。他說一九五八年幾月幾日，新華社廣播了新聞，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只隔了半年，為什麼又說學生向老師學習，為何前後矛盾如此。”周揚感覺“被突然襲擊了一下” ，甚為被動地作了一番解釋，“新事物要實驗，總要實驗幾次，革命、社會主義也是個實驗。”陳寅恪並不滿意，說，實驗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遠。

極左思潮氾濫的年代，有的領導不乏清醒頭腦與憂患意識。 1961年9月，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提出要向知識分子“賠禮道歉”。陳寅恪所住的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二樓成為被重點關注之地。

1962年7月，陳寅恪洗漱時突然摔傷，醫院的診斷結果是：右腿股骨頸折斷。從此他的行動十分不便。

陶鑄對陳寅恪一直十分關照。為方便他散步，專門鋪設一條白色水泥路；為他能欣賞戲曲，送上較好的收音機；為護理他，還派出“三個半護士”。但受到優待的陳寅恪，仍摘不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好幾次政治排隊中，他都被列為“中右”。很多人無法理解陳寅恪憑什麼享受如此待遇。彼時在中大流行的說法是：我們都沒有飯吃，為什麼要這樣優待他？

1963年7月中大黨委副書記馬肖雲向陶鑄匯報學校工作時，反映了“群情”，認為對陳寅恪的照顧太過分，三個半護士的照顧太特殊。陶鑄大怒。一份當年的談話紀要記錄了他的原話：“你若像陳寅恪老這個樣子，眼睛看不見，腿又斷了，又在著書立說，又有這樣的水平，亦一定給你三個護士。”

“文革”開始後不久，陶鑄上調北京，仍多次對廣東省委作“遙控指示”：對陳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狀。然而他連自己都沒有保住。 1967年1月4日，被視作當時中國政壇第四號人物的陶鑄突然被打倒。曾與他有關的人，在新的一年裡面臨隨之而來的災難。

陳貽竹當時在中山大學讀書。他向本刊記者回憶，“我是從大字報裡才知道自己的叔公這麼有名。”大字報將陳寅恪居住的東南區一號樓覆蓋了，甚至貼到了陳寅恪的屋裡，貼到他的床頭。

從1967年初開始，“造反派”紛紛上門逼陳寅恪交代與陶鑄的“黑關係”。當年夏天，唐篔心髒病發作，瀕臨死亡。陳寅恪擔心妻子先他而去，預先寫下一副給愛妻的輓聯。

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

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陳家正好位於中大製高點大鐘樓的對面。兩年多的時間裡，陳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聲包圍。以往他尚且要依靠安眠藥才能入眠，此時他精神所受之摧殘，可以想見。造反者津津樂道於這針對盲人學者的獨特批鬥法，甚至將喇叭設在他床前，“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

“叔公家沒搬之前屋子里外都貼滿大字報。1968年之前，我跟媽媽去看過叔公一兩次，他當時不說話，不能談政治，也不能談感受。”陳貽竹說。

1969年春節過後，陳寅恪一家被勒令搬出東南區一號二樓。 1969年10月7日晨5時許，陳寅恪因心力衰竭去世。

45天后，1969年11月21日晚8時許，唐篔去世。她曾對人說，“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該去了。”

大陸媒體中最早登載陳寅恪去世消息的是《南方日報》。 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報》刊登了一條一百多字的消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中山大學教授陳寅恪先生因病醫治無效，於本月七日在廣州逝世，終年七十九歲。”

陳寅恪去世後，墓地多年未能落實。直到2003年，他才與愛妻唐篔合葬於江西廬山植物園。墓地前立有一塊巨大的石頭，上面刻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009年，陳寅恪與唐篔去世40年，義寧陳氏後人齊聚廬山植物園，留下了這麼多年來人數最多的家族合影。次年陳寅恪的三個女兒出版了回憶錄《也同歡樂也同愁》。在書中，女兒們提到陳寅恪回憶他1896年拍照的情形：

當時五個孩子並排站立，陳寅恪心中暗自思量：長大後是否難以辨認照片上哪個孩子是自己？恰巧，快門按下時他正站在一株低矮的桃樹旁，為將來看此照片時不致出錯，他伸出右手，拈住了一枝桃花。

(感謝蔡鴻生、陳貽竹、張求會、曹天忠對本文的幫助。實習記者喬芊對本文亦有貢獻。主要參考資料：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篔》；陳小從《圖說義寧陳氏》；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余英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張求會《陳寅恪的家族史》；葉紹榮《陳寅恪家世》；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蔡鴻生《仰望陳寅恪》、《讀史求實錄》；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汪榮祖《史家陳寅恪傳》等)< /p>

梁啟超曾言：“師曾之死，其影響於中國藝術界者，殆甚於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損失，不過物質，而此損失，乃為無可補償之精神”< /p>

經歷奇特的陳雲君

陳三立有五子，陳衡恪長於詩書畫，陳隆恪擅詩文，陳寅恪是歷史學家，陳方恪是才子，陳登恪是外國文學家。其中，衡恪的繪畫和寅恪的史學最著名。

陳衡恪，字師曾，是民國初年天才橫溢的畫家，擅山水花鳥人物，工篆刻章印，出奇造意，矯柔為剛。

1876年3月2日，陳衡恪出生在祖父陳寶箴的湖南辰沅永靖道官署中(今湘西鳳凰縣)。幼年時代，他跟祖父識字、訓詁，耳濡目染，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功底。 6歲時，他隨祖父乘轎遊西湖，見湖面荷花盛開，觸景生情，即在轎板上用手指畫荷花。回家後，祖父授以紙筆，他從此開始習畫。少年時代，陳衡恪作畫全憑寫生，並無師承。有時，他在畫上寫些短章斷句，祖父常在賓客面前誇示這位長孫。

10歲時，陳衡恪在長沙從尹和白學畫花卉。 15歲時，又與胡沁園、王闓運相識，常以書畫請教。在他弱冠之年，父親陳三立開始聘請名師對兒子進行嚴格的專業基礎訓練。陳衡恪從周大烈學文學，從范鎮霖學漢隸、魏碑，從範當世學行書。這三位皆是當時頗有建樹的名流。

範當世曾為李鴻章幕僚，又與陳三立同為同光體詩派的重要人物，見陳衡恪聰穎好學，他便主動提親，將女兒範孝娥許配給了陳衡恪。

與魯迅、李叔同、齊白石結緣

戊戌變法失敗後，陳寶箴和陳三立同被革職，回到家鄉南昌，築室西山下，“往往深夜孤燈，相對唏噓，不能自已”。這一年陳衡恪遵長輩之命，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學習。其時魯迅也在該校，陳衡恪遂與之結識。

兩年後他們一道東渡日本，歸國後又曾一同在教育部任職，成為親密的朋友。魯迅和陳衡恪經常一起逛琉璃廠，互贈淘到的古玩拓片。在《魯迅日記》裡，有數十處提到陳衡恪，而周氏兄弟合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冊，是請陳衡恪用篆體題籤的。

1909年陳衡恪從日本學成歸國，被聘為江西省教育司長。任職不到一年，便應實業家張謇之邀，到江蘇南通師範學院教書。

他住在南通城東一棟村墅中，因為仰慕吳昌碩的書法篆刻，常到上海看望吳昌碩。陳衡恪在南通時期的不少篆書、石鼓文以及篆刻作品，都有受吳氏影響的印記。吳昌碩也曾說過，陳衡恪“以極雄麗之筆，鬱為古拙塊壘之趣，詩與書畫下筆純如”，可謂知人之言。

在日留學期間，陳衡恪與肄業於美術學校的李叔同(弘一法師)相交甚密，二人對詩詞、中外繪畫、書法、金石篆刻皆極喜愛，終成莫逆之交。

1912年春，李叔同至上海，任《太平洋畫報》副刊編輯，陸續刊載了陳衡恪的《春江水暖鴨先知》《偶坐侶是商山翁》《落日放船好》《獨樹老夫家》等畫作。 5月，陳衡恪抵達上海，《太平洋畫報》做了專門報導，還刊出陳衡恪大幅半身照片。藉此，美術界開始注意到這位畫壇的天之驕子。

1916年9月，李叔同為陳衡恪題其荷花小幅：“一花一葉，孤芳致潔；昏波不染，成就慧業。”兩年後，李叔同看破紅塵，出家為僧。他將自己的玩具、泥偶贈與陳衡恪。陳衡恪則將李叔同的全部贈物畫為一條幅，掛於自己的畫室中。

“文革”時，陳衡恪的畫幅和李叔同的舊物都毀失了。 1978年，畫家黃苗子在其所著《貨郎集》中寫到了陳李的這段往事。這是他在京訪問陳衡恪之子陳封雄時聽聞的。

陳衡恪在藝術創作上主張中西融會，認為“宜以本國畫為主體，舍我之短，採人之長”。他是敢於創新的實踐者，齊白石正是在他力勸和幫助下“衰年變法”。

1917年，55歲的齊白石避鄉亂居於北京，以賣畫和篆刻為生。當時，他畫一個扇面的價格是銀幣兩元，比一般畫家便宜一半，依然無人問津。一天，陳衡恪逛琉璃廠，見到齊白石所刻的印章，激賞不已，專程到他所住的法源寺相訪。齊白石取出《借山圖》請陳衡恪觀看，陳衡恪欣然賦詩一首，勸他不必求媚世俗。從此齊白石就把“畫吾自畫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作為終生的座右銘。

多年後齊白石仍然心存感激地說：“那時我學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為北京人所喜愛，除了陳師曾以外，懂得我畫的人，簡直是絕無僅有。 ”

陳衡恪又勸齊白石自出新意，變通畫法，齊此後創出了“紅花墨葉”一派。

1922年，陳衡恪應日本畫家荒木十畝和渡邊晨畝之邀，赴日參加“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他帶去了數幅齊白石的花卉、山水作品，很快以高價銷售一空。法國人又在東京選了陳衡恪和齊白石的作品帶去參加巴黎藝術展覽會，陳、齊二人一時名動海外。

此後，齊白石的聲譽蒸蒸日上，終成一代大師。

陳衡恪和齊白石在詩、書、畫、印上的往還甚多。他曾以薑夔“屋角紅梅樹，花前白石生”的詩意為齊白石作《梅下老人圖》扇面，他為友人所刻諸印中，也有不少有齊白石的邊跋。

齊白石在紀念陳衡恪的詩中寫道：“君無我不進，我無君則退。”正是二人藝術關係的寫照。

陳衡恪曾自述：“平生所能，畫為上，蘭竹為尤，刻印次之，詩詞又次之。”

陳衡恪的花鳥畫大多為寫意，工筆極少。他一方面受吳昌碩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取法陳道复、徐文長，繼承明清以來的寫意花鳥傳統，取諸家之長而別具一格。他喜歡虛實相生的手法，大膽省略，以空襯實，畫意開曠深遠。

蘭花是他最為擅長的。他用筆婉轉，多用水墨，特別善於表現蘭花在風中搖曳的情態，極得石濤神韻。至於竹子，風竹、雨竹、晴竹、老竹、嫩竹、竹筍，無所不畫，無所不工，“幹亭亭而葉瀟瀟，如見其動，如聞其聲”。他畫竹別具格調的是竹石扇面，或石淡葉濃，或竿淡葉疏，很有輕逸的情趣。近代繪畫史論家俞劍華曾說：“石濤的蘭竹為清代畫壇一絕，陳衡恪的蘭竹則可稱之為近代畫壇一絕。”

與花鳥畫不同，陳衡恪的山水畫師法前人而不師法今人。當時山水多為“四王派”——王時敏、王鑑、王翬、王原祁的末流，陳衡恪不學時人，而決定另尋門徑。他傳世的山水畫師法最多的是龔賢、沈周和石濤。但陳衡恪深知，繪畫不可離開古人，也不可全靠古人。 “必須學甲的也學乙的，取甲乙的好處，而自己造出一個丙來，才能卓然成家。”他的成功之處，即在他能從前人的影子中掙脫出來，形成自己的風貌。

在北京度過的最後十年，是陳衡恪藝術生命的黃金時代。彼時，他在畫壇的領袖地位已經確立，然而他也必鬚麵對“全盤西化”的思潮以及中國文化的式微。

陳衡恪是一位傳統文人，在他生命的最後10年，他相繼發表了《中國畫是進步的》《文人畫之價值》等論著，試圖確認中國傳統文人畫的價值，並立論“不以形似，正是畫之進步”，以扭轉當時死氣沉沉的複古畫風。在陳衡恪看來，文人畫“功夫在畫外”：“文人畫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他屬於徘徊在近現代之交的一代人，他對文人畫價值的重新肯定和詮釋，流露出他對傳統的眷戀。

陳衡恪曾夢見自己與明代文學家、書畫家徐渭論畫。徐渭告訴他說：“我得年七十有三，汝壽如之。”於是陳衡恪常以徐文長轉世自謂。 1923年夏他得知繼母病危，不顧暑熱馳歸南京，親奉湯藥。不久繼母病逝，他也因連日勞累染病不起。當年8月7日，陳衡恪英年早逝，享年48歲。

梁啟超在悼詞中說：“師曾之死，其影響於中國藝術界者，殆甚於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損失，不過物質，而此損失，乃為無可補償之精神。”

吳昌碩的挽詞則是：朽者不朽。

1996年10月，江西修水縣審計局副局長劉經富因病住院10天。在病床上，他讀到了當時的一本“暢銷書”——《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這本黑封皮的傳記，令他大為震動。劉經富形容當時的心境是“大徹大悟”。

病癒之後，劉經富辭去官職，決定把後半生獻給陳氏家族研究。他覺得修水作為陳氏故里，應該有人站出來，在義寧陳氏研究領域擁有自己的話語權。

十多年過去了，劉經富已經出版了數本專著。在他的書房“積廬”裡，堆滿了各種義寧陳氏資料，其中包括陳寶箴應舉時寫的八股文，還有滿書櫃的陳氏族譜——都是他這些年來在修水淘到的。

“這可是非常寶貴的史料，”劉經富翻著陳氏族譜，眼睛在鏡片後放著光，“裡面藏著很多陳氏家族的秘密！”

2005年，劉經富回修水參加黃庭堅誕辰950週年研討會。主席台上坐著一位陳雲君先生，是天津詩詞學會會長。劉經富依稀記得曾在掌故大王鄭逸梅的《藝林散葉》中讀到過一條：天津書法家陳雲君乃陳三立之孫。

研討會結束後，劉經富找到陳雲君。一番介紹之後，他問陳雲君是不是義寧陳氏後人。

“我什麼事也沒和他說，只回答，'據說是。'”陳雲君告訴本刊記者，“劉經富就問我，你父親是不是叫陳陟夫？我說，不是，我父親叫陳覃恪。他說，那就對了，陳覃恪字陟夫。他又問，你知道你母親嗎？我說，據說姓陳，楊梅村人。他說，你錯了，你母親姓韓，不是楊梅村人，是修水楊梅渡人。”

經過一番盤問，劉經富確信，陳雲君就是陳家失散多年的後人。他決定帶陳雲君去見一個人——陳小從。陳雲君這才知道姐姐陳小從住在武漢。姐弟二人見面之後抱頭痛哭。

陳小從說：“我見過你媽媽。我們早就知道你。我們找了你10年，連續發了三封信。你也不回信。我們以為你不樂意認我們了。”

陳雲君的經歷很奇特。他生於1946年，是陳覃恪之子，陳三立的弟弟陳三畏之孫。兩歲時，經葉恭綽介紹被父親送到天津的陳家寄養。因為戰亂，南北交通阻隔，和整個陳家失去了聯繫。

天津陳家是做鐵路生意的買辦，解放後不久，陳雲君的養父就被送進監獄，他在親戚家輾轉度日。對自己的身世他並不了解，“只是總覺得不那麼貼心貼肉”。直到“文革”前夕，要銷毀“四舊”的時候，養母才拿出一摞信對他說：“以後的形勢怎樣不好說，趁我今天還在，把你的身世告訴你。你將來有心，可以去尋訪你的家人。”
養母一邊給陳雲君看信，一邊就把他看過的信投進火盆。從信中，陳雲君得知，自己的生父是陳覃恪，生母姓韓。

忽然得知自己的身世，對年近弱冠的陳雲君來說是一大震撼。不久，養母去世，他被分配到一家工廠。他不喜歡工人生活，感到格格不入。因從小熱愛傳統文化，他便跟書法大師吳玉如讀書，學習古典詩詞和書法。

對於此時的陳雲君，沉浸在中國古典文化里是一種大解脫。後來他又有機會親近巨贊法師，並從梁漱溟研習佛學，成了沒有學歷的詩人和書法家。

1982年，陳雲君在天津開辦茂林書法學院。在當時的中國，這是社會力量辦學的第一家。他找到一位政協領導做院長，自任副院長，自己編教材、授課。之後，他又到天古籍書店編輯室做主任，由於不用坐班，也就等於自己唸書。

“我從二十多歲，到48歲，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唸書，”陳雲君說，“詩詞書畫，對我來說好像是很自然的事。”

他還酷愛品茗焚香，關於禪茶和檀香的品鑑都有專著問世。對自己的生活狀態，他常自謂，雖然生活在新社會，但學術觀點、史學觀甚至人生觀，大約還是在守著儒家的道統。

“這是陳家的傳統，從陳寶箴到陳寅恪無不如此，”陳雲君說，“我雖未在陳家長大，但這個文化基因一直在影響我。”

“散原之孫輩能詩者”

陳氏後裔當中，88歲的陳小從是健在者裡最年長者，被譽為“散原之孫輩能詩者”中的第一人。

陳三立有五子，由長及幼分別為陳衡恪、陳隆恪、陳寅恪、陳方恪、陳登恪。

陳小從是陳隆恪之女。 1929年舊曆十月，隨祖父陳三立上廬山定居4年。這4年裡，她與祖父朝夕相處，決定了此後一生的走向。

散原老人上山時，陳小從虛齡7歲。老人經常帶著小孫女外出散步，一卷《匡廬山居詩》，穿插著小從牽衣躡履、活蹦亂跳的身影。

“祖父來臨，給我這做小孫女的添了不少'自找麻煩'的事。”陳小從笑著對本刊記者回憶。例如，吃飯時，要挑好菜夾到祖父的碗裡；替祖父把煙卷裝上象牙煙嘴，並替他點煙；晚上祖父上床後，要幫他脫襪子，掖好被頭，放下蚊帳，口裡唱著“公公明天見，早睡早起身體好”，然後才隨著奶媽回自己房裡去。

祖父有遲眠的習慣，有時她等得兩眼迷糊也硬撐著不肯離去，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祖父看著小從心裡不忍，只好提前上床，還說：“這個伢崽，何以這麼古板喲？”

8歲時，陳小從入家塾讀書。每天下午放學時，散原老人就憑窗盼望。小從一進家門，第一件事就是向祖父報到。晚餐後，就是祖孫的消閒娛樂時間。祖父有時教她唱客家童謠，有時還打謎語。

陳小從還記得祖父出的一條謎語：“白雞子，髻顛顛，來時飽，去時空”(打一用物)。她猜著是小茶壺，便回敬祖父一個字謎：“日下人。”祖父卻沒猜著。小從說：“是個'是'字。”祖父想了一想，連聲誇獎：“打得好！打得好！”

那時，廬山一到夏天，遊人增多，陳家的松門別墅賓客盈門。秋冬兩季山上就冷清了。有客人問：“老人家，山上冷不冷清？”散原老人指著小從說：“有這個伢崽在身邊，就不會冷清。”

陳小從沒有受過正規學校的教育。然而在廬山的4年，她陪伴祖父，受到的啟蒙教育的確是非凡的。此外，她還有機會接觸上山的碩德名流，從此眼界、胸襟都不落凡俗。因此機緣，她受到的教育，仍然是一個世家子弟所接受的金石書畫、詩詞文史方面的教育。

1951年，她經徐悲鴻介紹，入中央美院學習。只上了一年半，她便因父母老病需要照料而輟學。 1956年，父親陳隆恪逝世。之後，陳小從才參加工作。她最初在上海食品公司廣告部任職。 1958年與武漢大學教授彭旭麟結婚，便從上海調到武漢，在中學任美術老師，直至1980年退休。

家學淵源對陳小從影響最大的還是詩詞一道。她回憶剛開始學詩時，寫了“細雨簷聲清客夢，虛窗燈影靜鶴眠”一聯，便興致勃勃地拿給父親看。父親看後指出“鶴”系虛假語，現代人已無養鶴者，應改為“蠶”字，並反復告誡：“做詩要說內心話，寫真情實感，不要圖表面好看，弄虛作假。 ”

陳隆恪生前曾手訂自己的詩稿，並對女兒說：“我的詩不過是寫個人一時的感慨及經歷，只以自娛，非求世知也。”父親去世後，陳小從將父親遺作一千餘首一再選錄，彙編成冊，付梓印刷，取名《同照閣詩鈔》。

如今陳小從正在籌備出版自己的詩集《吟雨軒詩稿》四卷。這是繼《陳寶箴遺詩》、《散原精舍詩》、《陳師曾遺詩》、《同照閣詩鈔》、《陳寅恪詩集》、陳方恪《鸞陂草堂詩詞》之後陳家的又一部詩集。詩集名典出祖父陳三立壯年遊廬山時的一首詩作：“高磴煙如掃，荒林雨自吟。”

在陳氏研究方面，陳小從的貢獻最大，用力最深。從1980年代起，她向陳氏家族研究者們提供了大量一手資料。 2004年，她又出版了《圖說義寧陳氏》一書，收錄了陳氏家族120餘幅珍貴照片，並配有數万字的文字說明和近百首詩作，為陳氏研究提供了大量彌足珍貴的史料和線索。

文化家族的轉向

在陳氏家族中，陳小從、陳雲君的經歷並不典型。按照陳氏族譜，“恪”字輩以下是“封”字輩。 “恪”字輩多文史大家，從“封”字輩開始，卻大都轉向了理工科。

陳封懷之子陳貽竹說：“到我們這一代已忘了'本'，要重新撿起來實在不容易，這是時代所致。”

陳衡恪的中道殂落，對義寧陳氏家族和他自己一家都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正如三子陳封雄晚年在回憶父親的文章中所說的：“幼年喪父對我的一生無疑是很大的影響，因為那時先父剛剛開始扶持我在繪畫藝術上起步。假如先父能夠延壽二十年，我的人生道路肯定與現在不同。然而這一切都己無法挽回了。”

在他四五歲時，陳衡恪就從日本帶回兒童畫冊，又買來粉筆和畫板讓他任意塗抺。當他能描摹出老父畫中的茅屋和人物時，陳衡恪誇獎不己。後來，他從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曾任重慶《國民公報》記者，重慶談判時採訪過毛澤東。 1949年以後，他歷任新華社英文編輯和《人民日報》國際部高級編輯，直至離休。他的女兒陳蘋，為北京紡織局職工大學講師。

陳封雄的長兄封可，曾留學日本和德國，長期擔任德語教員和翻譯，亦能作畫，與齊白石、黃賓虹、徐悲鴻均熟稔，家富藏品。 《鄭孝胥日記》1929年8月16日記：“鄭樂全、陳封可、費叔遷來。封可，伯嚴之孫，師曾之子。亦能畫，在京畫會。”可惜的是，這些字畫在“文革”期間被查抄，從此下落不明。

二兄封懷，著名植物學家，廬山植物園創始人之一。他在南通和上海念完小學後，考入南京金陵中學，繼而升入教會辦的金陵大學，師從著名植物學家陳煥鏞。 1934-1936年，他為創建廬山植物園，留學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首次引種了西洋參、糖槭、檀香、歐洲山毛櫸、神秘果等經濟植物。

陳封懷亦擅丹青，晚年曾將歷年畫作裒成一帙，名《丹青記憶》。三兄弟的繪畫基礎都得自家傳。

“若陳師曾遐壽，6個兒子中必有克紹箕裘，於詩、書、畫、印展其長才，世其家聲者。”劉經富感嘆，“'延壽二十年'這樣的話，著實令人痛哉斯言！”

本刊記者在廬山拜訪了陳寅恪的兩個女兒陳流求、陳美延。與父輩不同的是她們分別選擇了醫學和化學。

大女兒陳流求1929年出生在北京，1953年從上海第一醫學院畢業後被分配到重慶610紡織廠從事醫療工作。後因丈夫在成都， 1961年她從重慶來到成都，進入市第二人民醫院內科工作，一直到1992年退休。

陳流求說，父親給她們三姐妹的學習教育環境是較寬鬆的，沒有給她們劃定框框。父親曾對妹妹陳美延說：“如果要學歷史的話，就要超過我，否則就不要學。”

陳流求回憶，父親對她們的數學成績特別重視，他認為數學是一門注重邏輯思維且嚴謹的學科，對工作和生活有益，因此要求她們不管從事什麼工作都要有嚴謹的思維。

“這對我來說是很有用的，”陳流求說，“因為我學醫，不嚴謹是不行的。”

陳寅恪的次女陳小彭，1931年生於北京，1953年畢業於廣州嶺南大學園藝系，分配到海南工作，不久調到中山大學生物系任教。後全家移居香港。

近年來，陳寅恪的文稿陸續面世，小女兒陳美延功不可沒。她曾和姐姐陳流求分工，由姐姐負責父親的骨灰安葬問題，而自己負責父親的文稿出版。

因為戰亂及“文革”抄家等原因，陳寅恪的文稿流失了許多，近20年來，陳美延一直在蒐集、整理父親的文稿。她是中山大學化學系教授。因為專業背景的差異，整理父親的書稿有一定的難度，但她堅持不懈地做著大量繁複的工作。陳寅恪80%以上的手稿都因為她的整理重見天日。

陳方恪終生未生養子女。

陳登恪有子陳星照。 1958年他畢業於武漢華中工學院動力系熱能動力裝置專業，後在北京市環境保護局任總工程師。

對於祖上的事蹟，“封”字輩以下的很多人都已不甚了了。陳封懷次子陳貽竹現為中國科學院廣州華南植物研究所科研人員、博士生導師。他的一子一女，從事的都是計算機行業。

陳氏家族的文史之路似乎斷了血脈，陳貽竹深感遺憾。如今他似乎在小孫女身上看到了一線希望，但他說，“藝術這東西，靠的是禀賦還有興趣，是不能強求的。”

採訪中，不止一位陳氏後人表達過類似的遺憾。陳雲君的說法帶著一絲名士風範，“如果我有很深的造詣，不必是陳家之人，照樣出名。如果我一點學術價值沒有，就算是陳家人又能怎麼樣？”

(參考文獻：《陳寅恪集》；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篔》；陳小從《圖說義寧陳氏》；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汪榮祖《史家陳寅恪》；葉紹榮《陳寅恪家世》，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余英時《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劉經富《義寧陳氏與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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