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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豫之行日记(1)-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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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豫之行日记(1)-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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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页--士绅文化的消亡 观盲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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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就收到来自山西陵川县发来的邀请信,邀我参加今年八月在该地举办的元代大学者郝经的学术研讨会。我虽然已经多年不搞元史了,但这个会却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陵川是晋中南的文化古城,一个县就有十四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地方处于太行山南麓顶部,古老的三晋的风土人情,对于久处东海之滨的上海人,远比对内地人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工人时,曾作为一个青年漂泊者,独自一人从风陵渡过黄河进入晋南,在那里的芮城观摩过七百年前的元代永乐宫壁画,而晋中南地区则从来没有去过。今后也不太可能有其他机缘。于是考虑从多年前给学生上课时用过的元史讲义中,摘出有关的一段金末元初士大夫与蒙古统治者关系的内容,再加以若干发挥,权作这次讨论会发言的题目。

郑州印象  从晋城到陵川

昨天晚上乘火车离开上海,今天早上七点抵郑州。郑州比我原先想象的要繁荣,可以用“有大气象”来形容,近两年来市政建设力度甚大。高楼很多,街道很宽,新郊区之开阔,甚至比上海市郊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可说是这是郑州的后发优势。据火车上的郑州人告诉我,郑州作为河南省会,虽然不一定比得过陕西的西安(长安作为历朝古都的优势,在中国除北京外,无城可比。)但比起山西省会太原(比较僻远封闭)、河北省会石家庄(资源被距离不远的北京与天津吸干了)、山东省会济南(全省资源分散到省内四五个点上,而不是集中于省城)看上去更发达,我想这可能与郑州地处中原交通中枢地带有关。河南外出打工者比山西河北更多,这肯定有利于提升本地的消费能力。包括建材消费。很可能因为河南穷,历任书记都更重视形象工程,这也可以成为有力的发展杠杆。形象工程未必仅仅只有消极作用,首先是增加本地人与外地人对河南的信心,提升人们的期望值,也提升了进一步投资的热情。

河南给我的好印象很快被火车票预售处的那个女售票员的冷漠态度给打了折扣。我也不敢再问她第二句,我预感到她决不会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还是后面那位河南当地人主动地告诉我一些相关情况。看来河南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准远不如硬件建设那么快地发生变化。

接下来,我转乘大巴,在郑州市区出发,大巴开了一个小时还不见郊区。而近郊高楼更有气派。经黄河大桥,不久进入山西境内,中午抵山西晋城,从郑州经高速公路到此只化了二个半小时。晋城是晋南的一个地级市,也是一派现代化景观。街道开阔得虽然有些奢侈,但也使人觉得身处于都市的感觉。我问接站的一位女工作人员,晋城这里农民的平均收入,她是县办的,正好能回答我的问题。她说是2500元,我说比全国平均数1797元要高出许多。我问发展原因何在,她说主要是小煤矿。现在已经集中整合,不再向前些年那样只要付了一小笔钱就把矿购下来。正如我们众所周知的,其结果就是官商勾结、乱采、暴富、污染、矿难不断。这也许是一种试错式的发展吧。

乘陵川县派来的普桑上路,一小时后到陵川县,刚住下来,一位W老伯来访,他是一个离休的老技术员,离休后有志于写一部《郝经传》,几年前去北京图书馆偶然读了我发表在二十年前的《元代理学散论》,据他说十分喜欢,一定要找到我,这次我来陵川开郝经学术讨论会,也是他向会议组织者推荐的结果。他离休后化了八年之力,以小学文化这样的背景,走遍全国各地,寻找与元代学问大家郝经有关的资料,写了一本二十万字的《郝经传》并出版。他精力充沛,执着而又为人单纯,很有当地人单纯质朴的气质,这种性格在其他发达地区已经很少见了。


晚餐后一个人独自到陵川县城周围走了一圈。陵川是晋南比较穷的县,但面积甚大,此地最大的人文景观,是到处可见的寿衣铺。我进了其中一家,与寿衣店的小老板聊天,得知此地地广人稀。也没有火葬条件,一律由农民自己在山地原野上寻个地方筑墓土葬。政府完全不加干预。故寿衣是很重要的。这类店在县里很多,此地生活水平也与全国各地一样,比前些年有所提高。家家都有摩托车,甚至连自行车都很难见到,据他说,新郎备摩托车,是娶老婆的不可少的条件。与河南民风不同,此地农民更保守,外出打工都较少,最多也只是在晋城专区内打工,农业收成有限,经济作物也没有发展,好在晋南小煤矿也比较多。

晚上逛县城回旅馆,与老Y谈感受,说我很为中国士绅文化的消失而感伤,土改以后这里只有农民文化,而士绅文化已经永远消失。市场经济与世俗商业一旦发展起来,只能与农民文化结合。故显得十分质朴而粗俗。我说,刚才我在县城边上见到一幢像城门一样孤零零耸立的大建筑,问好几个附近的中老年农民,那个是什么,居然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来。回来以后才打听到,那就是著名的明清建筑奎星楼。

根据我对清末以来历史的了解,山西在清末筹备立宪时,该省的士绅可以说是最具政治参与热情的,在开风气方面,可以说是全国各省的领头羊。在以后的辛亥革命时期,以及阎锡山时期,政治与社会治理上都颇有可观之处,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开始了士绅文化走向消亡的历史起点,土改运动则把士绅地主阶层及其文化彻底消灭殆尽。现在的一切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外地对山西的信息,不是矿难,就是刑警打交警的新闻,再就是暴发的小矿主团购北京楼盘。山西某些县里的权力精英,早在文革时期已经干部家族化,以至于八十年代某县常委开会,会闹出这样的笑话:有位常委在县委开会时说:“俺同意俺二舅的意见”。

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士绅文化的消失,传统文化的断裂,使中国在世俗化现代化过程中,失去了一种内在的传统文化资源,来平衡、中和、缓冲世俗化带来的问题与矛盾,这就使中国的道德滑坡比世界上任何民族经历的过程更为严重。十八世纪的英国,十九世纪的美国都经历了这一过程,但他们本土的文化资源是丰富的,这使他们没有在世俗化过程中失落自我,中国现在的困境正是与我们民族上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化断裂有关。

当地人说,自1946年起,这里就是八路军的老解放区,土改很早,然而在土改时却出现了极左化,乌托邦革命折腾了那么久,总还拨乱反正了,只有深刻了解这一段历史,才能理解邓小平的历史贡献,才能理解执政党转型的意义重大,才能理解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之意义深远。但一切又那么艰难,我们就生活在历史给予的条件之中,这一切使我对二十世纪中国史有了一种新的感悟。

山西也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老区更强烈地体现了士绅文化到农民革命“痞子”文化的转变及其后果。前不久,我曾在一份刊物上读到一篇文章,披露湖南邵阳1950年搞土改的一些惊人史实,当地土改队员与农民中的极端分子,尤其是游民无产者、地痞、兵痞在土改中极为活跃,他们出过远门,比一般老实农民见识广,善于出歪点子,一个县七个区,仅中小学教师就被抓捕了一百多人,打死多人。这些情况是当年当地领导事后做报告时讲出来的。一场好端端的人民革命,在某些地区却大大地变了味,这那像是二十世纪一个堂堂的文明国家的所为?暴力可以使人异化为野兽。人道,良知,会在此中荡然无存,更重要的是,它会毒化一个古老民族的文明品性。这种混乱的基因,后来则又以新的形式,复制于十多年后的农村文革中。文革中发生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的对“五类份子”的逐家大屠杀,大清洗,正是这一基因发作的结果。到后来,五十年代初的土改积极分子,也被六十年代末的文革造反派这些后起之秀整死,造反派以当年暴力土改派对地主的同样的方式,来请君入瓮。这也是绝妙的、然而却是极其可悲的历史讽刺。这样的情况,在山西也同样存在。真可以说是“人世几回伤往事,依旧山形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笛秋。” 真希望我们民族能从这段苦难历史中,获得深刻教益,让我们永远告别那个时代。

山西土改的后遗症之一,就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在农村里有的一家六个儿子直到六十多岁都没有讨上老婆,其中有的现在已经老死了。据说他们个个长得都很帅。农民是很实际的,“暴力土改”给农民留下来的历史记忆太深刻了,谁家的女儿也不愿意嫁给这家人去受苦。这可就成了现代的“贱民阶层”。那些想象力丰富的“新左派”从来没有经历过文革,把文革的极左体制说成是普天下最平等的体制,真可谓是痴人说梦,就请他们看看这些极左时代默默无闻的贱民的悲剧命运吧。


2006年8月12日星期六   晴    士绅文化的消亡   观盲人表演  

陵川气候极为凉爽,真是度夏的好去处。上午正式召开“陵川郝经学术研讨会”。来的人没有人认识我。这是过去开会很少经历的。但这也给我很大的自由。可以无拘无束。
第一位发言人对山西现状作了大体介绍如下,全县25万人口,占地1000余平方公里,12个乡,377村,平均一乡31村。(每个行政村平均5百人左右。)森林复盖达全县总面积一半。处于太行南之顶,海拔1200米以上,故气候凉爽。此地自1938年以来就是共产党控制之下,八路军司令部就在此地。1945年就解放。但凡是共产党治理的老区,不但过去穷,现在也是最穷的,这一点很值得深思。

发言人先后对文化概况作了如下介绍。山西魏晋南北朝时是后赵石勒控制区,此地有魏晋南北朝初期永嘉之乱崛起的石勒这个杀人魔王的墓地。县城内的崇安寺即为此而建。宋金时代,出过七个状元。(北宋状元只有一人,而金则有六人。)过去进士多达九十三名。原因是北宋时程颐在此做过三年县令,他建立的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材,其中就有元代大文豪元好问。书院转变了此地的风气,郝经出生时已经有了六世的家学渊源。他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出现的。

陵川有十四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以说是几乎全国第一了。据二十多年前我师从韩儒林先生学习元史时,我依稀记得,蒙古军第一次入侵金国的1213年,就沿着太行山西麓,到达过这一带地区,史称贞佑二年,河溯大乱,白骨遍野,千百人不一余。根据当年我看到的史料,此路大军的由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的右路军,大军在突破长城后,对此地的金代文化可能起到摧毁性打击。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近代情况如何,我没有资料参考,但老区土改中的左的做法,却对士绅文化起了根本性的摧毁作用,古代人文汇萃之地,恰恰是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的陵川,现在恰恰是最缺乏文化的地区,几乎看不到任何与过去辉煌的历史有关的影子,此地大街上见不到一个看上去有点斯文气的文化人,除了土著农民文化,就是革命后的干部文化。望着到处都是寿衣店的凌乱不堪的街市,又怎么能想像这些赤着胳膊开摩托的人们,就是出过九十三个进士与七个状元的陵川先人的后代?为什么会如此?只有历史能解释这一点。我曾问一位山西某离休编辑,山西士绅有什么特点,他的回答很爽快:勤劳,起早摸黑,不赌不嫖,爱财如命。黄世仁式的地主在山西并不多见。相反,他们对待自己所雇佣的长工短工,颇为厚道,吃饭时,甚至会把自己平时不舍得吃的肉夹给长工吃,我问这又是为什么,他说道理都是一样的,为的是让你好好干活,正如咱们家装修房子,总要给给小工吃得好些,让他干活干得更好些。这是人之常情。这也是一种过去没有听说过的对历史的解读。我想各种情况都会有。

有一位发言者概括了山西地区自古以来的五种亚文化。这一亚文化划分颇有新意。一是晋南的耕读文化,从黄河北岸的风陵渡、永济到晋中南一带。(过去我就知道,永济还是西厢记的故事发生地。)这些地区是以先秦韩国与赵国的领域为基础的。二是汉唐以来山西作为重要边防区域的边塞文化,即山西北部的长城以南的大同为中心,三是晋中东部五台山一带的佛教文化,四是宋元以来,以山西中西部的吕梁山为中心的道教文化区。五是明清发展起来的晋商文化,以太原、祁县的平遥为中心。山西在地理上的封闭性在于,太行在东,吕梁在西,黄河与中条山在南,沙漠与长城在北。


从文化学上说,正是这种封闭性才使一个地区文化可以生长并得以保持下来。这里的环境较少受外部战争影响。这一环境条件,加上太行植物分布丰富,为早期人类活动与后来文化发展提供条件。早期文明需要封闭,动荡不利于文明发育与生长,一般人总以为,封闭似乎不利于发展,但在古代与近代兵荒马乱时期,却又大有好处,这也是阎锡山把山西搞成模范省的条件之一。

封闭性给山西带来的一个直接好处是,这个省是中国地面木建筑文物保留最为完整的省份。众所周知,我们老祖宗的建筑是木质的,因而最不易保存下来,我们在各省所见的古建筑,绝大多数不过是明清时期的重修品,宋元以前的木质建筑几乎见不到,然而,在山西我们却能看到唐宋建筑。三年以前,我在晋北旅游时参观过应县的辽代木塔,至今已经耸立了九百多年,还有五台山深处的唐中宗时期的南禅寺大殿,距今已经一千三百多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梁思成先生偶然发现。三年前我在晋北旅行时到过那里,当时那种感受,可以用“敬畏感”这三个字来形容。如果不是有那么多同行者,我真想在它面前跪下来,以表达后世不孝子孙对先祖的感恩之情。它们之所以完整存留到今天,正得益于山西的封闭性。这也许是晋中南地理的最大的文化优势。

下午小组会上轮到我发言,我讲的内容是《金末士人对中国文明的历史贡献》。主要内容是,一,蒙古族的崛起是对儒家文化的最严峻挑战。原因与蒙古族与外部文明没有多少接触有关。二,从耶律楚材到许衡郝经这两代士大夫的作用比较,可以看出,儒家士大夫通过效忠蒙古贵族,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让统治者推行汉法,以保持文明的延续性。三,郝经作为忽必烈的大使,在南宋软禁了十六年,他的政治贡献并不大,远不及同时代的许衡与姚枢,但他的主要历史贡献在于,从儒家的春秋公羊传的“用夏变夷”观念中,引伸出“行中国之法者,即为中国之主”,从而为大批汉族士人通过投降蒙古政权的方式来推行汉法,提供了儒家思想的根据。四,金国作为蒙古与南宋的缓冲国,起到了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柔化蒙古军事狂飙的防护林作用。这一的历史贡献是通过效忠于蒙古政权的金末士大夫来体现的。

会上提出质疑的问题不少。有人不同意我提出“战争文化”这一概念,说战争就是对文化的破坏,无文化可言,我的解释是,人类各民族适应战争环境的价值系统,就是战争文化。还有一位学者提出,西夏并没有因1227年西夏灭亡而消失,理由是北京居庸关长城大理石上还有西夏文字。这一现象,我过去也确实也想到过,好像是明清时代的碑文,这一点应该如何解释?以后可以请教一下元史界的老同学。

晚上与一些与会者去附近一个盲人文艺团住处去听看他们为我们表演。据说有此地的山西梆子带民间古味。我听不太懂。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盲童孩子表演“欢乐时光”歌舞。这些来自农材的盲人女娃引吭高歌,动作夸张,可能与此地偏远,几十年左的革命文化影响仍未消失有关。(这使我想起了去年夏天在北朝鲜新义州访问时,看到的那个“旅级”幼稚园里的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同样的夸张表演风格。革命党文化总好像有同样的文化基因。)我觉得他们并不幸福,也没有幸福的体验,却按歌舞的要求表演得仿佛很欢乐的样子,以至于她们的脸看上去都有一点不自然的扭曲,看起来很有点残酷,其中第一排有个新来的盲男孩,大约只有十岁,他双脚踏步时有轻有重,失去了方向感,总是走偏,于是站在他身后的大女孩总是老练地用手把他扶过来,这些少男少女,未来的人生道路又那么漫长,想到这些,我很有点为他们伤感。不过话说回来,在如此落后的地区,农民自己都难以组织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共产党组织这些残疾人曲艺团,这些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的生存能力极低,很可能是天下最悲惨的一群,他们对共产党的感恩之情就可以理解了。


2006年8月13日星期日   晴热    白径古道的“荒古美”  中国农村政治的困境

上午去黄围风景区参观。那里有一个在南方可以说完全不稀奇的溶洞。用来照射钟乳石的灯光安排得很乡气,很俗。我建议他们去云南桂林参观一下,请专家设计灯光。
然后,又乘车去走“白径”。那是古代山西通往外省的八条古道之一,根据记载至少有二千六百年历史,最早的记载是春秋争霸战争时,齐晋相争,齐国就是从这一古道进入晋国,这条白径古道一直使用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也就是说,直到最近四十年前,自古以来,被太行山隔绝的山西与河南之间的中国人,走的就是这条古道。他们从山西挑担子把煤运到河南辉县,又从河南把那里出产的板栗挑回山西。就这样来回挑担子挑了千百年。后来六十年代初,这里造了公路,此路就废弃不用,由于人烟稀少,风景壮美,而且正因为此路废弃了四十年,景观保持得相当完整。我们还可以看到马蹄印子磨成的印孔。这一古道约十华里,其中有一处“七十二拐”下山路。风景奇特。这个白径最大的优点是,除了山腰处偶然可见的延绵的小红旗渠,连电线也没有,由于四周没有任何现代的东西,可以使人置身于古代的环境之中。从这里出发,就是从太行山之西越到太行山之东,再过五十里就进入河南辉县。在白径的山壁上,我们还看到清嘉庆年间立的省界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古代界碑。我在白径上走了全程。

过了七十二拐,离河南就不远了。我在山下进了一户农民家院子里,主人赤着臂膀,邀请我进房间去,房间很大。有电视。夫妇以采约材为生,由于药材涨价,加上又有其他生意,日子比过去好了,他们的二个女儿都在外地打工。听他们说日子过得好,我比什么都高兴。山里人就是热情质朴,他们一定要留我们吃饭,当然我们婉拒了,我们要赶路回去乘车,临走前他们夫妇在屋子里留了张合影。

下午去几处金元古建筑参观。先是去北吉祥寺,中殿与前殿均为七八百年前的金代建筑,尤其有意思的是,这些建筑与南方古建筑相比,没有油漆修饰过,显得特别古朴自然。我可以用“荒古美”来表达这种感受。说起来,这些都是破庙而己,然而却有一种历史的苍凉感,一进入这院子,这荒凉的一切就会使人油然而产生一种历史的联想,这是这种历史苍凉感在起作用。如果一旦把它油漆一新,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一所普通的旧房子而己,要有相当的文化熏陶,才会在这种“荒古”场景中产生一种体悟。这种审美享受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有幸获致。这种荒古美在南方你已经无法体会到了。例如你在林隐寺,就绝没有这种感悟。杭州太现代了,对于古迹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更为可怕的“建设性破坏”,你只要去参观一下现在的岳坟,就知道我所言不虚。早在1946年这里就把和尚赶走了办成乡村小学,把其中的佛像全部打掉了,以至于文革时已经没有什么可破坏的,只把一些房顶的文饰砸了。国家文物局现在提出的古建筑修复原则是“不塌不漏,整旧如旧”。这八个字的提法真好。也算是中国当政者的文物政策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接着,我们再去是的崔府君庙。山门是金代建筑,其余是明清建筑。院内郁郁葱葱,最后去的是西溪二仙庙。保存得最为完整,格局甚大,但大多是明清建筑了。

晚上,去看一位当地朋友,他是本地一位干部,这可是让我了解民情的大好机会。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以下是他谈的一些要点。

一,中国现行的体制根本上是官民对立的体制,官是对上面负责的,要对下面实施上面的要求,并不对下面负责。老百姓对上面派来的官,看到的只是又来向自己索取什么东西了,从内心就是抵制的。

二,一个人到了乡里当官,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土匪”。因为你用温和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下面当村官的那些干部根本不把你这个上级当一回事,你只有说,这是上面的任务,你不在两周内完成就罢了你,只有讲这样的硬话,下面才不会麻木。时间一长,就是你就是“土匪腔”了。

三,对于计划生育,对于拒交公粮的,为什么会出现乡镇干部像土匪一样把老百姓的电视机或其他值点钱的东西抢走的事?其实也是当干部的不得己,设想一下,你如果听任他们不交公粮,不予处理,结果会起到鼓励其他乡民明年也同样不交公粮的作用。当然,这些贫苦农民实在有困难交不起款,也会闹到县政府去,当县领导的最怕拦路告状,他们总是说,让他们过关算了,但问题就是出在这里,我们当乡官的不能示软,一示软,就等于给农民一个榜样,明年大家都会不交款,我们的工作就完不成。而完不成国家任务,我们当官的就要受到惩罚。仕途也会受影响,我们的体制就是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体制。


四,搞民主选举为什么困难,他说,各村都是家族化了,许多村子的权力垄断在家族集团的一批人手中,如果他们看到新人中有希望成为被选举人的,会成为自己对立面的,就不发展此人入党,如果入不了党,就进不了权力机关。在这种情况下,民主选举只能使地方家族势力合法化,还不如上面派更好些。而且,现在选举只限于选村主任,而不是选支部书记,书记是党章规定由党员选的。党员都是家族势力圈的人。选来选去都是自己人。没有用。现在的分工是,实权在村支部手里,村长可以掌财权,但支部却掌组织权。但穷地方,村支部会把财权也拿过去。第三个困难是,我们的体制就是不利于民主选举的,选乡长,乡就不对县里负责,选到专区级的市长,市长就不对省里负责,选到省长级,省里就不能中央负责,这一体制就是与民主制对立的。这是上面不愿意搞民主改革的根本原因。第四,只要与上面意见有分歧,想干自己的一套,就会立即被上面停职,或中断工作。除非规定五年里上面不能停你的职,让你放手干,也许还有可能干出点实事来。但这样做上面是不会答应的,因为怕会失去控制。其实谁都希望把自己的乡镇搞好,但制约太多,谈何容易。而且,要干事,总会触犯一些人的利益,反对者就会来告状。一告状,上面就烦。就会说,地方上有震荡,还是把他“动一动”吧。于是干部中上上下下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出问题就行。久而久之,当官的人就会失去上进心,大家都意识到,只有你去适应社会,不能让社会去适应你。

这位干部一直当了多年乡长。总的感觉是中国地方上的事难办,他切身体会到关键还是体制问题,而体制解决的关键又在于权力不可分散。一分散就会影响政党的利益格局。这些都是我过去关注比较少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下些猛药。民主化是有困难,但渐进的改革还是必要的。中国的希望只有改变现行的一长制政治,允许党内生活的民主化,这才是改变这些困境的出路所在,这些都是当地干部一般的想法。

他还说,在内地,只有当上富乡、富县、富市、富省的干部,才有升官的可能,这可说是一条规律。因为他们有钱,能有更多的好处送到上级手中,穷地方官员没有钱,也送不起上司好处。我问他当乡长时是不是收礼,他苦笑着说,这地方穷,也送不起礼。有的村不过就是送一篮子桃子,外加一瓶白干,算是村子里对乡长的表点心意而己。这里的局长只有一千二百元工资。过去,关于乡干部鱼肉百姓的新闻听多了,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而一位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的乡长就坐在我对面,他的喜怒哀乐,至少使我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与多义性。

晚上,一位在会上结识的朋友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他们的原来的地区的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一年光汽油费就用了180万,例如,这位院长大人要去广州一次,自己乘的是飞机,却叫他的司机开车从太原开到广州。供他在广州游山玩水用,在他看来,这样最方便。这位院长喜欢摄影,单这项开支就用了十八万。此人根本不懂学术,原先是个新闻局的副局长。他感兴趣是的如何捞钱,那个城市当官的通常搞钱的办法是,先把自己管区内的一块地皮卖给开发商,取得回扣,等房子造好了,再从开发商那里把房子买回来,再收第二次回扣,这两出两进,就是几十上百万的大收入。要知道社会科学院可是个穷单位。又后来调查组来了,据说也是不了了之。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不采取民主监督能解决吗? 

 原文地址: http://qzone.qq.com/blog/622007818-1212483759
作者萧功秦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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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于: 2010-08-15 1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