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明代

    明代書論繼續對書法作更細緻的分析。

    解縉《春雨雜述》雲：

    “是以統而論之：一字之中，雖欲皆善，而必有一點、畫、鉤、剔、披、拂主之，如美石之韞良玉，使人玩繹，不可名言；一篇之中，雖欲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峰造極，如魚、鳥之有麟、鳳以為之主，使人玩繹，不可名言。此鐘、王之法所以為盡善盡美也。”

    這樣對於主筆的重視在後來劉熙載、朱和羹的書論都有所繼承。應該看到，行書對於主筆的處理手段比楷書更加自由、豐富。

    豐坊《書訣》在歸納出正鋒在包括行書在內的一些字體中居於主要這一前提下，推言“必通篆籀”對於行書等字體的重要性：

    “古人作篆、分、真、行、草書，用筆無二，必以正鋒為主，間用側鋒取妍。分書以下，正鋒居八，側鋒居二，篆則一毫不可側也。”“古大家之書，必通篆籀，然後結構淳古，使轉勁逸，伯喈以下皆然。米元章稱謝安石《中郎帖》、顏魯公《爭座》書有篆籀氣象，乃其證也。”

    豐坊還在《童學書程》中倡言：“學書之序，必先楷法”，“楷書既成，乃縱為行書”。篇中《學書次第之圖》認為學楷書當“先大後小”，行書當“先小後大”;詳列自右軍《蘭亭序》至趙孟頫《赤壁賦》凡78種行書帖。間雜附評雲：

    “右軍唯楷書差讓于鐘，其行書、草書迥絕千古，如孟子謂‘金聲玉振而集大成’，道書謂‘形神俱妙與道合真’。聖矣神矣，不可加矣。所以盡掩前人，作則來世。”

    “大令行書本于父，而天真煥發，逸氣橫生，故能濟美當時，齊名百世。”

    “學行書以二王為祖宗，而魏、晉為羽翼。王氏四子（王操之、王徽之、王渙之、王凝之）傳其家法，鐘繇以下五人（張翌、謝安、謝奕、庾翼、李邕），皆淳古有篆籀筆意。”

    “行書大者，唐以前極少，右數家（指右軍、大令、王慈、王志、顏魯公、柳公權）皆有規矩可法。米元章過於豪放，古意漸泯；王黃華、張聖之遂為惡劄之祖；元趙子昂、鮮於樞、 子山等，乃有可觀。”

    “唐如大宗虞、歐、褚、薛，行書皆好，但各得一偏，未足為采學之法。唯泰和法本二王，而加以遒勁豪邁，稱為書中仙手。元唯陳子昂得其法。”

    “元自子昂、仲穆、鮮於、之外，若鄧文原、陳繹曾、陳子昂、盛熙明等，皆得晉人筆意。”“蓋唐宋以來，得二王之法者，趙公一人而已。”

    項穆《書法雅言•常變》較孫過庭《書譜》更進一步論述了行書功用之特殊性：

    “是故宮殿廟堂，典章紀載，真為首尚。表牘亭館，移文題勒，行乃居先。……至於行草，則複兼之。衄挫行藏，緩急措置，損益於真草之間，會通於意態之際，奚慮不臻其妙哉。”

    《書法雅言•正奇》以正奇合宜為尺度，將以前的行書發展總結為“三變”，而且認為一蟹不如一蟹：在項穆看來，最高明的是王羲之，“正奇混成”。其下王獻之但“尚奇”，智永專“學正”，都有失偏頗，此為“初變”。再後來歐陽詢“峭猛”，褚遂良“雕刻”，則不僅失於偏頗，而且違背了“正”、“奇”的本旨。“正”、“奇”的最高境界本來是針對字的內涵，“正”指“筋骨威儀，確有節制”，“奇”指“風情姿態，巧妙多端”；而歐、褚以下則流於外在形勢，“質樸端重以為正，剽急駭動以為奇，非正奇之妙用也。”

    行書的“三變”自張從申以下，“張氏從申源出於子敬，氣絕似北海，抑揚低昂則甚雕琢矣。”既違本旨，且不適度。

    明代趙 光《金石林緒論》有《行楷部》、《行草部》，又有《二王全帖部》，雲：“行草為通俗之用，獨舉二王，拔其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