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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别了六十年还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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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别了六十年还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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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变迁和沉淀,总让我等有时候有种历史大发现之感。

11月17日,一个美国人死后四十六年,骨灰又穿越浩渺的太平洋,葬于杭州,墓碑上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不是小时候的课本上,毛主席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专门点名的那个美国大使么,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写下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毛泽东称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文章被录入学校课本,让好几代中国人熟知了他。毛泽东专门跟他“告别”,六十年过去了,他怎么又要“回来”。

然而,在政治我们对他又很陌生。对于近代史人物,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意识形态的色谱,在黑白分明的政治视域之外,都处于色盲。司徒雷登政治之外的色彩,就是被我们习惯的政治色谱无意中遮蔽了。

毛泽东指摘的司徒雷登的大使身份,只不过两年,而其86岁的生命中,多数时间是作为传教士和教育家,在中国土地上耕耘。他可谓生于斯的“出生地中国人”;更有着长于斯,工作于斯,超过60年的“中国人生”;在担任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美国驻华大使之前,他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校长(校务长),几近三十年(1919-1946),将一所小型教会学院建成了建成了与北大、清华比肩而立的大学翘楚。美国时代周刊曾誉其为“在华最受敬重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1949年以前。

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大半生的司徒雷登,因此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 ,把中国当作故乡。当然,我们对此未曾认可,也难以理解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美国人,为何魂牵遥远的东方。

司徒雷登是“杭州人”

如果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生长相隔万里的他乡,整个人生也奉献给了那里的人们,那么,“他乡”,即使多么遥远,是否也可以称为“故乡”,就算所谓的国家、政治之间有了多么坚厚的隔阂,是否也无法割弃这种血肉融合于他乡大地的联系。人们固然有血缘和祖籍的故乡,但是,人生的故乡,还应该是一生中所奉献的所在地。

中国,就是司徒雷登这样的人生“故乡”。

司徒雷登应该说是位“杭州人”。1876年6月24日他生于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司徒雷登的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1869年来到杭州并开始在此传教,直到1913年去世。他的母亲玛丽随丈夫来华后,热心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


人们常说,童年影响人的一生,生长在天堂杭州的司徒雷登,耳濡目染,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和小伙伴玩耍在西子湖畔的坊间里巷。在西湖山水之间,司徒雷登度过了童年。

据说,司徒雷登的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要好,在杭州时总要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去吃饭,点起杭帮菜来有板有眼: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这些话不是杭州人都听不大懂的。”(注:“件儿”指五花肉,“木郎豆腐”指鱼头豆腐,“熬稍”是快的意思)。

到了十二岁,被送回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上学,当时住在伯父家,邻里小孩都称他是个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 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

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从事传教,并钻研汉语。1906年,司徒雷登的独生子杰克也在杭州出生。之后,他先后在杭州及周边地区传教、到教会学校任教。此外,司徒雷登还参与了之江大学的筹建。

1908年,应南京金陵神学院聘请,司徒雷登携妻儿离杭赴任。

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司徒雷登杭州市荣誉市民的金钥匙。如今,这把钥匙就在耶稣堂弄司徒雷登故居。

在杭州,司徒雷登度过了童年和青年的十五年时光,他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司徒雷登的父母和他的一个弟弟也都葬在杭州。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如果我们接受司徒雷登的故乡申请,也许,最大的理由就是他对燕京大学的贡献。

台湾出版的《传教士、教育教、大使》一书层这样评价司徒雷登,中美关系共约二百余年,可分为四个层面:文化、宗教、政治及经济,司徒一人横跨前三个层面,在中美关系史上无人出其右。他一生在宗教、尤其在教育工作上,为上帝、也为中国人民服务,声望崇隆,载誉史册。他让一个藉藉无名的燕京大学,成为中国现代大学的翘楚。

燕京大学在哪?很多人早已不知了。但是,人们视为中国教育圣地、校园美轮美奂的北大,就是掠人之美,占用的燕京大学的校园。燕京大学(Yanching University) 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在1952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被撤消。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文科、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

燕京大学成立于1916年,它本来是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初期名为“北京大学”。 由于是不同的教会合办、不同的学校合并,起初管理非常混乱。

1919年1月,司徒雷登出任校长,燕京大学开始发生巨变。他上任后,立即对学校进行了改革,并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随后开始建设新校区,向社会各界募捐。先后10次远涉重洋,筹集了数以千万的巨资, 短短十年间将一所蜗居似的学校建成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和有成就的大学。

司徒雷登先后不惜出重金延揽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少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在教学思想上,该校不强调基督教教育,提倡学术自由,校训是“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从1929年起,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

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成为为与北大、清华比肩而立的著名高等学府。毕业生主要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界、政界和宗教界。黄昆、侯仁之、孙道临、(冰心以及外交部长黄华等,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曾明确支持中国人民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学生举行抗日大游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作为“敌方人员”被日本人投入监狱,被日军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长老会乐道院),囚禁了四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获释。这期间燕大也被迫迁往成都,借用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

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直到离开中国。

毛泽东也曾对司徒雷登的办校表示赞赏。据载,在重庆的抗日战争胜利晚会上,司徒雷登与毛泽东见面,毛说:“噢,你就是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指延安)工作得很好。”毛泽东还曾设宴招待司徒雷登,感谢他对中国教育的重大贡献,并历数燕大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种种表现,备加称赞。


别了,司徒雷登

《传教士、教育教、大使》一书的作者刘玉铭层说,司徒雷登在外交工作上,试图为美国、也为中国利益献身,但当美国与中国利益在某一特殊时空环境下发生冲突时,他则成为一个时代悲剧性人物。

从日本监狱中出来一年以后,鉴于司徒雷登能说、能写中文,学生又遍及世界,其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共产党中的大官,一九四六年七月,司徒雷登在美国总统驻华特使乔治•马歇尔的推荐下,经国共双方首肯,出任驻华大使。美国政府于是任命他任驻中国大使。

1949年4月,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跨过长江,直捣南京。

南京城破之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大使一样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到广州。司徒雷登却在美国大使馆稳如泰山,呆了四个月,其间,他在观望新中国政府,试图接触,结果未能如愿。

8月2日早晨,在南京军管会派人到明故宫机场监督放行下,司徒雷登一行登机向我方人员挥手道别,带着遗憾心情飞离南京,返回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在地珍珠港。

8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 ”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四十六年的“归乡路”

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末应美国国务院所召,返回美国。随行的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

司徒雷登先生回到美国后,正值新中国成立之时,美国对华关系十分微妙。,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后来,麦卡锡分子盯上了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像有名的中国通费正清都受到围攻。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去的大使,当然也不能例外。

一九五四年,司徒雷登出版了《在中国五十年》的英文回忆录。后来,他不幸患上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中风初期,他还积极参加康复锻炼,希望恢复健康后再回中国去。他常说,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

司徒雷登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没有机会再回中国成为他终生遗憾。在他的遗嘱中,他要求秘书傅泾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与1926年去世的妻子安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内。

司徒雷登去世后他的骨灰一直被存放在他的中国秘书傅泾波的卧室中。

让司徒雷登安葬中国的努力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众所周知的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这个被毛泽东点名批评过的美国人的回家申请一直没有被批准。尽管尼克松在七十年代向中国开放,美中恢复外交关系,而且两国之间有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贸易,但对于毛泽东这篇令人难忘的声明,让司徒雷登迟迟无法回家。


最初,是司徒雷登的孩子力求将他的骨灰回归中国。后来,司徒雷登的孩子们也相继去世了,他的中国秘书继续为此努力。1988年,傅泾波也在这种失败的努力中郁郁而终。从那时起,傅泾波的儿子傅履仁就接过了这根接力棒。

2007年,傅履仁通过外交途径,终于获准将司徒雷登的骨灰运抵杭州。经过了近60年,司徒雷登又回来了。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但是,司徒雷登最想回的燕京大学,与他1926年逝世的妻子一起长眠于自己奋斗近三十年的校园里安息的遗愿,依然没有实现。

希望有那么一天,在燕京大学的底色的北大校园里,能够看到司徒雷登的墓。就像他的同胞,写了《红星照耀中国》而被毛泽东赞赏有加的斯诺一样。

原文出处:http://liwangang.blog.sohu.com/105033301.html

最后更新于: 2010-08-15 1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