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唐代

    唐代虞世南《筆髓論》兼論用筆法及行草各體書寫規則。在《釋真》一節，區別行書執筆位置與其它字體的不同：

    “筆長不過六寸，捉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

    並且強調了行書書寫過程中,“行、草稍助指端鉤距轉腕之狀”，即更加注重靈活運指、運腕對於行書(及草書)的重要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筆髓論》中專有《釋行》一節，與《釋真》、《釋草》成三鼎立。這樣的理論格局是與行書在實際應用中所取得的地位相一致的。文日：

    “行書之雄，略同於真。至於頓挫盤礴，若猛獸之搏噬；進退鉤距，若秋鷹之迅擊。故覆腕搶毫，乃按鋒而直引，其腕則內旋外拓，而壞轉紆結也。旋毫不絕，內轉鋒也。加以掉筆聯毫，若石墨玉瑕，自然之理。如長空遊絲，容曳而來往；又如蟲網路壁，勁而複虛。右軍雲：‘遊絲斷而能續，皆契以天真，同於輪扁。’又雲：‘每作一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勁健矣。’”

    “懸管掉之”、“令其鋒開”八字最為緊要，言簡而意賅，正不得以字少而忽之也。後來人對行書用筆方法的闡述基本上還是這八字的深發。董其昌說：“要提得筆起，不使其自堰。”不正是“懸管掉之”麼。

    張懷瓘《書議)聲言：“其古文、篆籀，時罕行用者，皆闕而不議。議者真正、槁草之間。”因而，行書在張懷瓘書論中地位已非魏晉時期可比。

    張懷瓘能真正冷靜地將各個字體獨立區別開來觀察。《書議》雲：

    “(逸少)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舉世莫之能曉，悉以為真、草一概。”

    在《書估》中又說：“如大王草書真字，一百五字乃敵一行行書。”

    張懷瓘並且在行書內部進行細緻比較區別，將“行書”析為“真行”、“行草”。雲：

    “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雲：‘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槁行之間，於往法固珠，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草，開張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遊；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為風流者也。逸少采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

    “子敬沒後，羊、薄嗣之。宋、齊之間，此體彌尚，謝靈運尤為秀傑。近者虞世南亦工此法。或君長告令，公務殷繁，可以應機，可以赴速；或四海尺牘，千里相聞，跡乃含情，言帷敘事，彼封不覺欣然獨笑，雖則不面，其若面焉。妙用玄通，鄰於神化。”

    《書斷)首先於上篇分別介紹了古文、大篆、瘤文、小篆八分、隸書、章草、行書、飛白、草書十體源流，關於行書，雲：

    “案行書者，後漢穎川劉德升所造也，即正書之小。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敵謂之行書。王 雲：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鐘元常善行狎書是也，爾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獻之嘗白父雲：“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煙煬火，則回祿喪精，覆海傾河，則元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巧。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椐禮樂，則獻不繼羲。雖諸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為遒拔。夫古今人民，狀貌各異，此皆自然妙有，萬物莫比，唯書之不同，可庶幾也。故得之者，先稟于天然，次資於功用。而善學者乃學之於造化，異類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王瑉《行書狀》雲： “邈乎嵩、岱之峻極，燦若列宿之麗天。偉字挺特，奇書秀出；揚波騁藝，餘妍宏逸；虎踞鳳 ，龍伸蠖屈。資胡氏之壯傑，兼鐘公之精密；總二妙之所長，盡眾美乎文質。詳覽字體，究尋筆跡，粲乎偉乎，如 如璧。宛若盤螭之仰勢，翼若翔鸞之舒翮。或乃放乎飛筆，雨下風馳，綺靡婉麗，縱橫流離。”劉德升即行書之祖也。“贊曰：非草非真，發揮柔翰，星劍光芒，雲虹照爛，鸞鶴嬋娟，風行雨散，劉子濫觴，鐘胡彌漫。”

    《書斷》中篇首先將歷代著名書家按所擅字體歸依，清單析為神、妙、能三品，每品九體；神品無古文，妙品、能品無籀文。神品九體25人次，含行書4人：王羲之、鐘繇、王獻之、張芝，在排列次序上顯然有所考慮。妙品九體98人次，含行書16人。能品九體107人次，含行書18人。三品230人。籀文惟神品列史籀一人，實古文、大篆、小篆、八分、隸書、章草、行書、飛白、草書九體229人次，行書占38人、繼隸書51人、草書50人後居第三。姓名兩見於隸、草者有：鐘繇、王羲之、王獻之、張芝、鐘會、衛瓘、荀輿、謝安、羊欣、王洽、王瑉、薄紹之、簫子雲、宋文帝、謝靈運、王僧虔、孔琳之、陸柬之、虞世南、智永、歐陽詢、衛恒、張昶、郗愔、阮研、庾肩吾、王愔、庾翼、李式、楊肇、孫過庭.計31人。其中並見於行書榜者21人。而荀輿、謝靈運、衛恒、張昶、郗愔、庾肩吾、王愔、庾翼、李式、楊肇等10人雖隸、草兼長，行書卻不能備位三品之中。而劉德升、胡昭、褚遂良、司馬攸、王修、王導、陶弘景、漢王元昌、王承烈、簫思話、齊高帝、裴行簡、王知敬、高正臣、薛稷、智果、盧藏用等17人雖不在隸、草兼擅者之列，卻頗能行書。

    在行書學習的問題上，存在這樣一種觀點：揉合楷、草即為行書，如劉熙載《藝概》所言：“蓋行者，真之捷而草之詳。知真、草者之於行，如繪事欲作碧綠，只須會合青黃，無庸別設碧綠料也。”

    上面的比較是否能夠反駁這種看法呢?將書家列表析品後,《書斷》又為每個書家各立一傳，神品、妙品者在中篇，《書斷》下篇是能品諸家的小傳。各傳所評頗能傳神，多為書法學編著稱引，本書各章多所散見。隋唐書論對於結構、筆劃以及執筆有了比較務實的細緻探討，著名的如：隋僧智果《心成頌》主要分析單字結構的處理。有“回展右肩”、“潛虛半腹”等等名目；篇末附帶一筆述煉行：“統視連行，妙在相承起複。行行皆相映帶，連屬而不背違也。”傳唐歐陽詢《八訣》析八種筆劃、《三十六法》述“排疊”、“避就”等三十六種結字方法。李世民《筆法訣》小涉執筆，大段論點畫。後來李華有“截”、“拽”(二字訣).韓方明《授筆要說》述把筆方法五種，林蘊《撥鐙序》敘“推、拖、拽”四字法。這些篇章是與唐人尚“法”及楷書興盛的大勢相合拍的，它們所論大都更偏重楷書，客觀上卻不可避免地也對行書起到指導、借鑒作用。

    而大勢所趨，明確針對行書的內容也隨之產生。張懷瓘的一些著述頗為搶眼，其《論用筆十法》談筆勢與字勢的重要，應該是面向諸種字體的統論，而在十法之中有兩法則是明確地針對行書而言：“射空玲瓏，謂煙感識字，行草用筆.不依前後。”“隨字變轉，謂如《蘭亭》， 字一筆，作垂露；其上‘年’字則變懸針；又其間一十八個‘之’字，各有別體。”在張懷瓘《玉堂禁經》中，有更明確的對行書特定筆勢的分析，如：“烈火異勢”……此名聯飛勢，似連綿相顧不絕。……乃右軍變于鐘法而參諸行法。“散水異法”……此行書。法以徽按而響揭，意以輕利為美。鐘、張、二王行書，並用此法。“三畫佈勢”……此名遞相竦峙，蓋行書用之。“寶蓋頭異勢”……此行書法。法以圓而飛動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