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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豫之行日记(2)- 萧功秦 - 第三页--古书院之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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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15日星期二  晴    古书院之破落   我的人生哲学

早上八点离开陵川宾馆。一路上与孝感的一位研究状元历史的学者谈了一个小时。他写了六本书,每个朝代一本,《宋代状元奇谈》,只有这样的书名,才有卖点,才有可能被出版社免费出版。他研究了十八年,合起来有一百二十万字,这些书已经被台湾与香港指定为研究生指定参考书,他的环境十分艰苦,妻子生病在床,无法自理,没有科研经费,没有文凭,在湖北一个小学校,在学术界不受重视,支撑他的就是治学的欢悦,民间有不少这样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他的下一计划是研究状元文化现象。

到了晋城市,乘出租车到晋城古书院,那是北宋程颐在晋城做三年县令时设立的书院,程颐在这里开风气之先,培养了一大批当地人才并转移了风气,书院一直延续到清代。现在已经破旧不堪,早已经改为村民家居,但仍然能大体上看出当年书院的格局,与南方四合院式的格局仍然有很大的不同。据陪同我看的管理人员告诉我,这里一部分纳入到旧城改造的计划,另一部分要保留并整修,我说这两方面结合到一起真是不伦不类,如同瓜皮帽搭配西装。他表示也无能为力。

中午在晋城上车赴郑州。一路上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位周口的从事婚纱业的女青年,她有点晕车,把服务员叫成“美女”,我很好奇,问为什么,她说这是口误,是职业习惯,他们已经习惯地把未婚女青年称之为“美女”,未婚男青年称之为“帅哥”。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看来电视网络手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对这样偏远的地区都产生了与上海同样大的影响。我当时正问服务员要水,她以为我是为她晕车而要水来帮助她。她向我表示谢谢,很惭愧,我其实原先并没有想到她,很不好意思地把水递给了她。

下午,住进一个大学的招待所里。这个大学现在已经空下了好些大楼没法利用。为什么会如此?原因是一位首长在任时,说了一句话,研究生大学生统统住到新建的郊外的大学城新校区去,那里被批了四千亩土地,向国家银行贷款多少亿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记住的是,利息就每年达一个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每年学生所交的全部学费加在一起,也抵不上还这一亿元利息。首长一句话,就可以如此决定政策,科学决策不知如何说起,也许这位首长已经把这些说的都忘记了。我们的官员们总是有一种“大跃进情结”,毛泽东时代有大跃进,华国锋时代有洋跃进,这位书记则是在搞“政绩大跃进”。政绩意识、面子工程,加上长官集权,一言堂,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一定会不断派生出此类现象。我们强而有力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对于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功不可没,但新权威主义也是两面刃,我们这种缺乏制衡与约束机制的体制,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政治体制改革,总有一天要出大问题,犯大错误。

晚上,与几位研究生见面,一位是文学研究生,一位是上海哲学博士生,还有一位也是学社会科学的,大家一起去一家羊肉店用餐。并在那里谈了几个小时。 我谈到自己的人生哲学,我虽然不是宗教徒,我们家族中似乎没有一个信教的。但我的人生哲学却具有了宗教同样的作用。首先,我在自己无能为力的“体制内”领域,采取退隐的与世无争的态度,从而避免了种种世俗的挫折与焦虑,在体制内,并不想成为任何人的竞争对手,当然,如果不公正地对待我,我也会抗争,决不会逆来顺受,无动于衷,但我的精力并不在此。而在精神领域,在知识审美领域,我却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与新鲜感,并力求以自己的知识与创造性的思考来解释它,从中获得一种自我实现,这种创造性的欢乐是人生最高层次的欢乐。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如果你不能从学问中获得陶醉感,那就离学术远一点。”我在这一点上,自信还是有了一点特立独行的精神的。我对她们开玩笑说,如果允许我把电脑带进监狱,我在那里度过二十年也许生活得与在自由世界差不太多,当然这是极而言之,没有人愿意这样做,除非契柯夫小说“打赌”里的那个主人公,他与一个银行家打赌,志愿在封闭屋里度过十五年,只要每天给他送书。后来他承认自己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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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于: 2010-08-15 1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