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鼓勵文人關心國是

相對寬鬆的文化政策是宋代文化發達的又一重要原因。宋太祖奪得天下後不久，建隆三年就立下戒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除南宋初年的陳東、歐陽澈因上書被殺外，宋代諸帝基本上是遵守了這一遺訓的。宋王朝十分重視廣開言路，鼓勵士人關心國是，批評時政，提出改革建議。唐宋都以詩賦考試進士，但唐代科舉考試重詩，宋則重賦。姚勉的《詞賦義約序》極論賦在宋代科舉考試中的地位：“國初殿廷惟用賦取狀元，有至宰相者。”而賦乃“規諫之文”，古賦多曲終奏雅，賦的主要內容為鋪陳排比，僅結尾點明規諫之意。但宋賦多以賦的形式議政，僅從題目就不難看出是議政議軍之作，如田錫的《開封府試人文化成天下賦》、《南省試聖人並用三代禮樂賦》 、《禦試不陣而成功賦》之類。宋代還有非常設的製科考試，應此選者，一要繳進論、進策共五十篇，二要試六論，三要對禦試策。進論和試論多藉古諷今的經論、史論、政論；進策，特別是御試制科策更以議論時政為主要內容。蘇軾的《禦試制科策》是“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蘇轍的《禦試制科策》比蘇軾更激列、尖銳，矛頭直接對準年老的仁宗。他指責仁宗怠於政事，有“憂懼之言”，“未有憂懼之誠”，“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指責仁宗沉溺聲色之樂；“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謨，便殿無所顧問。”策入，在朝廷引起軒然大波，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有人反對錄取蘇轍。仁宗不愧為仁厚之君，他說：“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仁宗同時還讀到蘇軾的《制科策》，高興地說：“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蘇軾《上神宗皇帝書》說：“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

但宋代畢竟是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的王朝，文禍之多遠遠超過唐代。楊億諸人的《宣曲二十二韻》，譏刺真宗晝幸宮女，引起讒臣告密、真宗下詔，但也僅僅是警告而已，楊億諸人並未因此而獲罪。宋代有三大詩案，即烏台詩案，因蘇軾在《湖州謝上表》中發了兩句牢騷而起；車蓋亭詩案，因為吳處厚曲解誣告蔡確《車蓋亭》詩而起；南宋江湖詩案，因陳起所編的《江湖集》而起。這三大詩案基本上都是黨爭的產物，以個人恩怨為誘因，而成為政治鬥爭中打擊異己的工具，但也只是貶謫而已，並沒有殺過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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