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兩晉時期

    西晉也沒有留下述及行書的書論。

    成公綏(231一273年)《隸書體》謂：“蟲篆既繁.草槁近偽，適之中庸，莫尚乎隸。”中庸的原則貫串于中國傳統的美學思想中，書法理論也不能例外。《隸書體》較早地將這條原則明確提出，而且專門針對字體的應用，對於行書的大行天下也具有深遠意義。劉熙載《藝概》雲：“書凡兩種：篆、分、正為一種，皆詳而靜者也；行、草為一種，皆簡而動者也。”行為顯然是一種動、靜之間的字體，除了動與靜折中外，行書還有許多的特色都比其他字體更加直接地符合中庸原則。

    衛恒(?一291年)《四體書勢》詳列《字勢》《古文》、《隸勢)、蔡邕《篆勢》、崔瑗《草勢》，卻沒有專辟《行書》，但還是於隸體段落中附帶提及說：“魏初，有鐘、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于劉德升，而鐘氏小異，然各有其巧，今盛行於世。”這說明行書在當時地位雖遜於隸書，但成就已足為士林寓目。

    索靖(239一303年)《草書勢》有這樣幾句話描述草書：“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實際上相對於草書以前的各種字體來說，草書真的有些分崩離析的況味。那麼這裡的“守道”、“大象未亂”除了強詞奪理之外，顯然流露出對草書的某種失望和一些不甘心，這些需要靠行書的某些特徵來彌補。

    東晉留下了一段專門描述行書的書論--王瑉(351一388年)的《行書狀》。它保存于唐張懷瓘《書斷》中。此前專論篆、隸、草的書論皆已有出現，獨不見專及行書者。王瑉此作與東晉行書之繁盛有極大關係,其意義重大。《行書狀》雲： “邈乎嵩、岱之峻極，燦若列宿之麗天。偉字挺特，奇書秀出；揚波騁藝，餘妍宏逸；虎踞鳳 ，龍伸蠖屈。資胡氏之壯傑，兼鐘公之精密；總二妙之所長，盡眾美乎文質。詳覽字體，究尋筆跡，粲乎偉乎，如 如璧。宛若盤螭之仰勢，翼若翔鸞之舒翮。或乃放乎飛筆，雨下風馳，綺靡婉麗，縱橫流離。”

    現在所能讀到的這一段顯然已不完備，但依然能夠看到它對行書已作了相當的鋪陳。與此前西晉的那些字體專論一樣，該段運用了各種形象直觀的描繪來刻畫行書的特徵。但是就剩下的這一段而言，它也並未能夠超越以前的字體專論，也只是用山嶽、列宿、風雨、龍、虎、鳳、蠖、螭、鸞、 、璧等具有氣勢、動感的字眼表達出行書給予欣賞者的主觀感受，對於行書與其它字體的關係及其本身在用筆、結體、章法方面的特色並來涉及。只是擅名者方面稍及鐘、胡二家，基本上還是沒有超出西晉衛恒《四體書勢》所附述的內容，不過還是對鐘、胡“各有其巧”進行了區分。指出胡昭“狀傑”，鐘繇“精密”。

    東晉是行書大發展的巔峰。南朝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是對書家的評騭文字，它對從前的書法發展做了粗略概括，還將一些字體的創造與演變情況附麗於書家名下。文中四十餘位書家中，指為善行書者有：晉齊王攸、羊忱、羊固、王導、王洽、王瑉、王玄之、王徽之、王淳之、王允之、王修、王綏、庾亮、庾翼、謝安。還有這樣一些關於行書的段落值得注意：

    穎川鐘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征。二子俱學於德升，而胡書肥，鐘書瘦。鐘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者，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覬子，字伯玉，為晉太保。采張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為草槁，草槁是相聞書也。

    王洽，晉中書令、領軍將軍。眾書通善，猶能隸、行。從兄羲之雲：“弟書遂不減吾。”

    王獻之，晉中書令。善隸、槁.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

    由此可以總結這樣數點：〔1〕對於鐘、胡二家的差異，更加直截了當地用“肥”、“瘦”這樣通俗的字眼來表達；〔2〕講清楚了行書的一般使用場合：“相聞者也”，這算是行書與其它字體相互關係的一個方面吧。此外文中使用的是“行狎書”這樣一個別稱。還有“槁”；〔3〕凸現了王洽、王獻之在發展行書上的地位；〔4〕以“骨勢”、“媚趣”兩個比較明確的範疇來比較二王書法〔行書是其主要方面)的差異。

    虞龢《論書表》分析了書風“質”與“妍”的遷變，雲：

    “夫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

    但虞龢並未厚此薄彼，而是肯定不同風格“會美俱深”，“同為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由於這樣冷靜的頭腦，虞龢指出：二王與鐘繇、張芝之間有妍與質的區別；而王獻之“窮其妍妙”，與王羲之之間也有妍與質的差異。虞龢得出這樣的 結論，必定綜合考慮了問題的各個方面，他必然注意到了二王在行書方面的突出成就，注意到了二王行書獨具的妍美風格迥然不同於此前的其它字體；同時他還考慮到了王獻之在羲之基礎上別構一體帶來的影響。

    梁武帝簫衍《古今書人優劣評》有數語約略涉及行書、楷書的比較：

    “范懷約真書有力，而草、行無功，固知簡牘非易。”

    所謂“簡牘”當即指傳統所說“相聞者也”，語義偏重于說明行書難於真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