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唐人何延之《蘭亭記》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答案，“（羲之）揮毫制（蘭亭）序興樂而書，……是時殆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之，右軍亦自珍愛寶重，留付子孫傳掌”[12]。原來羲之珍愛《蘭亭》，不願其流落它所，僅限家傳。如此這般，傳至七代孫智永禪師時，《蘭亭序》不得已傳給其弟子辯才。辯才自得《蘭亭》，深藏秘室，十分寶愛，然而他的小心翼翼還是未能保證《蘭亭》保持“平凡”的命運。

    貞觀年間，唐太宗登基即位。這個馬背上驍勇善戰的皇帝深知“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13]的道理，於是蓬勃興起一系列整齊文化的措施。在他大興儒學、張皇文統，建立新的教育和選舉制度之時，所謂“身言書判”的“書法”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視。馬宗霍在《書林藻鑒》概述道：“考之於史，唐之國學凡六，其五曰書學，置書學博士，學書日紙一幅，是以書為教也。又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其三曰書，楷法遒美者為中程，是以書取士也。以書為教仿於週，以書取士仿於漢，置書博士仿於晉，至專立書學，實自唐實。”同時，太宗又“詔京官職五品以上嗜書者二十四人，隸館習書，出案中書法以授之。”[14 ]，除推行上述書法政策之外，太宗還定立王羲之為國人的學書偶像。他“於右軍之書，特留睿賞，貞觀初下昭購求，殆盡遺逸”[15]；“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 [16 ]到貞觀六年太宗“命整理禦府古今工書鐘、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16]，在這千餘張真跡中，卻惟獨沒有《蘭亭序》，一場聲勢浩大的懸賞《蘭亭》的活動由此展開。

    唐太宗得到《蘭亭序》的過程，有兩種不同的記述。其一為《劉餗傳記》的記載：“太宗為秦王，日見拓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乃遣問辯才師，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其二為何延之《蘭亭記》的記載：“辯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孫。辯才博學工文，琴棋書畫，皆得其妙。……嘗於所寢方丈樑上鑿其暗檻，以貯《蘭亭》，寶惜貴重，甚於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德政之暇，銳志玩書，臨寫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辯才之所，乃降敕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齎優恰……方便善誘”。面對赫赫皇權，辯才牢記先師的遺願、恪守自我的誓言，“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歿後，薦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然而太宗渴望《蘭亭》迫切之至，竭盡所能，命令“負才藝，多權謀”的大臣蕭翼喬裝打扮，和辯才結為朋友，最終智取蘭亭。這第二種記載富有傳奇色彩，歷史上廣為流傳。雖然可能是歷史史實的文學化渲染，具有“歷史神話學”的意味，但它的形成畢竟在一定程度上傳達了當時社會的真實情況，足以見出太宗對羲之有多麼崇拜。

    其實，據《劉餗傳記》記載，隋煬帝見過《蘭亭》真跡，“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為僧所得，至大建中獻於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這位同樣喜好書畫雅樂的帝王卻沒有對《蘭亭》產生好感，僅以“王不之寶”留給後人無限遙想，在不輕易間把“第一讀者”的身份拱手相讓。何為接受史上的“第一讀者”？它當然並非第一個接觸藝術作品的讀者，而是在藝術接受活動中對經典作品的首次權威性的解讀者，借用陳文忠先生的話說，“所謂接受史上的'第一讀者'，是指以其獨到的見解和精闢的闡釋，為作家作品開創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礎、甚至指引接受方向的那位特殊讀者”[17]。具體到《蘭亭》而言，唐太宗責無旁貸地擔當起“第一讀者”的神聖使命，正是他的出現，讓《蘭亭》的接受史變得光怪陸離。假如離開了唐太宗，《蘭亭》會在何時又會被怎樣接受，都是無法設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