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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盛世的啟示—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之世的原因

週六, 26 十一月 2011 10:25

曹枣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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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酒笑谈

文章索引
文化盛世的啟示—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之世的原因
一、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的種種表現
二、對傳統文化的承傳與開拓
三、發展教育是宋代文化發達的重要原因
四、鼓勵文人關心國是
五、重視學習鄰國文化
六、儒釋道三教並重
七、崇尚文化的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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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華夏文化會造極於兩宋之世？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階段，華夏文化在此已進入一個文化盛世。是由中古轉入近代的開始。宋代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超過了唐代，生產關係和社會階級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宋代文化輝煌燦爛，居於當時世界的最前列，文學、史學、哲學、藝術、科技以及學術文化的其他領域，都碩果累累，群星爭耀。

關於宋代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朱熹認為“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史堯弼在《策問》中認為：“惟吾宋二百餘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陸游在《呂居仁集序》中也認為：“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這不是宋人自吹自擂，後人也幾乎持同一看法。今人陳寅恪先生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中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兩宋之世。”為什麼說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之世？宋代文化為什么能夠跨越百代，超過漢唐呢？這就是下面所要回答的問題。

一、華夏文化造極於兩宋的種種表現

政治上，宋代形成了中國歷史上乃至當時整個世界最完備的文官政治。宋代歷朝不僅宰相及政府各部用文臣，而且用文臣掌軍，擔任各級地方官吏。太祖對趙普說：“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天下，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王朝長達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堪稱“三代以下治安所無”。這與宋王朝限制武將、宦官、後族專權等一系列鞏固統治的措施是分不開的。但這些措施，有些也是雙刃劍，特別是對武將的過分防範，既有利於結束晚唐、五代以來的分裂割據，又使南北宋實際從未完全統一過中國，最後是北宋亡於金，南宋亡於蒙。

哲學上形成了程朱理學。漢、唐儒學解經，重名物訓詁，宋儒解經重義理性命之說，故被稱為理學或道學，後人又稱為新儒學。《宋史》在《儒林傳》外，專設《道學傳》，就說明了道學與此前的儒學有較大的區別。程頤說：“今之學者歧而為三，能文者為之文士，談經者泥為講師，惟知道者乃儒也。”他所說的“談經者”即古之儒士，“知道者”即宋代的道學。宋初陳摶的《先天圖》、《太極圖》已開宋代理學的先河，其後胡瑗、孫復、石介有“宋初理學三先生”之稱。但理學的真正創始人是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直至南宋朱熹始集其大成。理學是宋代文化的突出特色，對宋、元、明、清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各個領域無不打上理學的烙印，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佔統治地位的思想。

宋代的史學特別發達。《春秋》之後，中國最重要的編年體史書為宋代司馬光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鑑》，從先秦至宋前，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是宋以前的編年通史。全書體例謹嚴，結構完備，文字質樸簡潔，敘事清析，文筆流暢，不僅具有史學價值，而且富於文學色彩。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都是編年史名著。中國史書的又一種寫法為紀傳體，始於司馬遷的《史記》，以後歷代相襲，成為中國的正史。歐陽修撰有兩部正史，即《新唐書》和《新五代史》。南宋還產生了紀事本末體史書，以重大歷史事件立目，獨立成篇，各篇又按事件的時間順序撰寫，這就是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此書影響很大，繼踵者很多，有《左氏傳事類始末》、《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現已形成完整的系列。

宋代科技也很發達，沈括博學多聞，對天文、地理、典制、律曆、音樂、醫藥等無所不通，所著《夢溪筆談》被英國的李約瑟博士譽為中國科技史上的里程碑。北宋另一位大科學家是蘇頌，他對中國的天文學和醫學都作出了巨大貢獻。宋代還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雕版印刷普遍使用，故宋代圖書的撰著和流通均大大超越前代。翻開任何一部古籍目錄，都不難發現，無論經史子集，一至宋代就陡然增多，宋人著作流傳至今者有五千餘種。正如《宋史•藝文志序》所說，當時“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捲帙，累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

宋代文學更取得了驕人的成就。宋詞最能代表宋代文學的特色，王國維在《宋元戲劇史序》中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宋詩在唐詩的基礎上別樹一幟，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於唐詩的風貌。從南宋起在中國文學史上長期存在的唐宋詩之爭，說明宋詩取得了可與唐詩抗衡的地位。中國是詩的國度，也是文的國度。宋文數量很大，《全宋文》現已出齊，全書共360冊，8345卷；含宋文作者9178人，收宋文178292,字數達一億一千多萬字，是《全唐文》的十一倍，是先秦至宋以前文章總和的七倍。宋文諸體漸備，舊有文體有了新的變化，並出現了不少新興文體，如詩話、詞話、筆記、日記、楹聯、話本小說、雜劇和南戲等。宋文風格多樣，流派紛呈，名家輩出，名作如林，所謂唐宋古文八大家，宋居其六就是明證。如果說宋詞最能代表宋代文學特色，那麼宋文則最能代表宋代文學的成就。

宋代藝術的各個領域頗富創新精神，書法有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蔡襄，一說蔡京）四大家。繪畫有以蘇軾、文同為代表的文人畫湖州畫派。宋人對音樂也有深入研究。范鎮在音律問題上曾同司馬光反复爭論，僅《與司馬溫公論樂書》就多達十四篇。徽宗專設大晟樂府，使詞從民間和文人詞取得國家樂府的正式地位，影響甚大。隨著宋朝城市經濟的繁榮，戲曲藝術也很繁榮。北宋京城開封是“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調弦於茶坊酒肆”。在開封城內，有大小勾欄五十餘座，上自皇帝近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喜觀看雜劇，一台《目連救母》，連演七十八日，觀者如堵。北宋滅亡後，部分藝人被擄北去，部分藝人流落到江南，杭州的勾欄瓦肆更是鱗次櫛比，規模數量都遠遠超過開封。一些戲劇史說宋代只有宮廷演出的記載，沒有民間演出的記載。而南宋周南的《劉先生傳》生動反映了當時街頭演出的盛況，為我們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南宋戲劇史料：演員共五人，三男二女，演出場所皆為市人會聚之地；演出帶有娛樂性(“資旁觀者笑”)、營業性(“自一錢以上皆取”)，這與今天民間藝人的街頭演出很相似。

北宋時，沈括在太行山麓找到了蚌殼化石，確認了太行山是大海演變成高山的。

蘇軾、米芾、蔡襄、黃庭堅的書法打破了以往一味講求法度的格局，具有鮮明的文人個性。

二、對傳統文化的承傳與開拓

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這與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承傳與開拓是分不開的。太宗組織文臣校訂經史群書，如《五經疏義》、《史記》、《漢書》、《後漢書》等，並編纂新書，北宋編有四部大書，這就是《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太平廣記》收稗官野史、小說筆記多達四百七十五種，很多書早已失傳、殘缺，賴此書得以保存，至今仍是我們研究小說史的重要資料。《文苑英華》上續《文選》，廣收南朝梁末至唐代的詩文，張說、李商隱等的很多詩文均賴此書保存，是清人編《全唐詩》、《全唐文》的重要資料來源。《太平御覽》引書更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種，保存了大量古籍佚文。

今天我們讀到的宋以前的總集、別集多含有宋人的收集整理、校勘箋注之功。宋人最推崇的前代總集一為《詩經》、二為《楚辭》、三為《文選》。《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被尊為六經之一。歐陽修、蘇轍、範處義、王質、朱熹、呂祖謙、楊簡、魏了翁等都有論《詩》注《詩》專著。宋以前奉毛傳、鄭箋、孔疏為神明，宋代興起疑古思潮，認為《詩序》“不足信”，朱熹《詩集傳》不錄《詩序》，自行探究《詩經》各篇之義，成為《詩經》學集大成之作。漢儒解《詩》多附會道德化意義，宋儒多以人情說解《詩》。歐陽修說：“古今人情一也，求《詩》之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矣。然學者常至於迂遠，遽失本義。”以人情說解釋《六經》更是三蘇父子的共同特點。

宋人特別推崇《楚辭》，特別是屈原的《離騷》。在漢代王逸的《楚辭章句》之後，唐代沒有出現過重要的《楚辭》注本。而宋代的《楚辭》注本不亞於《詩》注，如朱熹的《楚辭集注》之類。唐人有時對屈原的自沉汨羅似不理解，如白居易謂“長笑靈均不知命，江籬叢畔苦悲吟”。宋人卻對屈原深表崇敬，蘇軾的《屈原塔》詩頗能代表宋人對屈原的看法：“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蘇軾還有《屈原廟賦》對屈原之死也深表理解。

對《昭明文選》宋人有不同看法。蘇軾《題文選》批評《文選》“編次無法，去取失當……乃小兒強作解事者也”。蘇軾對《文選》的批評，並不為宋人所完全認可，張戒《歲寒堂詩話》認為蕭統“所失雖多”，但所得亦“不少”。因此，在蘇軾後，宋人仍很重視《文選》。宣和年間無名氏曾仿《文選》，編成《宋文選》三十二卷。尤袤曾校刻《文選》：“尤公博極群書，今親為讎校，有補學者。”可見即使在蘇軾批評《文選》後，《文選》仍是宋人學習的典範。

陶潛詩自然質樸，富有抒情色採，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為歷代詩人所推崇。宋人在創作上學陶者更多，蘇軾甚至盡和陶詩，對陶詩的評論也比唐人深刻得多。蘇軾最欣賞陶詩的感情真摯，其《和陶飲酒》雲：“道喪士失己，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冉眾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朱子語類》對陶詩也有不少中肯的評價：“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來。”

宋人對李白集也作了很多蒐集整理工作，宋初樂史所裒集的《李翰林集》，凡七百七十六篇。宋敏求後又多次輯佚，所得“無慮千篇。沿舊目而厘正其匯次，使各相從。以別集附於後，凡賦、表、書、序、碑、頌、記、銘、贊文六十五篇，合為二十卷。”曾鞏在京師編校史館書籍時，曾校正考次李白詩先後，作《李白詩集後序》，稱“餘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可見宋人對李白詩的輯佚、編年都下了很大功夫。

偉大詩人杜甫不僅在政治上終生潦倒，始終未能實現他那“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願；而且在文學上，也很少得到同時代人的應有重視。杜甫臨死前一年在《南征》詩中沉痛哀嘆道：“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即使在他死後，在樊晃、元稹、白居易、韓愈高度評價杜詩後，其詩仍不甚被唐人重視。北宋前期，杜甫仍被楊億譏為“村夫子”。真正普遍重視杜詩是在北宋中葉以後，他們廣泛蒐集、研究杜詩，而江西詩派更把杜甫作為自己的祖師爺。蘇舜欽編有《老杜別集》。王洙編有《杜工部集》，無論收詩總數、古近體篇數以及“賦筆雜著”的篇數都與今存杜集接近。後王琪又在王洙本基礎上，參照“古今諸集”，作了修訂，這一王琪鏤版本就成了後世所有杜集的祖本。今天我們還能讀到一千四百多首杜詩，應該感謝他們。宋代杜詩的注家很多，當時號稱有千家注杜。為了做到知人論世，不少宋人又為杜甫作年譜，為杜詩編年。評點杜詩較著名的是劉辰翁。宋人對杜詩的註釋、編年、分類、評點，充分說明了宋人對杜詩研習之深，這在唐代是見不到的。

宋人十分推崇韓愈，北宋古文革新就以韓愈為旗幟。錢鍾書《談藝錄》認為：“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矣。”在北宋中葉以前卻很難找到韓文，其後韓文大行於世。宋人還為韓集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文讜注韓集“積二十年之久”。方崧卿嘗校正《韓昌黎文集》，著有《韓集舉正》、《韓文公年表》。朱熹著有《韓文考異》，還選《昌黎文粹》。

宋代古文革新的另一旗幟為柳宗元。柳開“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肩愈(指韓)，字紹先(指柳)”。穆修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鏤板，在京城相國寺擺攤賣書。宋人曾多次刻印柳集，沈晦、常子正、嚴有翼、張敦頤都曾校正刊刻柳集，訂正達數千餘處。此外還有《韓柳音釋》、《柳文切正》、《柳文音義》之類的專著。

宋初蒐集李商隱詩文者，一為《文苑英華》的編者，李商隱《樊南甲乙稿》早已失傳，今所存者，乃從《文苑英華》錄出；二為錢若水，得李商隱詩“四百馀首”；三為楊億，得“五百八十二首”，這已與今存李詩相近。沒有他們的努力，今天我們就很難讀到這樣多的李商隱詩文。

李賀辭尚奇詭，宋代也有一些詩人效其體，範浚有《春融融效李長吉體》。薛季宣曾刊刻李賀集，有《李長吉詩集序》，謂宋代流傳的李賀詩有蜀本、會稽姚氏本、宣城本，並對李的人品和詩品給了很高的評價。趙衍《有重刊李長吉詩》，稱“長吉一出，會古今奇語而臣妾之。”宋末劉辰翁評點諸家集，亦含李賀詩。

《太平廣記》為我國古代著名的大型小說總集，北宋李昉等編輯。

秋聲賦意圖青瓦白屋，瘦木飄搖，霜天漸晚，遠峰朦朧，一派秋意蕭瑟的景象。圖中所表現的正是宋代大文豪歐陽修的名篇《秋聲賦》的意境。

宋蜀刻大字本《春秋經傳集解》

三、發展教育是宋代文化發達的重要原因

北宋在慶曆、熙寧、崇寧年間曾三次大規模興學，學校之設遍天下。中央設有國子監、太學、四門學，地方有郡學、府學、縣學，民間有書院、鄉校、家塾。宋代書院林立，著名的有應天府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濂溪書院、茅山書院、白鹿洞書院、麗澤書院、象山書院，它們成了當時學術的中心，聚集了一流的學者，培養了不少人才，形成了不同的學派。

由於教育的發展，宋人的文化素質遠遠高於前代，出現了很多神童、才女和儒將。宋代科舉設有童子科，“本朝童子以文稱者，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後皆為賢宰相、名侍從。”宋代有關神童的記載更是史不絕書。神童也非人人成才，王安石的《傷仲永》就是感傷神童成了庸人的名篇。

宋代才女也很多，最著名的是李清照、朱淑真。宋代“婦女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最眾”。王安石之妻吳氏、適張奎的妹妹、適吳安持的女兒、適劉天保的侄女皆能文工詩。據《宋詩紀事》，有詩存世的婦女多逾百人。她們在家中往往承擔了家庭教育的責任，宋代的很多名臣都與他們母親的教育分不開。宋太祖稱美參知政事賈黃中之母說：“教子如此，今之孟母。”宋太宗稱美蘇易簡之母說：“何以教子，成此令器，……真孟母也。”仁宗朝的參知政事宋綬也與其母“知書，每躬自訓教”分不開。三甦之所以能成為三蘇，更與蘇洵之妻、蘇軾兄弟之母程夫人分不開，她不僅促成了蘇洵從遊蕩不學到發奮苦讀，而且親自教蘇軾兄弟讀書，教育他們要以名節自勵。正如司馬光《程夫人墓誌銘》所說：“婦人柔順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齊其家，斯已賢矣。況如夫人能開發輔導其夫、子，使皆以文學顯重於天下，非識略高絕，能如是乎?”

由於宋太祖提倡武臣讀書，故即使行武出身的武將也往往知書；狄青“博覽書史，通究古今”；郭逵青年時代常“日懷二餅，讀《漢書》於京師州西酒樓上”；王安石稱美馮守信“自公在野，手不去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岳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

宋代登封嵩陽書院

四、鼓勵文人關心國是

相對寬鬆的文化政策是宋代文化發達的又一重要原因。宋太祖奪得天下後不久，建隆三年就立下戒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除南宋初年的陳東、歐陽澈因上書被殺外，宋代諸帝基本上是遵守了這一遺訓的。宋王朝十分重視廣開言路，鼓勵士人關心國是，批評時政，提出改革建議。唐宋都以詩賦考試進士，但唐代科舉考試重詩，宋則重賦。姚勉的《詞賦義約序》極論賦在宋代科舉考試中的地位：“國初殿廷惟用賦取狀元，有至宰相者。”而賦乃“規諫之文”，古賦多曲終奏雅，賦的主要內容為鋪陳排比，僅結尾點明規諫之意。但宋賦多以賦的形式議政，僅從題目就不難看出是議政議軍之作，如田錫的《開封府試人文化成天下賦》、《南省試聖人並用三代禮樂賦》、《禦試不陣而成功賦》之類。宋代還有非常設的製科考試，應此選者，一要繳進論、進策共五十篇，二要試六論，三要對禦試策。進論和試論多藉古諷今的經論、史論、政論；進策，特別是御試制科策更以議論時政為主要內容。蘇軾的《禦試制科策》是“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蘇轍的《禦試制科策》比蘇軾更激列、尖銳，矛頭直接對準年老的仁宗。他指責仁宗怠於政事，有“憂懼之言”，“未有憂懼之誠”，“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指責仁宗沉溺聲色之樂；“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謨，便殿無所顧問。”策入，在朝廷引起軒然大波，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有人反對錄取蘇轍。仁宗不愧為仁厚之君，他說：“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仁宗同時還讀到蘇軾的《制科策》，高興地說：“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蘇軾《上神宗皇帝書》說：“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

但宋代畢竟是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的王朝，文禍之多遠遠超過唐代。楊億諸人的《宣曲二十二韻》，譏刺真宗晝幸宮女，引起讒臣告密、真宗下詔，但也僅僅是警告而已，楊億諸人並未因此而獲罪。宋代有三大詩案，即烏台詩案，因蘇軾在《湖州謝上表》中發了兩句牢騷而起；車蓋亭詩案，因為吳處厚曲解誣告蔡確《車蓋亭》詩而起；南宋江湖詩案，因陳起所編的《江湖集》而起。這三大詩案基本上都是黨爭的產物，以個人恩怨為誘因，而成為政治鬥爭中打擊異己的工具，但也只是貶謫而已，並沒有殺過一個人。

文人們的聚會休閒活動

五、重視學習鄰國文化

宋王朝不僅注意承傳傳統文化，也很重視學習鄰國文化。宋代的民族矛盾一直很尖銳。為了防止洩漏國家機密，不僅對少數民族政權的文化交流採取了一些限制措施，而且對同中國少數民族政權關係密切的鄰國也採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是，即使如此，宋代的對外文化交流仍有很大發展。

中日文化交流，宋代遠遜於唐。在唐代，日本常派遣唐使來華，其成員有不少為世俗、僧侶學者。中國的著名文人如王維、儲光義、李白、劉禹錫等，都曾與日本人唱和，留下了不少佳話。但從唐末五代起，直至整個宋代，日本政府停止了向中國派遣使節、留學生和學問僧。但中日民間的文化交流仍在繼續。太平興國八年日僧奝然來華，獻日本國的《職員令》、《王年代紀》；又攜來《孝經》一卷、唐太宗子越王李貞《孝經新義》十五卷。《王年代紀》是日本史書，有助於中國了解日本天皇的承傳。太宗召見奝然，感慨本國之不足及日本的長處說：“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宇縣分裂，梁、週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冑，鮮能嗣續。朕雖德慚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為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奝然說：“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並求印本《大藏經》，詔給之。除日僧來華外，也有中國僧人去日本傳法。淳佑六年(公元995年)，宋僧道隆應日僧的邀請，率弟子數人東渡日本，創建長寺，宣揚禪風，頗受日本幕府及僧眾的歡迎。

以佛教為中心的中印文化交流超過唐代，出現了由政府資助的大型赴印取經團。由於《西遊記》，特別是電視劇《西遊記》的影響，唐太宗派玄奘西天取經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其實，玄奘雖曾正式表請赴印，但未蒙許可。貞觀三年因連年災荒，朝廷允許僧俗四出就食，玄奘才利用這一機會隨商人赴印。歷盡千辛萬苦，於貞觀十九年返回，才得到唐太宗的召見，並要玄奘翻譯佛教經典。在整個唐代似乎從未出現由政府派僧赴印取經。相反，宋太祖曾派繼隆等三百人赴印度求佛法。後又有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法，詔許之，並賜錢三萬遣行。非政府派遣的宋僧個人赴印取經，較之唐代也要多得多。天聖中僧人懷問曾三往天竺，這也是唐代所沒有的。淳化四年詔西邊諸郡，梵僧來，中國僧西遊而還者，所持梵經並先具奏，封題進上。這既表明宋王朝十分注意搜羅梵經，又表明梵僧來中國及中國僧西遊而還者數量一定十分可觀，因為政府不可能為個別僧人下此詔令。印度僧人來華者也很多，有的還在中國擔任僧職。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吳越王錢俶曾遣使向高麗求取佛典。次年高麗即遣僧諦觀送諸教典籍來吳越。宋代還從高麗回流一些儒家典籍，如《京氏易傳》。高麗的文化用品也廣泛傳入中國，並為中國士人所喜愛，常常作為禮品贈人，如高麗紙、高麗墨、高麗猩猩毛筆、高麗松扇、高麗飲器、高麗磨衲(袈裟)之類。蘇軾曾被命出使高麗，後因大臣“惜其去”，未能成行，秦觀《客有傳朝議欲以子瞻使高麗，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罷之，作詩以紀其事》可證。高麗常派留學生來中國求學，金行成在中國進及士第後，留在中國做官，累官至殿中丞，通判安州。元豐末和元佑初，高麗文宗第四子、僧統義天來華問法學道，中國給予他很高的禮遇，完全是破格接待。義天帶來中國當時已失傳的《賢首章疏》，還以金書三譯《華嚴經》一百八十卷贈杭州慧因寺，慧因寺特為建閣藏此經，故俗稱慧因寺為高麗寺。

宋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最突出的特點是漢籍的大量外傳。宋以前，中國典籍基本上靠手抄流傳，連中國人自己要得到一部書都很困難，對外傳播更微乎其微。宋代刻書業很發達，大量圖書通過公私渠道流傳到國外和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政權所統轄的區域。宋王朝對此雖有一些限制，但限制未必生效，主要是限制涉及國家機密的詔令、奏議、策論等的外傳，對各國索取其他圖書，宋王朝基本上是有求必應的。流傳到高麗的宋代典籍，包括了宋以前的主要典籍及宋代編印的重要圖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蜀版《大藏經》等。沒有印刷術的發展，這樣大部頭的圖書很難外傳。

蘇東坡題扇圖

六、儒釋道三教並重

宋代較為寬鬆的文化政策還表現在儒釋道三教並重上，五代戰亂頻仍，儒學衰落，太祖建國，即命增葺學宇，塑先聖先師像，優待孔子後裔，以孔子四十四代孫為曲阜主簿。以後宋代諸帝都以優待孔子後裔來表明他們的崇儒。太宗以孔宜襲封文宣公，免其家賦稅。真宗幸曲阜，謁文宣王廟，賜錢三十萬。仁宗改封孔子後裔為衍聖公，以後代代沿襲。各類學校都以教授儒家經典為主要肉容，普及教育是重視儒教的集中表現。

宋代諸帝從尚文抑武出發，對儒釋道三教都扶持，大大推動了融儒釋道為一體的宋代理學的形成和發展。周世宗鑑於寺院佔有大量土地和人口，曾下令廢除寺院三萬餘所，僅保留二千七百餘所。太祖建國後，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修廢寺，禁毀佛像，派人往成都監雕《大藏經》，這就是著名的《開寶藏》，亦稱《蜀藏》。河南府進士李藹作《滅邪集》反對佛教，太祖以非毀佛教，誑惑百姓的罪名把他流放沙門島。太宗特設譯經院，分為譯經、校經、印經三部，由印度僧人天息齋、法天主持，大量釋譯佛教經典，並親自為所譯佛經作序，還撰寫了《蓮華回文偈》，稱“朕機務之暇，留心釋典，乃構回文之偈，精求玄妙之源”。他大建佛寺，廣席僧尼。真宗撰《崇釋論》，稱“釋氏戒律之書，與週、孔、荀、孟異跡而道同，大旨勸人之善，禁人之惡”；認為“釋道二門，有補世教”。宋代以後諸帝，除徽宗崇道抑佛外，其他都是扶持的佛教的。

宋代諸帝也崇奉道教。太祖征北漢途中，特地召見真定府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賜以茶絹銀器。太宗厚待陳摶，認為他“獨善其身，不干勢利”，令居闕下，增葺其所居雲台觀，與之賦詩唱和。真宗為偽造天書符瑞，對道教更加尊崇。他令天下普建道觀，在京城大修玉清昭應宮。他親率文武大臣到亳州進謁太清宮，尊老子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他把秘閣道書和太清宮道書悉數送往杭州，以蘇、越、台州的舊有《道藏》加以校定，編成《新校道藏經》。徽宗崇奉道教更到了瘋狂的程度，下詔訪求道教遺書，刻成《萬壽道藏》，這是我國第一部鏤版的《道藏》。他設道階，置道官，給俸祿，宮觀皆賜田。他自稱教主道君皇帝，企圖以道代釋，改佛寺為宮觀。又詔道士與郡縣官以客禮相見。徽宗把道教的地位抬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但也加劇了釋道矛盾。因此，欽宗一繼位就下令一依祖宗舊制，道士官階並與追毀，特權也漸被取消。南宋諸帝仍保護道教，但再未出現真、徽二帝時期那種畸形興盛。

就主流說，宋代儒釋道並崇是有利於宋代文化的繁榮的，是宋代理學形成和發展的重要背景之一。宋代士子好自稱居士，僧、道文人化，文人僧、道化，都是宋代諸帝儒釋道並崇的產物。真宗謂“三教之設，其旨一也”，實際得到了三教多數人的擁護。僧人契嵩既通佛典，又悉儒經，其《鐔津文集》多論佛道與王道合。天聖中東京上清宮道士說：“非道教無以升君子，非釋教無以化下愚，非儒教無以理國家。”由此可見，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宋代是何等深入人心。

出土於河南鞏義的蓮蕾佛手

七、崇尚文化的社會風氣

華夏文化為什麼能夠造極於兩宋之世呢？宋代文化繁榮的原因很多，中唐以來的社會變革，特別是庶族地主取代門閥地主而登上政治舞台，工商業的發展，特別是唐代文化的繁榮，都是宋代文化繁榮的原因。而宋代社會崇尚文化的風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宋代開國之君趙匡胤，曾經歷了一個從輕視儒生到重視儒生的過程。他擴展汴京外城，親自規劃，到朱雀門察看，指著“朱雀之門”的匾額問宰相趙普：“何不只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趙普回答道：“語助。”太祖笑道：“之乎者也，助得什麼!”後來南唐詞臣徐鉉因修職貢入朝，需差伴臣，趙匡胤卻差一個文盲去作伴臣。徐鉉詞鋒如雲，伴臣唯唯諾不能答。徐鉉高談數日，如對牛彈琴，後來也只好默默無語。這既是太祖的機智，也是他對文士的輕蔑。

但有一件事刺激他重視文士。幹德改元，他曾告喻宰臣，年號需擇前代所未有的。後平蜀，蜀宮人入宮，其鏡竟有“幹德四年鑄”字樣。太祖出示宰臣，皆不能對，而學士竇儀說：“蜀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得。”太祖感慨道：“作宰相須是讀書人。”從此大重儒臣，並勸臣子讀書。

在宋代，匯聚圖書也成為上層社會的喜好。宋太祖雖在軍中，也會不惜千金購買版本少見的圖書。他隨周世宗平淮南，有人讒毀他，說他攻下壽州，所載數車皆貴重之物。世宗遣使檢驗，只有書數千卷。宋太宗也致力於聚書，他在位期間曾多次下詔求書，大建藏書之館，棟宇之製，親作規劃，輪奐壯麗，甲於內庭，賜名崇文院，藏書八萬卷。

購買收集圖書，自然也使讀書的風氣盛行。宋太宗曾多次說：“朕萬機之暇，不廢觀書”、“朕每日退朝，不廢觀書”、“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興廢，以為鑑戒。”因為讀書多，宋太宗很有一些讀書的經驗。比如人們見到大部頭的書常常畏懼，認為無法讀完。《太平御覽》一千卷，宋太宗日讀三卷，“因事有闕，則暇日追補”，並由此得出讀萬卷書也不難的結論。這對我們很有啟發。

收書、讀書的風氣還促進了還促進了圖書的整理和出版。宋代士人喜著述，喜收藏整理古籍。時至今日，在學術研究上，宋版書的地位和價值是無法替代的。景德二年五月，宋真宗到國子監閱書庫，問祭酒邢昺有多少書板。昺回答說：“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臣少時業儒，觀學徒能具經疏者百無一二，蓋傳寫不給。今板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時之幸也。”從宋初建國到景德二年僅四十餘年，書板增加了二十幾倍，從“具經疏者百無一二” ，變成“士庶家皆有之”，發展之速實在驚人。以後宋神宗繼續訪求遺書，得書近萬卷。徽宗也多次下求書之詔。靖康之變，藏書散失。宋高宗南渡後，詔定獻書賞格。自紹興至嘉定，散佚之書搜得十之八九，加之著書立言之士更多，藏書反多於北宋。淳熙中編《中興館閣書目》，比北宋編的《崇文總目》多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

現在人們常常將唐詩和宋詞並稱，可見宋詞水平之高。在宋代，寫詩填詞也是士人的重要生活內容。即使在今天，我們也依然能見到王安石、陸游、朱熹等人的書跡，發現他們是在多麼愉悅地書寫自己的詩詞作品。在宋代，就國家文化建設成就而言，以太宗為最；就個人文學藝術成就而言，則當以徽宗為最。宋人傳說徽宗是南唐後主李煜後身，這自然是迷信，但他們確有很多共同之處：文學藝術上都是天才，政治上卻是庸主，是亡國之君，都從君主變成了階下囚，最後都身死異鄉。宋徽宗在被金人俘擄後，有《眼兒媚》詞，上闋憶玉京繁，下闋嘆胡沙蕭索，很有李後主風味：“玉京曾憶昔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繞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管，吹徹梅花。”

此外，在宋代，詩詞唱和也成了主流社會的一種風尚。蘇軾的許多重要作品，如《赤壁賦》，都曾在他的書信中抄寫示人。中宋太宗時，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制詩賜之，其後累朝遵為故事。而宋真宗每觀畢一書，即有篇詠。

由於宋代社會風氣崇尚文化，即使是皇帝也願意親自寫一些文學作品，以表示自己的文化素養。宋代諸帝都編有所謂《御製集》，動輒數十卷，甚至數百卷。據記載，宋高宗曾作過一篇《春賦》，命徐本中校訂。有人想讒害徐本中，就對高宗說，《春賦》是您作的，可是徐本中卻對別人說是經過他修改潤色的。高宗聽了頗不高興。堂堂君主與臣下相爭，未免有些心胸狹隘，但也說明宋代皇帝不願假手於人，並十分看重自己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