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著名法蘭克福學派學者德國接受美學家姚斯曾指出，“文學作品並非是對於每個時代的每個觀察者都以同一種面貌出現的自在客體，……只有閱讀活動才能將作品從死的語言材料中拯救出來並賦予它現實的生命”[3]。書法作為一個精神圖像化的文本，也同樣符合上述規律。王羲之的書法就經歷著這樣一個不斷被闡釋不斷被“生成”的過程。早在羲之生活的東晉時期，他的書法就已揚名四方，所謂“聲華四宇，價傾五都” [4]。不論是上層士人“桓玄耽玩不能釋手”、“西南豪士，咸慕其風……家贏金幣，競遠尋求”，還是平常老嫗“復以十數扇來請書”[4]都著實說明羲之書法雅俗共賞，眾人寶愛。不僅如此，羲之書法已為時人效仿，有時竟連右軍自己都說“小人幾欲亂真”[5]。但是從羲之仙逝後到南齊之間，大令書法的豪放之美更加為人推崇。儘管如此，王羲之作為偉大書家的地位卻始終不可置疑。對此，書論中處處皆有明證：“王羲之，晉右將軍、會稽內史，博精群法，特善草隸。羊欣雲'古今莫二'” [6]；南朝宋虞和雲，二王書法“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7]到南朝梁武帝蕭衍時，羲之不及獻之的局面大有改觀，“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8]與此相應的有南朝梁庾肩吾《書品》中列王羲之為“上之上”品，而王獻之僅為“上之中”品。效法羲之書法的現像在此時更加普遍，“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體，故是書之淵源。”[9]……筆者之所以做出如上枚舉，旨在把羲之書法從產生到唐代之前的接受線索做出大致梳理；試圖在鉤沉史料之際進行深入思考：既然“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11]，既然他的書法已廣為流傳，那“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 [11]而令羲之“聞而甚喜”的《蘭亭集序》為何遲遲沒人提及，是文獻散佚還是尚未為人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