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永和九年暮春，文人雅士兴会兰亭妙地，吟诗作赋，曲水流觞，诗成之后，王羲之戛戛独造，以一篇《兰亭集序》惊座四方，由此创造了东晋书法史上的奇迹，而且构筑了““天下第一行书”的千年佳话。丝毫不夸张地说，东晋以降的书法现象总能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兰亭”的光芒。

然而如果一味地称颂《兰亭序》的伟大，而冷落了唐太宗的“睿赏”，似乎并不合情理，正如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艺术作品本身“是存在于所有变迁着的存在体之中的，这所有存在体是作品本身的组成部分，它们与作品本身是同时并存的”[2]。因而从这一意义上探讨唐太宗对于《兰亭序》的接受问题，对于我们书法史的学术建构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