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中国与海外华人世界中，也许已经获得了迄今为止历史学著作中最为广大的读者群。我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上所见到的涉及这本书的网页居然高达1350万篇。这足以见证这本二十万字的小册子的社会影响力。

多年以来，我们是在枯燥的刻板的教科书的熏染下，来认识与理解既住的历史的，沉重的考试压力与功课负担，使我们很少有机会，去发掘历史中的趣味与魅力。久而久之，我们先人的历史，在我们头脑中只留下一些枯燥刻板而又简单的印象。几年以前，曾听一位老学长说过一句颇为令人心酸又发人深省的话，他说，“你想对历史不感兴趣吗？那好办，就去读读咱们的历史教科书吧。它们一定会帮助你实现这一愿望。”

多年以来，我们，以及比我们更早读书的哥姐与比我们更年幼的弟妹，都多少有过这样的体验。长此以往，完全有理由担心，在原来的历史教学书体系影响下的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比我们更年长或更年幼的中国人，也许就会与自己的历史中断了精神上的联系。我们将只生活于这样一个既没有“过去”，因而也没有“未来”的现实世界中，生活于一个与自己的历史文明中断了对话与交流的世界中。而日益迅猛的全球化潮流，只能进一步加强这一趋势，而决不会改变这一趋势。我的姨夫是中学里当历史老师的，他常常问我，为什么只对数理化有兴趣，而不愿意学历史或其他文科，我只说了一句，历史太简单了，其实这是气话，历史当然不简单，但教科书的却简单得只剩下四大发明，赵州桥，陈胜吴广，再加上个张骞通西域，如此而己。

一直到了第一次在朋友的介绍下读到了《万历十五年》，才使我与许多同辈读者一样，大吃一惊，原来历史是这样的，原来历史是可以这样写的！古人世界的刻板印象居然从此一扫而光。黄仁宇的生动文笔，淡淡的幽默中透露出来的人生智慧，讲述明帝国宫城中的生活场景，似乎是那么信手拈来而不经意，却包含了来自于作者化三年之力研读过的厚达1000多册的《明实录》中信息。例如退朝后的百官们对司礼官唱调的嘲笑，例如大汉将军320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齐声重复九岁皇帝的“拿去”，献俘仪式上的这一场面实在令人浮想许久。

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史学上的功力以及文笔的生动流畅，并非如一般通俗史著那样，仅仅是单纯地讲几个故事，提高点读者的兴趣而己。这本书里贯穿着作者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命运的理解。他把一个一个与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活人介绍给了我们，让我们也去了解他们在人生体验与命运纠缠。《万历十五年》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些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更深刻的东西。揭示了中国传统文明的沉重的一面。

如果有人问我，你能不能用简单几句话，说出读《万历十五年》给我的感悟，那么，我要说的这句话就是，中国传统文明，已经越来越像一张硕大无朋的、无形而又无所不在的网，它把所有的人定格在这个网络的每一个格子里，让他只能以他必须遵从的方式去说话，去行动，去追求，去哭，去笑。如果不是这样，他将无法在这一个社会里生存下去，然而，一旦他这样做了，他可以生活下去，但他的命运与从此早已经注定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例如，张居正是少有的能干人，他深受皇帝信任，位极人臣，并能利用这种信任去做一番大事业，可惜他注定要成为死后的制度牺牲品，明代取消宰相一职，张居正只能是皇帝的顾问，而并无正式的决策权与任免权（见本书73页），这一特殊地位与角色，使他不得不“名不正则言不顺”地去引用私人，以造成一个推进他的事业的文官派系，并玩弄一些不那么中规中矩的手段。其结果就是，凌驾于官僚群体之上的他，必然结怨甚多，在道理上自然会惹人口实，死后被他的政敌清算一空。

取代张大学士的首辅申时行，颇懂得在朝中的放低身姿的为官之道，是个“和稀泥”的好手，也许在当时情形之下这算是既明哲保身，又能调节人事关系的最合适的做法，然而，在处处受到体制与人事关系的约束的条件下，他的妥协又被政敌攻击为“只顾目前适应，放弃原则”（84页）。

在作者的解读下，明朝皇帝也并不是天生的坏人，万历皇帝，以及正德皇帝，这两个皇帝，同样是有七情六欲的大活人，帝国的网却使他们的人性与制度发生持续的冲突，并变得越来越不近人情。在与强大的文官制度的较量中，正德皇帝狡诘而叛逆，放荡而浪漫，如果活在现代，他可能会是一个好的棒球运动员，然而不幸他生于那个环境，精力充沛的他为了摆脱宫中无趣的生活而居然御驾亲征，竟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而万历皇帝，由聪慧好学、有远大抱负而逐渐变得心灰意懒，成为中国历史上数十年不上朝的最不负责的天子，并种下了明帝国败亡的最初的种子。

同样，模范官员海瑞、不知疲倦的大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等人，则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做到功德圆满，有的甚至身败名裂。为什么明帝国上至天子，下至百官中的这样一些杰出人物都会遭受这样的命运？这是因为，由我前面所说的“天网”已经日益牢固地束缚着人们。这个天网就是由儒家的道德说教，复杂而繁琐的礼仪、百官必须遵守的各种官场规矩与潜规则，以及用作者所说的祖宗传下来因而不可更改的“原始而简单的制度”（179页）。

在作者看来，“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作者所的这句话，使人们把批判的视角，从一个一个的具体历史人物，转移到更深刻的社会背景上去。作者还进而指出，“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这句话远比对封建主义专制体制的抽象批判更有说明力。

这个贯穿于明帝国的政治上的天网又是如何形成的？其实，它又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自己编织起来的，为了王朝的安全，为了避免种种可能带来的风险，皇帝和力求保位升迁的官吏群体，宁愿因循守旧；宁愿承受祖宗之法带来的诸多不便，宁愿让事态越来越严重，也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即使偶一有了深远见解的勇敢的挑战者，稍稍迎合了这种变革的趋势，也会立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道德义愤之中。人们所注重的只是体制的安定，只要能维持大局就行。军事上也是如此，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就应放弃，代以更为合理的募兵制；零碎的补给制度，也早应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国没有能力也不允许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部分的修补。

在过去对历史的简单理解中，我们只知道封建主义专制之封闭保守，却并没能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万历十五年》给我们展示了这些人物在“天网”中的命运，让我们看到了更深刻的东西。

明帝国的走向灭亡是此后几十年的事，但万历十五年却把这一过程的更早阶段的走向，通过这一天网式的无所不在的制度，提前告诉了我们。腐朽的制度束缚了经济，大帝国渐渐衰弱老去，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体制使社会发展已至山穷水尽地步，没有全面改革和全社会参与，任何个人行为都属无济于事。明帝国的这些皇帝们、首辅们、勇猛老练的将军们，以及孤独的思想家们也力求用他们自己的努力，来与腐朽的制度抗争，然而这种冲突中，他们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微弱了，而他们自己又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存勾心斗角。凡此种种现象，使任何尝试改变现实的人们无异于是以卵击石。他们或者身败名裂，或者郁郁而终，甚至成为牺牲品遭殃受害。

制度比人更重要，这是人们所熟知的至理箴言。制度之网可以给一个民族以繁荣与幸福，也可以给一个民族带来悲剧与灾难。当我们合下《万历十五年》的书页，掩卷而思时，当我们在为改革开放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中国的未来作前瞻时，古老文明的衰落的命运，将不得不使我们举一反三。正如有人所说的，“大历史是不会萎缩的”。任何时代的人们为了自我认识，都需要反省自己民族的历史，历史学的生命力与魅力，正体现在作为一个民族的自我反思的时间之流中。

本文作者：萧功秦 简介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946年9月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祖籍湖南省衡阳市，汉族。1965年高中毕业。通过自学于1978年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专业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82年起在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87年晋升为副教授。现兼任上海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曾参加了1986年在南京召开的国际元史学术讨论会。目前侧重于元代文化思想史的研究。

主要论著

《论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危机》，《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辑，1981年《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4月《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983年《忽必烈时期儒臣的反功利思潮及其政治影响》，《上海历史学会论文集》第一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元代理学散论》，《中国哲学》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