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也是《新青年》編輯委員，與陳獨秀工作時接近。在北大他是圖書館長。李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從日本作家的筆下得與馬克思思想接近。在《新青年》裡，他發表了苦於關於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的文章。他的立場表現出當日中國知識分子所遇難關:雖有無數理論上的選擇，卻缺乏一個實際上的方針以解決面前的問題。李大釗於是集合中外思想予以裁剪選擇，構成他自己的一種系統。不過其結果並非一種無光彩的妥協。不像陳獨秀，他沒有放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他也預料到中國的革命會扯上一種強烈的農民運動。他不規避暴力，而認為引用暴力去推翻一個以暴力起家而且用暴力作行政根據的政權並無不合理之處。他提到民主與自由，卻又用道德的名義強迫執行使之兌現，有如盧梭。在這些方面，他留給毛澤東的影響至為深重。在北大圖書館，他也僱用毛澤東為臨時工作人員。

在這群思想家之間，代表美國的影響者為胡適。他畢業於康乃爾大學，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此時在北大為哲學教授。胡對五四運動主要的貢獻為提倡白話文，以代替傳統的文盲。他的性格和思想上的立場與以上的同事相反，他主張實用，而不主張以“主義”作標榜，因此他沒有被當時青年熱烈擁戴。後者多為革命之浪漫主義者，企望找到一種意識形態的公式得到立即解放。胡的實驗主義（也是主義？），一部分來自其美國老師杜威（John Dewey），可以用“一點一滴”的觀念概括，因之他不両國民黨所統轄的城市都在拘捕槍斃共產黨員，蔣總司令和國民政府以自衛為解釋。他們提及共產黨人陰謀從內奪取政權。共產國際甚至鼓勵中共對蔣作人身傷害。中共和一部分外國人士則指摘蔣介石背信，他有了上海金融界支持，已不需蘇聯援助。

美國新聞記者艾薩克（Harold Isaacs）稱這段分裂為“中國革命之悲劇”。這“悲劇”也可以由五四運動領導人物之出處一眼看出。李大釗為中共發起人之一，被張作霖於1927年拘捕後絞死。陳獨秀也是中共發起人，並且被選為第一任秘書長。因為1927年所受的挫折，他首先被黨中人士罷免秘書長，次又開除黨籍，以後他更被國民黨政府拘獲而判徒刑，1942年因癌症死於獄中。蔡元培利用他為國民黨元老的身份保障人權，防制以學生運動遂行政治目的。直到1940年去世，他一直不受南京政府〔後遷重慶）歡迎。魯迅替上海一家報紙寫專欄，也在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里活動，卻終身不離開上海公共租界，最後死於1936年，享年55歲。胡適在國民黨統治下任北京大學校長，日後他的著作極受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無情批判。 1958年後他在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死在任上。此外尚有五四時代的學生領袖，如羅家倫和博斯年，都在台灣以教育家的地位著稱。但是20世紀中國一大哲學史家馮友蘭留在大陸，受當局批判無數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