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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别了六十年还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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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变迁和沉淀，总让我等有时候有种历史大发现之感。

11月17日，一个美国人死后四十六年，骨灰又穿越浩渺的太平洋，葬于杭州，墓碑上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不是小时候的课本上，毛主席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专门点名的那个美国大使么，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写下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毛泽东称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文章被录入学校课本，让好几代中国人熟知了他。毛泽东专门跟他“告别”，六十年过去了，他怎么又要“回来”。

然而，在政治我们对他又很陌生。对于近代史人物，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意识形态的色谱，在黑白分明的政治视域之外，都处于色盲。司徒雷登政治之外的色彩，就是被我们习惯的政治色谱无意中遮蔽了。

毛泽东指摘的司徒雷登的大使身份，只不过两年，而其86岁的生命中，多数时间是作为传教士和教育家，在中国土地上耕耘。他可谓生于斯的“出生地中国人”；更有着长于斯，工作于斯，超过60年的“中国人生”；在担任被毛泽东点名批评的美国驻华大使之前，他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校长(校务长)，几近三十年(1919-1946)，将一所小型教会学院建成了建成了与北大、清华比肩而立的大学翘楚。美国时代周刊曾誉其为“在华最受敬重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1949年以前。

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大半生的司徒雷登，因此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 ，把中国当作故乡。当然，我们对此未曾认可，也难以理解一个蓝眼睛黄头发的美国人，为何魂牵遥远的东方。

司徒雷登是“杭州人”

如果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生长相隔万里的他乡，整个人生也奉献给了那里的人们，那么，“他乡”，即使多么遥远，是否也可以称为“故乡”，就算所谓的国家、政治之间有了多么坚厚的隔阂，是否也无法割弃这种血肉融合于他乡大地的联系。人们固然有血缘和祖籍的故乡，但是，人生的故乡，还应该是一生中所奉献的所在地。

中国，就是司徒雷登这样的人生“故乡”。

司徒雷登应该说是位“杭州人”。1876年6月24日他生于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司徒雷登的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1869年来到杭州并开始在此传教，直到1913年去世。他的母亲玛丽随丈夫来华后，热心于教育事业，曾创办女子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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