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清代

    清代的書論對書法的各個方面討論得更為細緻，但因體例不能統一，故稍顯瑣碎。

    馮班《鈍吟書要》對唐、宋行書的取法和書風作出這樣的歸納：

    “結字，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則從心所欲而不逾矩。……唐人行書皆出二王，宋人行書多出顏魯公。”

    梁 《評書帖》所言與之近似：“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

    這個時期的許多書論對於用筆尤為注重。朱履貞《書學捷要》曰：“學書要識古人用筆，不可徒求形似……”錢泳《書學》雲：“松雪書用筆圓轉，直接二王。”劉熙載《藝概》論用筆頗多，雲：“書重用筆，用之存乎其人，故善書者用筆，不善書者為筆所用。”周星蓮《臨池管見》雲：“楷書如立，行書如走，草書如飛，此就字體言之。用筆亦然……”包世臣《藝舟雙楫》雲：“古帖之異于後人者，在善用曲。……至永師，則非使轉處不復見用曲之妙矣。……故米、趙之書，雖使轉處，其筆皆直。而山陰偽跡多出兩家，非明于曲直之故，惡能一目辨晰哉!”這一段話對於實際書寫很有指導意義，所謂“善用曲”，即與張照所說的“著意”、董其昌所說的“留得筆住”相同。張照《天瓶齋題跋》曰：“書著意則滯，放意則滑。”董其昌《容台集》雲：“唐人書皆回腕，宛轉藏鋒，能留得筆住，不直率光滑，此是書家相傳秘訣。”

    《藝舟雙楫•答熙載九問》有兩段將結字、章法之根本歸結到用筆：

    “結字本於用筆，古人用筆悉是峻落反收，則結字自然奇縱，若以吳興平順之筆而運山陰矯變之勢，則不成字矣。分行布白，非停勻之說也，若以端若引繩為深于章法，此則史匠之能事爾。故結體以右軍為至奇。……蓋二王以前之書，無論真行，帖中所無，不能撮合偏旁，自創一字以參其間;侍中以下，則漸可以後人體勢入之而不嫌矣。”“爛漫、凋疏，見於章法而源於筆法。”

    這時對於書家氣質與書品關係的討論也更細緻。錢泳《書學》謂：“張醜雲‘子昂書法溫潤閒雅，遠接右軍，第過為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非正論也。褚中令書，昔人比之美女嬋娟，不勝羅綺，而其忠言讜論，直為有唐一代名臣，豈在區區筆墨間，以定其人品乎!”“一人之身，情致蘊於內，姿媚見乎外，不可無也。作書亦然。古人之書原無所謂姿媚者，自右軍一開風氣，遂至姿媚橫生，為後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謂姿媚為大病者，非也。”劉熙載《藝概》：“高韻深情，堅質浩氣，缺一不可以為書。”“凡書論氣，以士氣為上。”“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是則理性情者，書之首務也。”

    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為的一些崇碑的理論雖然目的在於在行書之外另闢蹊徑，但首先對歷史上的行書作回顧與反思。

    阮元《南北書派論》分析行書的盛衰及風格原因說：

    “正書、行草之分為南、北兩派者，……南派乃江左風流，疏放妍妙，長於啟牘，減筆至不可識。而篆隸遺法，東晉已多改變，無論宋、齊矣。”

    “舊稱〔《宣和書譜》〕初師鐘、魏，攜《宣示表》過江，此可見書派南遷之跡。晉、宋之間，世重獻之之書，右軍之體反不見貴，齊、梁以後始為大行。(《南史•劉休傳》：‘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反不見重。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梁亡之後，秘閣二王之書初入北朝，顏之推始得而秘之。”

    “至宋人《閣》、《潭》諸帖刻石盛行，而中原碑碣任其藐蝕，遂與隋、唐相反。”“北朝族望質樸，不尚風流，拘守舊法，罕能通變。惟是遭時離亂，體格猥拙，然其筆法勁正道秀，往往畫石出鋒，猶如漢隸。”

    阮元又於《北碑南帖論》中對行書上石提出自己的看法：

    “唐太宗幼習王帖，於碑版本非所長，是以禦書《晉祠銘》〔貞觀二十年，今在太原府〕筆意縱橫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此後李邕碑版名重一時，然所書《雲麾》諸碑，雖字法半出北朝，而以行書書碑，終非古法。故開元間修《孔子廟》諸碑，為李邕撰文者，豈必請張庭 以八分書書之，豈亦謂非隸不足以敬碑也。”

    包世臣《藝舟雙楫》對於臨習法帖的落腳點和前景闡述得很詳盡：

    “書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質。然性情得於心而難名，形質當於目而有據，故擬與察皆形質中事也。”

    “擬雖貴似，而歸於不似也。然擬進一分，則察亦進一分，先能察而後能擬，擬既精而察益精，終身由之，殆未有止境矣。”

    “要之，每習一帖，必使筆法章法透入肝膈，每換後帖，又必使心中如無前帖。積習既久，習過諸家之形質性情無不奔會腕下，雖日與古為徒，實則自懷杼軸矣。”

    劉熙載《藝概》也對行書風行以及南派書風獨領風騷的原因作了探討：

    “……崔、盧家風，豈下于南朝羲、獻哉!惟自隋以後，唐太宗表章右軍；明皇篤志大令《桓山頌》，其批答至有‘桓山之頌，複在於茲’之語。及宋太宗複尚二王，其命翰林侍書王著摹《閣帖》，雖博取諸家，歸趣實以二王為主。以故藝林久而成習，與之言羲、獻，則怡然；與之言悅、諶，則惘然。”

    《藝概》還從王獻之的法帖總結出技藝嫺熟、淋漓揮灑對於書家的意義：

    “歐陽《集古錄》跋王獻之法帖雲：所謂法帖者，率皆弔喪、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于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使人驟見驚絕，守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

    康有為《廣藝舟雙揖》中也有關於行草的專論，如(行草第二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