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發現自己並非社會上之“不適分子”，很少人能心安理得為自己與任何現存社會經濟集團視為一體。因為缺乏出路，知識分子常有歸返以前社會習慣之趨勢。縱為新學制的大學生，不少仍持著日文士官僚型態。既為受有教育之精英，他們自認為昔日官僚集團之繼承人，應當有資格獲得同樣的安全與特權。這樣一來，五四事件超過了一場示威與抗議，它要各個人參與。如果這群年輕人覺得潛水艇夾肉麵包內的萵苣葉和蛋黃醬缺乏構造的嚴密性，因之無從發揮應變能力，他們無可推接，也無旁人可以責備，只能自己應聲而出解決問題。這信息開始傳布時，這上面的一塊麵包開始變化，打破2000年來的慣例，因此成為以後50年長期革命之工具。

（注:中國就像一個龐大的“潛水艇夾心麵包”。上面一塊長麵包稱為官僚階級，下面一塊長麵包稱為農民。兩者都混同一致，缺乏個別色彩。當中的事物，其為文化精華或者施政方針或者科舉制度的要點，無非都是一種人身上的道德標準，以符合農村里以億萬計之的小自耕農的簡單一致。以這道德標準輔助刑法，中國缺乏結構上的實力足以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她缺乏必要的應變能力。）

這種行動成為可能，因有後面之激擾與醞釀。把這背景更向後推，我們更要提及幾十年來教士的工作和開通商口岸以來中外的接觸，以及自強運動之遣派留學生。又有偉大的翻譯工作人員，如嚴復與林紓，他們使孟德斯鴻、亞當斯密、大小仲馬、巴爾扎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國讀者見面。只因為“五四事件”不過是學生運動，中國的作家和歷史從業員認為另有“五四運動”，是為知識界準備工作，以激盪其行動。這運動由大學教授組織，在各學府構成，尤以北京大學為最。在歷史上它可以看成以1917年為始點。經過五四事件之後，這運動傳得更遠大。只是行動上更增加動力的時候，五四運動之為一種知識界運動，只持續了約2年。大概到1921年夏天，它可說用盡了它的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