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宋代

    宋代書論以隨感式或題跋式的語錄體最為典型，它們常常閃爍著耀眼的靈感，但往往極少考慮其體系、架構之完備，而且一些脫口而出的快語必須放到當時書壇的特殊背景中去理解。

    首先看黃庭堅《論書》兩則：“《蘭亭》雖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為准。”“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于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

    第一條是以《蘭亭序》為例談臨摹的，認為不必拘守古人字帖；第二條則更進一步，要減少親手臨摹，憑肉眼得其“神”，下筆便可隨“意”。一般認為，“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這一結論就與黃庭堅等人所提倡的學習方法也有緊密的聯繫，它是宋代書風特色之所在，同時也直接導致了後世論者對於宋代書法欠於法度的種種不滿。針對初學者，在此有必要指出：至少在字面上看去，黃庭堅沒有完全放棄臨摹，所謂“張古人書于壁間，觀之入神”就是通常所說的“讀帖”。讀帖與臨摹是不可或缺的，讀帖側重於大腦對形與神的思考和分析，臨摹可以訓練手的靈活，以便與腦配合，所謂“心手相應”。古人凡下筆即提毛筆，手上功夫了得，今人常用鋼筆、圓珠筆乃至電腦鍵盤，對於運用毛筆很生疏，應該重視臨摹以彌補不足。在臨摹的方法上，一個行書學習者很本能地喜歡接受黃庭堅的觀點：“不必一筆一畫為准”，因為寫行書時筆鋒在字中流動遊走，絡繹不絕中有快慢變化，很少思考修正的時間。但是，本書提倡：雖一筆一畫不失其位置。達到這個能力之後才可以談變通。每個字都要通過特定的結構體勢傳達特定的神，寫照而後能傳神。

    可能正是注意宋代當時人疏於功夫的欠缺，一些書論強調楷書學習對於行書的重要性，而這一點在唐代似乎屬多餘之舉。

    蘇軾《論書》雲： “書法備于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趙構《翰墨志》曰：“士于書法必先學正書者……”

    姜夔《續書譜》對於行書用墨的特殊性與楷書作了比較：

    “用墨 凡作楷，墨欲幹，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妍，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

    《續書斷》專有“行書”一節：

    “行書嘗夷考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書不同。大率變真,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複晉代諸賢，亦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柳、蘇、米，亦後世之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所貴乎作纖間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備具，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學，可以兼通。”

    行書源流間題一直是書論不可避免的話題。至宋代，行書的最輝煌時代都已一一出現，但這似乎無助于對行書本原的解釋，姜夔依然認為“行出於真”。這個局面大約一直維持到20世紀初。張宗祥《書學源流論》雲：“由正行草三體書觀之，似由正而行，由行而草，草為最後起之字。然餘有疑焉。”隨著對出土材料的深入考察，行書不晚於楷書出現已是世所公認。郭紹虞先生雲：“行也不出於楷”，“乃是行出於草而楷出於行”。“行書和草書是同性質的，所不同的，不過程度上有區別，行書偏于中和性罷了”。“那麼行書之稱何以要到漢末才起呢？這是因為以前雖有草體之實，尚無草書之名，所以行、草可以不加區別：等到草書之名既起，而且成為書家藝事，失掉文字的作用，於是便於書寫的行書，就為適應需要而產生了。所以行書之起，是由於草書脫離實際，不便認識也不便書寫，失掉文字的作用,才代替草書作用而新興的字體”。祝嘉《書學史》雲：“若求簡捷，而便於用，則舍行(書)何求。故行書者，當創於草書之後，鑒於草之捷而不便也。”秦漢簡牘陸續出土為考察字體流變提供了充分的材料，草書的成熟應早于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