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唐太宗畢竟是珍愛《蘭亭》的，他“寶惜者獨此書為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賞”[18]。所謂“上有所好，下必有所甚焉”，《蘭亭》的摹本和臨本應運而生。 “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19]，這是著名的“馮摹本”即“神龍本”。另外還有傳為虞世南臨本“天曆本”或“張金界奴本”（蘭亭八柱第一）、傳禇遂良摹本（蘭亭八柱第二）、傳禇遂良臨本（黃絹本）以及傳為歐陽詢臨摹上石的《定武蘭亭》等。 [20]

    對於《蘭亭》的鍾愛之情，太宗不僅限於把玩真跡，而且付諸於“心摹手追”的臨池實踐。從現存的《晉祠銘》、《溫泉銘》、《屏風帖》以及《淳化閣帖》收入的太宗書札來看，無不體現出他對羲之書風的吸納和發揚。

    品評羲之書風常以“內擫”一詞作以形容。沈尹默在《書法論叢》中指出：“要用內擫法，先須凝神、靜氣，一心一意地註意到紙上的筆毫，在每一點畫的中心線上，不斷地起伏頓挫著往來行動，使毫攝墨，不令溢出畫外，務求骨力十足，剛勁不撓。”可見這是一種剛堅而中正，流美而寧靜的書風。太宗赫赫有名的《晉祠銘》就取法於尚骨力的“內擫”法。此書多用圓筆藏鋒，飽藏骨力，千鈞之力凝聚毫端。在《石墨鐫華》中趙函評論此碑“全法《聖教序》、《蘭亭》而縱橫自如。”無獨有偶，清人錢大昕評曰：“書法與《懷仁聖教序》極相似，蓋其心摹手追乎右軍者深矣。”選取《晉祠銘》和《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中相同的字做出比較，其淵源關係便非常明顯。以“承”字為例（圖一），不難發現兩字的運筆都為“內擫”法，其字勢也十分相似，只是《晉祠銘》的“承”字生動、跌宕一些，而《聖教序》的“承”字更平正一些。再以“哲”字為例（圖二），其運筆的內在理路也大體一致，且都重骨力，但《聖教序》中的“哲”字在行筆中更注意提筆，因而更顯力度。比較之後，可以明顯看出太宗取法於羲之的運筆和結體，但其造詣畢竟不及右軍，不免顯露出運筆的浮軟和結體的散漫來。另外，《晉祠銘》中三十八個各有千秋、絕無雷同的“之”字著實可與《蘭亭》變化豐富的“之”字顰美。從整體佈局而論，李書既保留王書字字成其勢，互相映帶的章法特點，也體現出北書嚴整緻密的佈局，從而顯得莊重而穩健，秀雅而渾厚，溫潤而雄放，形成了內剛外柔，南北兼具的風格特點（圖三）。

    如果說《晉祠銘》反映出太宗性格中求實沉著的一面，那《溫泉銘》（圖四）則更多的是其風流倜儻的明證。此書通篇流溢出一種虎步龍行，豪放不羈的帝王氣概。它把《蘭亭》（圖五）用筆的灑脫自然、抑揚流轉和章法的疏朗通透與帝王的英邁之氣融為一體，在雍容和雅，圓勁遒麗之外，更具有整勁奔放之勢，不乏劍戟森嚴之感。所謂“質詎勝文，貌能全體，兼風骨，總法體。”[21]再以《淳化閣帖》中收入的《兩度帖》（圖六）為例，論其章法，行氣貫通，上下呼應，左右欹側，跌宕之致實為右軍手札之後續。總之，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傳承與闡釋是顯而易見的。宋人張耒在《宛丘集》中說太宗書法“用筆精工，法度粹美，雜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誠非虛語。

    唐太宗不僅在實踐領域承傳羲之書法，還專門寫了《王羲之傳贊》大張王學。在該文中，太宗指出鍾繇書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古而不今”，“長而踰制”；獻之書法“字勢疏瘦”，“筆踪拘束”；子云書法“無丈夫氣”；而唯有羲之書法“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 [22]至此而給予羲之書法一個絕對的歷史定位，使其書法地位從晉宋間特重獻之，從梁武帝“子敬不迨逸少，逸少不迨鍾繇”[23]的低谷中躍然走出，成為引領中國書壇的千年盟主。

    “盡善盡美”是書法審美的最高原則，唐太宗之所以加之王羲之，是因為他認為王羲之的書法是崇尚骨力和沖和之美的最佳結合。 “骨”的概念最早由衛夫人在《筆陣圖》中提出：“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在此，太宗排抑梁、陳俱肆巧媚、缺乏典重的書風而強調書法之筋骨，實有矯正南朝浮靡書風的目的。在《論書》中他極大地突出骨力的地位：“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在尚骨的同時，太宗反复提出“沖和”的要求。如“心正氣和，則契於玄妙……志氣不和，書必顛覆……正者，沖和之謂也”，[24]“神氣沖合為妙，今比重明輕，用指腕不如鋒鋩，用鋒鋩不如沖和之氣” [25]等。沖和是一種平和典正的氣象，它最早源自《老子•四十二章》“萬物光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黃鉞《二十四畫品》中也有“沖和”一品，“在書法美的領域裡，沖和具有虛靈平和、沖淡蘊藉的品格，它意志靜穆，境界深遠，舉之可見，求之已遙……在晉代，王羲之最富於沖和之氣”[26]。在此，太宗的論書主張可與一代英主政治上兼容並蓄、審美上融合南北的取向互相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